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投資者太出名不是好事

2012年11月09日 14:45
來源：國際融資作者：金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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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和金融沾上邊的人，無不知曉索羅斯的大名。作為機智的投資者，索羅斯在資本市場的博弈中有過出色的業績。正是國際資本市場的架構、游戲規則和運作方式，使得他在幾十年的從業生涯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反思，并對金融行業進行整肅，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加強監管。這已經引起了國際上很多影響甚大的金融機構的抱怨，擔心過度監管，妨礙其業務的發展。索羅斯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他是贊成還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他對全球化、資本市場開放、資金自由流動、金融監管等問題的看法，究竟是什么態度？

他的觀點集中在《2008年大崩潰》這部著作之中，也許會使你感到驚訝，他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運用的很多看法，都和你對他的預期有很大的出入。索羅斯的思想和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現代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大玩家對于資本主義和自由競爭的復雜的看法。讀懂他們的書，明白他們的思路，對于走出國門參與全球化競爭的中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課

索羅斯是一位被很多人誤解的人物

我第一次和索羅斯先生見面，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不久。當時高盛公司副董事長霍曼茲(Bob Hormats)在紐約為我組織了一個小型早餐會。根據安排，我向與會者介紹了中國經濟情況，特別是中國政府采取的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索羅斯先生只是靜靜地聽著，沒有提很多問題，但我感到他非常關注亞洲地區和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

索羅斯先生關心亞洲，不僅是因為在20世紀70、80年代以來，亞洲發展的強勁趨勢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了創造高額利潤的良機，更因他個人被卷入了危機的浪潮之中。泰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被歸因于對沖基金的瘋狂襲擊。索羅斯管理的對沖基金當然被認為難辭其咎。在一些人眼中，索羅斯不只是管理對沖基金，他簡直就是對沖基金的化身。當年他預測英鎊貶值，成功地利用這一機會贏得豐碩的收益，從而名聲大噪，被視為杰出精明的金融家，而亞洲金融危機則使他的名聲打上了一個特別招眼的烙印。

我在早餐會上雖然沒有直接去評論對沖基金的作用，但談到資本賬戶的開放和金融市場管理的問題，且強調了一點：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緣由很多，有關國家有必要去認真審視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華盛頓共識”以及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制定的本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資本賬戶管理等，以便從根本上改善和提高宏觀管理水平。相比之下，中國政界和學術界對于國際上對沖基金及其他游資引起市場動蕩的問題，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冷靜的，沒有偏激。這倒不是因為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攻擊和重大損失而無動于衷。中國看到了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困國家存在著宏觀經濟失衡的問題，目睹國際游資、對沖基金和其他熱錢摸準了這些國家的政策漏洞，巧妙得手。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許多國際會議上，我們始終強調把對沖基金納入監管范圍，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這種投資機制。

早餐會后，霍曼茲對我說：“索羅斯非常注意你講的話，他是極聰明的人，你的言外之意他都聽明白了。”在和索羅斯先生握手道別時，我表示，期待有一天在中國再次和他會面。無論他本人的投資活動如何，無論對沖基金受到怎樣的評論，至少我們歡迎索羅斯來中國進行交流。畢竟，這種交流有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當今金融市場，加深對其運作的理解，我想，索羅斯先生一定會體會到中國的開放和務實態度。

最近我見到他，是在始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之下，2009年4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主持的一次小型討論會。我知道他將在6月訪華，在會上我告訴他，我會參加他在北京的一些活動。我說：“你的大名在中國真可謂家喻戶曉。”他似乎很嚴肅地說：“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感覺到他對自己的名聲的敏感性不減當年。在這次會上，索羅斯先生談到了危機對中心和邊緣經濟體的不同影響。顯然，他現在更多地是作為一位慈善家，而不是一位金融市場角斗士來觀察國際經濟問題，這反映了他全新的、更加寬廣的視角。

