Jeffrey Lehman:創造力需勇氣 要承擔遭羞辱的風險
鳳凰財經訊 11月3日消息,由國家科學技術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辦的“2012浦江創新論壇”于11月2日-3日在上海召開。上海紐約大學常務副校長兼CEO Jeffrey Lehman就“研究型大學”發表觀點。
他提出,創造力需要勇氣。“關于創造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藝術家亨利馬蒂斯說得很對,創造力需要勇氣。我們的情感告訴我們遵照先例,人云亦云,因循守舊是比較保守的做法。如果我們只是重復,也是比較保險的做法。如果你提出一些新的東西,則有可能遭遇尷尬甚至羞辱,這就要求我們要勇于承擔創新的風險。我們也許是錯的,甚至是愚蠢的。在基礎教育層面,多數社會都傾向于教育孩子不要太異想天開,要做乖孩子,照老師和家長說的做,被動的學習重復。當遇到問題的時候,大人們總會教給孩子一個現成的方法讓他們解決問題。但作為一個創新型的成年人,我們得有創新的勇氣,要抓住機會提出創新的想法,既使是錯的。
以下為演講實錄:
Jeffrey Lehman:尊敬的嘉賓們,我們在這邊舉行浦江創新論壇,在論壇上面主要討論創新生態的各種元素,這是一個非常博大的,令人激動的話題,這個話題已經深入了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我今天主要想談談生態系統的一角——研究型大學。
我曾在四所不同的研究型大學供職,在這些大學工作的經驗也讓我相信研究型的大學可以對創新生態做出非常突出的貢獻。今天我的發言將著重討論如何讓研究型大學可以更有效的為創新生態做出貢獻。我建議研究型大學是創造型環境的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我認為如果研究型大學能夠具體做到以下兩個方面的話,就能形成一個創新型的氛圍:首先要成為吸引優秀學者和學生的智慧中心。另外,他們的教學方式要能夠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我想先談談四位作者,他們都幫助過我去更好的理解創新的重要性,以及創新產生的機制。在20世紀上半葉,雄彼德堅持經濟學理論應該更多的關注企業創新,他也堅持說新的產品、技術、資源和組織,才是持續推動經濟內在結構變革的動力。并且他把這一過程稱為創造性的破壞。熊-彼德的觀點源自于他是經濟學家的角度。
而德拉科作為在一位紐約大學執教超過20年的教授,從商業領袖的角度出發,認為創新決不是運氣的產物,而是一種通過認真分析和努力實踐后能夠學會的技能,他告訴我們如果你關心周圍的事物就能夠成功的創新,在商業環境里尋找那些出人意料的成功和失敗。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層面里去發現人口、觀念和知識的變化,當你找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可以細想一想,為什么一個細小微小的簡單變化,能夠給市場帶來巨大的變化,再想一想怎么樣控制帶來的改變。
克里森發現,老的企業更注重改進他們正在做的,受顧客歡迎的東西,而不是去創新。那些新的企業呢,他們更喜歡引進一種顛覆性技術的方法。新的工作方法在一些方面不如老方法,但在其它方面做得更好,比如說新的方法更簡便也更便宜,新的企業通過不斷完善新技術,可以讓工作方法在各方面足夠優秀,在原先不足的方面趕超老企業,又保持創新的優勢。在之后的工作中,他進一步研究那些人是如何創造出顛覆性技術的,這樣的人都喜歡問一大堆問題,有一些則花很多時間和各種各樣的人交流,有一些人做大量的實驗。這些創新者有機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這些想法在別人看來可能毫無關聯,然而這些創新者們成功了,因為他們發現了這些想法之間的關系,而且把他們結合在一起,這個時候創新就誕生了。
威廉姆斯,他是紐約大學教授,建立了一套讓人們可以產生顛覆性創新的流程,并把這個流程分成幾個步驟。首先提出一個創新型的假設,然后試著怎么把這個假設轉化為現實的商業契機,再提出一個顛覆性的方案,去抓住這個契機。然后想辦法讓這個方案落到實處,最后說服別人也加入進來。
當我看他們著作的時候發現,創新生態是在持續并迅速變化著的,在創新生態的舞臺上,角色頻繁更迭,它們迅速壯大,又很快被更強大的對手所取代。我今天早上的觀點是研究型的大學能夠通過為這個舞臺提供背景,一個創新型的氛圍來成為創新生態的重要一環。把杰出的學者、優秀的學生都聚集到一個有高度啟發性的環境當中,通過特定的教育方式,從而來培養這些學生的創造力。正如它的名字一樣,研究型大學當然應該致力于科研,但大學不是唯一做科研的機構,商業做科研,今天早上也聽到了很多例子,比如說GE在科研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還有非政府組織、政府和個人也在做科研。大學科研的獨特之處又在哪里呢?我的經驗是,大學只有在做其它組織尤其是商業不做的科研的時候,才能獲得最大的成功。這種科研不是為了設計某個商品,而是為了創造更廣義的公共福利。