事實上，索羅斯先生在中國受重視和歡迎的程度，遠超過他的想象。他被視為一位敏銳機靈的金融家、有睿智的學者、慈善家。他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在中國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他這部著作修訂后在中國再版，將會熱銷，恐怕很難在各家書店的書架上呆得住。索羅斯先生無疑是一位被很多人所誤解的人物，哪怕是善意的誤解，也許只有認真閱讀他的書，才能對索羅斯先生本人的立場和觀點有真正的了解。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分析和觀點，但你會認真思考他在這本書中提出的非常有見地的論述。但是，誰又料到令人最為驚訝的卻是太平洋彼岸發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索羅斯向西方現代經濟學挑戰

歷史的發展總會給人帶來驚喜或驚恐。十多年以前發生的那場席卷東亞的金融危機，似乎證明了被索羅斯等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顛撲不破的真理。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看法，亞洲受困國家之所以發生這場災害，不是由于自由市場經濟執行過頭，而是實施不力。可是，十年之后從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包括西方在內的很多人，包括政界和學術界的人開始對市場萬能論表示懷疑。

索羅斯先生此書前一版的中文版書名譯為《索羅斯帶您走出金融危機》。我真佩服譯者和出版商自由改動標題的膽略。但如果換一個標題，表述為“索羅斯帶您走出導致金融危機的經濟學模式”，雖然?攏掛埠蝦醣臼櫚鬧髦肌Ｋ髀匏瓜壬哉獯謂鶉諼；娜蹋枰槐椋科湓滌傘Ｍü?008年金融市場的大崩潰的分析，他更是堅信了自己對危機爆發的根源的認識。他認為，2008年的危機表明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意味著完善市場經濟均衡論的終結。他的立論可以說是顛覆性的。也許很多人會同意，這次危機表明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終結。但這場危機是否會使很多人——特別是經濟學家，挖掉現代經濟理論的基石，卻是一個大問題。

索羅斯先生是金融市場的直接參加者，而且其出身為前臺操盤手，對于熊市、牛市、暴漲、暴跌等自然有更多深切的感受。他畢業于倫敦經濟學院，是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終年格斗于金融的競技市場內，是熟諳此道的專業人士。因此，他對經濟學和市場的認識，不同于傳統式的經濟學家，是并不奇怪的。促使他對主流經濟學模式大膽挑戰的，是其幾十年從業經驗的感悟。但是，這一次金融危機，無疑增強了他要創建全新的經濟模式的決心。

索羅斯先生向西方現代經濟學挑戰，不見得像是唐吉坷德獨自戰風車，經濟學確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責難。2009年7月18日出版的一期《經濟學家》雜志的封面赫然印著一幅漫畫，“現代經濟理論”形象地表現為一本沉甸甸的書，并且變成了一塊正在熔化的巧克力蛋糕。下面是醒目的兩行字：“經濟學的問題出在哪里？危機又是怎樣在使之演變？”該雜志的編者認為，在所有破滅的經濟泡沫中，最搶眼的無非是經濟學本身這個泡沫的破碎。而對經濟學作為救世理論提出責難的，恰恰來自于經濟學家本身。這場危機似乎使經濟學家隊伍陣腳大亂。本來，像其他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那樣，經濟學陣營內部從來就不缺乏爭論。但問題是，現在的爭論，似乎已經不是學派之間的對峙，而是關系到經濟學這門學科本身的公信力。保羅·克魯格曼2009年6月10日在倫敦經濟學院演講時說：“過去30年來，宏觀經濟學最出色的表現無非是明擺著毫無用處，最糟糕的表現則是絕對有害。”這番驚世駭俗的言論出自2008年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經濟學家，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現代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被稱為西方庸俗經濟學，以示不同于我們熟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關注的問題和研究方法上來講，西方現代經濟學也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有很大的差別。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不再給不同于自己的學派扣大帽子，逐步地接受了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并且擁有了一大批中青年經濟學家。當今世界，不少經濟學教授把這門學科作為純數理學科來處理，力圖通過數學模型來詮釋經濟現象，以解答社會問題。經濟學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因為社會在不斷發展，就方法論而言，更應有廣泛探討的自由。

這場金融危機當然不會宣告經濟學的滅亡而使之徹底退出學術領域，從大學的課程里被清除。相反，“經濟學的貧困”似乎應該使經濟學受到更大的重視，以豐富“貧困的經濟學”。經濟學家需要重新審視他們的方法論和模型。經濟學家應該更加看重自己設計的模型，還是在模型上運行的實際內容？應該是更相信假設，還是更多地考察現實？

索羅斯先生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但是幾乎無人予以理睬。他承認自己也曾懷疑過這一理論的意義，且其分析論證都很粗淺，但他確信他的理論優于現有的經濟模式。他坦言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度的，希望有人來幫他完成其新理論的建構，用中國人常用的話來說“拋磚引玉”

索羅斯先生要想顛覆的是被主流經濟學家認可并至少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般均衡理論，因為金融市場均衡理論無非脫胎于一般均衡理論。而索羅斯矛頭所指，直接觸及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發端。一般認為古典經濟學始于18世紀50年代的重農主義者，終于19世紀70年代的列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古典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但一言以蔽之，可稱為剩余學說，因為其關注的是對消費剩余產出的生產和分配。而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則是受制于技術和現有產權約束條件下，一定量的資源在競爭性的目的之間的分配。

新古典增長理論主要研究競爭條件下的經濟隨著時間推移趨于均衡的經濟理論。均衡有兩種，一是即時均衡，另一種是長期均衡。雖然長期均衡包含著特定時間的即時均衡，但一系列的即時均衡并不構成長期均衡。長期均衡的特性是，經濟活動當事人根據預期未來發生的事件，在當期采取一定的行動，以使未來不會對此項行動感到懊悔。這就是所謂“合理預期均衡”。但事實上，長期均衡。即穩定狀態均衡，是否能實現，一直備受質疑；即使可能實現，也很難證明一系列短期的均衡最終歸宿于長期均衡。

索羅斯的“反射理論”與“超級泡沫”觀點

金融市場最終趨向均衡的理論假設：偏離均衡是市場在突發的外部沖擊之下，超過市場自身調整能力所造成的。索羅斯先生認為，金融市場不能準確地反映當前的市場環境，總是和現實發生偏離或曲解現實。而頻頻發生的金融危機說明金融系統本身存在著制度缺陷。索羅斯先生提出的“反射理論”(reflexivity)否定市場均衡論。他指出，市場行為事實上和市場趨于均衡的傳統理論完全相對立。按反射性理論，市場當事人在市場中對價格體現的曲解，會影響市場價格的最終實現。反射性理論揭示了市場價格和現實之間的互相影響的關系。他認為暴漲-暴跌的周期是反射理論的明證。按照索羅斯先生的看法，人的偏見和誤解使事件的過程發生不確定性，從而影響到事件的最終結果。因此，反射性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市場現象。他也指出，盡管反射性理論能夠更加確定地解釋事件，卻不可能用來準確地預測未來。他認為暴不必去尋找提供準確性預測的理論。然而，市場當事人最關心的是：明天市場怎樣？

金融市場均衡論和“有效市場假設”(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即EMH)的理論是密切相連的。其實，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對于“有效市場假說”不是沒有挑戰的。按照這一假說，一項金融資產的價格，反映了與其價值有關的所有信息。經濟學家歷來認為，支持這種假設的實際證據非常充分，在經濟或金融理論的任何假設中，沒有什么比這一假設經受過更多的測試。經濟學家在用計算機模擬測試這一假設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偏離均衡的情況，也總是想找到各種原因來揭示導致偏離的因素。現代金融工程，正是建立在EMH之上，并運用復雜的數學模型來設計各種金融衍生產品，諸如資產證券化、信用違約掉期(CDS)和抵押債務憑證(CDO)等等。毫無疑問，2007年開始暴露的金融市場的巨大風險使整個金融市場均衡理論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金融泡沫的破產，象征著“有效市場假說”的破產，