一種屬于此類的科研就是“基礎研究”,特別指那些致力于開發和檢驗關于這個世界如何運行的理論研究工作。接觸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理解另一種屬于此類的科研,稱為應用研究。應用研究致力于解決現實世界中的現實問題,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應用研究分為很多種,而大學的最大貢獻在于其中一種,最好的大學應用研究支持行業研究,但決不應該是去取代它的工作。這種應用研究,應該滿足兩個關鍵的研究標準。首先大學的應用研究必須是原創的,而不是簡單重復。而且這些研究的結果必須是我們在研究之前確實不知道。
第二,大學的應用研究要有廣泛的意義,對很多方面都有作用,能在未知的黑暗中為我們灑下大片光明。有人認為研究型大學強調基礎研究和關鍵應用研究是個錯誤。他們覺得大學應該把大部分科研實力直接用于商業創新,去開發對社會有直接影響的新產品。在美國,這些人催促大學要在“技術轉化”和關商業孵化”上花更大的力氣。但這樣的研究不應該主導大學的科研工作,因為這些工作的意義有限。根據我的經驗,上述這種科研在企業界往往可以做得更好,而研究型大學則更應當專注于做那些其他機構做不好的研究。
我今天的主要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是創新生態的必要組成部分,既使他們不生產新產品或培育新產品,作為基礎研究和關鍵應用的教授,創新的種子只有在復雜多樣的環境里才能生根發芽。如果一個人不肯花足夠的時間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那他無法在跨領域的中取得成功的。
研究型大學能貢獻創新生態的第二個要素是對優秀學生的吸引力。數百年來,頂尖的學生們遠離家鄉去上大學,就是為了能更接近那些偉大的學者。為了使得最大化的為創新生態做貢獻,研究型大學要做的決不僅僅是把優秀的教授和學生聚集到一個地方。對一個大學來說,把人集中起來,然后等著看他們能夠做些什么這是遠遠不夠的。研究型大學必須明白學生需要什么樣的素質才能成為他們這一代人具有顛覆性的創新者,還必須精心設計課程和教學法培養學生這些素質。
請允許我就其中的一點發表觀點,那就是創造的能力。創造力是指產生新的有價值的事物的能力,已經有大量的研究關注創造力。舉個例子,有學者在研究為什么有的人會對一個問題產生多種不同的答案,這種素質被稱為發散性思維。還有學者在研究為什么有的人能把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想象成完全不同的樣子,這種素質被稱為反事實思維。關于創造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藝術家亨利馬蒂斯說得很對,創造力需要勇氣。我們的情感告訴我們遵照先例,人云亦云,因循守舊是比較保守的做法。如果我們只是重復,也是比較保險的做法。如果你提出一些新的東西,則有可能遭遇尷尬甚至羞辱,這就要求我們要勇于承擔創新的風險。我們也許是錯的,甚至是愚蠢的。在基礎教育層面,多數社會都傾向于教育孩子不要太異想天開,要做乖孩子,照老師和家長說的做,被動的學習重復。當遇到問題的時候,大人們總會教給孩子一個現成的方法讓他們解決問題。但作為一個創新型的成年人,我們得有創新的勇氣,要抓住機會提出創新的想法,既使是錯的。
一所好的研究型大學知道怎么樣培養學生這種勇氣和創造力,把這種能力進行傳播,把聽老師話的被動學習,轉而鍛煉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生不會因為新的錯誤的觀點得到獎勵,當然也不會受到懲罰。這樣一種環境的教學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如果只是重復別人做過的事情,顯然也不會加分。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在畢業后非常受到歡迎,實際上那些需要創造型人才的企業,都會跟研究型大學互進。等學生一旦畢業,企業會迫不及待把學生招到門下。一旦企業的數量達到一定的程度,其它輔助人員也會涌入比如說像風險投資人、技術員、律師、會計師等等。在過去管這種發展模式叫“人才雪球”,當人才的數量聚居到一定數量的時候,會有更多的人才靠攏過來。一個健康的創新生態里面,應該包括不斷的互動。作為創新氛圍的提供者,研究型大學能為成為創新型大學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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