新古典主義者進行經濟分析的核心是，市場供求關系確定價格。這一假設也是理解金融市場的出發點。要研究市場供求關系，那么假設市場均衡是必然的，否則就沒有立足點。但是，正如索羅斯自己所明白的那樣，要推翻現有的經濟理論，創立一套所能量化的、基于數學模型的現代經濟理論，并非易事。在目前，至少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很難推翻現代經濟學家的數理模式的研究途徑。難題不在于某一理論，如一般均衡理論是否正確，而是從根本上建立新的方法論，創建全新的模式。在經濟學領域內有一條潛規則，即必須要建立一種新模式，才能推翻既有的模式。因此，首先就要創建一個嚴密的、數理的模式。但是，如果從根本上就不接受這種理論模式，那么假無論創建什么模式，首先就被推翻了。這就陷入了“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 22)的束縛。畢竟，經濟學離不開數量。

因此，索羅斯挑戰的對象，可以歸結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不管這是否出于他的本意。經濟學歷來是一門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但經濟學又離不開數量。20世紀以來，精確描述經濟活動和經紀人(或曰市場參與者)的觀念與反應，即經濟活動過程，幾乎完全是被作為自然科學那樣來對待的。盡管大家都會從內心承認經濟學不是“導彈科學”(rocket science)，但經濟學家樂此不疲的，是將經濟分析當作物理學那樣來處理。經濟學的定律應該像牛頓或愛因斯坦的定律那樣，經得起推敲和實踐的檢驗。諾貝爾基金(瑞典皇家科學院)于1968年創設諾貝爾經濟學獎后，1969年首先授予弗里希(Ragnar Frisch)教授和頂伯根(Jan Tinbergen)教授這一殊榮，因為他們是把經濟學發展為數學和定量的科學的先驅。

新古典經濟學要對市場活動進行精確的描述，要找到其復雜的活動的定律，就不得不像自然科學中采取“控制實驗”那樣的辦法，排除各種干擾因素，就一種純粹形態——完善競爭市場——作為分析的前提，并假設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是充分理性、掌握完全信息的人。即使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充分駕馭理性的市場參與者，也會在假定自己掌握的信息對稱的前提下，理性地作出市場的判斷和決策。無論是效用函數還是生產函數，都是驅動經濟當事人作出理性選擇的依據。問題在于，金錢逐利的“本能沖動”及其一發不可收拾的活動，應該是被看作市場當事人的理性活動還是市場外部沖擊？

索羅斯先生的另一重要觀點是“超級泡沫”(super bubble)，超級泡沫的發展是由于信貸和負債的不斷增加所引起的。房地產泡沫只是超級泡沫的一部分。超級泡沫的產生，歸根結蒂是由于對市場均衡的錯誤認識。如果市場均衡的偏離只是因為外部沖擊引起的，那么，信用的擴張是否可以被認為是外部因素？如果不是外部因素——因為信用的擴張和收縮是金融市場最根本的因素——那么追逐自我利益不受約束和放松管制的制度安排是無可非議的。索羅斯先生認為，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所極力推崇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思想是問題的根源，正是由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影響，才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機。

但是，現實又告訴我們什么呢？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賴以產生的及其復雜的數學模型，無論其計算出來的利潤如何極大化，都釀成了罕見的金融災難，致使百年老店在華爾街轟然倒下，整個西方市場一片混亂。要求徹底改造金融市場，改革金融監管的呼聲成為時代的主強音。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瘋狂逐利的當事人所依賴的金融杠桿和衍生產品，就像“方程式”(Formula One)中的高速賽車，雖然迅猛無比，但只要受到一點外力，就會突然翻車，摔得粉碎。這個外力，并不來自于競技場外的任何力量，恰恰來自于競技場內斗士們相互之間的碰撞。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是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壟斷下不斷演變的，并且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迅速地被克隆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區，特別是不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這種擴散的方式，得益于“華盛頓共識”。這一稱謂具有巨大的道德約束力量。因為是共識，所以不趨同者就是異教徒，就會被放逐，沒有資格去分享國際社會在這一共識下創造的財富。如果一個國家不接受這種共識，而又要參與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過程，并從中獲利，這不是一個規模有限、貧困落后的國家所敢奢望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推動這種思潮的政體，自己卻成了其犧牲品。

我們不乏各種思潮或理論的名稱，一種比較溫和的提法是新自由主義經濟(Neo-Liberal Economics)。在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看來，競爭市場機制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市場機制是自發的、非理性的、個人充分享受自由決定的產物。由個人自己去判斷而形成的市場機制一定會優于權威機構的設計。金融危機不僅對市場均衡理論，而且對該理論的重要基石——人的完善理性提出了挑戰。理性的市場經濟意味著追求利潤極大化，因為市場當事人的理性選擇必然導致市場均衡。事實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早就對這種理性表示了否定。他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首先在于人擺脫了宗教關于獲利的罪惡感。而一旦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理性是難以保持的，非理性才是普通現象。

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1904年)通過統計數學說明了資本主義精神和宗教文化變遷的關系，他承認資本主義在加爾文以前就已取得了高度的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心理等先決條件都已具備。但是，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過程，始終受到教會的主導思想的制約，遭到聲討、殺伐、蔑視和冷漠。宗教信仰歷來限制人們對財富的渴求，而不是使人們想到財富的積累是上帝永恒的恩賜。韋伯在方法論方面強調學術上的客觀性，注重對人類行為動機的分析。但是，韋伯對人類行為動機的分析使他進入了一個極為敏感、充滿爭議的領域。另一方面，我們也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一個失去道德標準和精神境界的市場將會發生怎樣的混亂和災難。

市場當事人的非理性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獲得三項新聞獎的《金融時報》助理主編吉蓮·泰特(Gillian Tett)在其新著《傻瓜的黃金》(Fool’s Gold) (2009年)中，對這場危機中人們表現出的貪婪、瘋狂作了詳盡的、入木三分的描述。查爾斯·金德勃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羅伯特·阿利勃(Robert Aliber)的《瘋狂作恐慌和大崩潰》(Manias，Panics and Crashes)(2005年)一書對金融危機的歷史作了全方位的敘述。歷史揭示，市場當事人在充分相信自己理性的心理狀態下，從事著最不理性的經濟活動。也許，市場確實需要一個冷冰冰的、嚴格的監管體制來調節人的行為。索羅斯先生對此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

既然哈耶克否認理性是市場趨于均衡的原動力，而市場當事人非理性行為的驅動所形成的市場機制優于權威機構的設計，那么，當市場崩潰時，又該如何解釋呢？是因為市場當事人過于理性嗎？反過來，如果承認是理性驅動，那么，市場崩潰的解釋只能是非理性行為。在同一市場條件下，理性就是非理性，兩者沒有區別。索羅斯先生在書中有意無意地回避了理性和非理性的爭論，他強調人類認知的缺陷，以及由于這種缺陷，認知和現實之間永遠存在著的差距。于是，我們經歷的是自我相關(self-reference)，在一種不確定性之中，迂回于認知和現實之間。

我在這里討論的許多問題已經超出了索羅斯先生命題的范圍，甚至觸及了他所無意涉及的領域或表達了他無法同意的觀點，但正如任何理論家都不可能控制其理論的詮釋、發展和影響一樣，索羅斯先生也不可能左右他的理論的發展命運，也許這正是他所希望的。(攝影王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