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富：賭徒藝術家決定了電影往哪兒走

2012年11月09日 18:10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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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這種反斗或者是爭口氣，你怎么形容都行，我覺得是這樣的一種電影人的骨氣，在維持著我們這個行業的活力。電影史的各個階段，其實就是這樣的狂賭串聯起來的”

本刊記者 余楠 發自北京

華

誼兄弟董事長王中軍有一次和馬云、李連杰聊天，幾個人突然有個疑問：“太極”這樣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富礦，這么多年竟然沒被內地電影作為開掘題材？正好李連杰一直希望拍部電影，講述自己習武和修佛多年的心得，一個新的電影項目由此應運而生。因為年齡跨度原因，原定的男一號李連杰后來退出。——這就是電影《太極”的來由。

沒有人想到《太極》會順勢發酵，成長為三部曲。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已經成了華誼迄今最昂貴的電影項目，僅前兩部現在已經耗費投資達2.2億元。外界盛傳的馮小剛最終沒有成為這個超級大盤的導演，他在忙著凝結了自己十多年心血的《1942》。執導《太極》系列的導演，是1974年出生的馮德倫。對一部分觀眾來說，他的身份更多時候依然停留在歌手或是演員上。

在這樣一個龐大項目背后，一定站著一個知名監制保駕護航。不斷追加項目預算和大膽推薦啟用新人導演，這是他留給外界最深刻的兩大印象。他就是華誼兄弟的藝術總監——陳國富。

選擇合作伙伴像是相親

“諳熟類型規律”、“精準把握市場”、“幕后高明推手”、“項目穩妥管家”……公關通稿和部分媒體報道勾勒出的監制陳國富，一定不是親密合作者認同的形象。但有一點，新人主創很少會有分歧。“有他在，我會很安心。”馮德倫的這句評價，幾乎原封不動地出現在另外幾個新導演那里，包括烏爾善。

邀請陳國富出任自己新片《畫皮2》的監制，是烏爾善的主意。見面前，二人完全不熟。在烏爾善的安排下，陳國富第一次看了《刀見笑》。那是烏爾善之前惟一長片，600萬的成本，他拍了3300個鏡頭。憑借這部展示了極強制作能力和風格化想象力的處女作，烏爾善成為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但我沒看懂。”陳國富回憶。

回來的路上，身邊的同事問陳國富：你真的要接《畫皮2》嗎？會非常辛苦！

“坦白講，我當時沒有想到多辛苦的問題。但我從《刀見笑》里，看出了他可以拍好《畫皮2》。只是他需要一些力量去推動，才能發揮他的潛能和效力。”陳國富答應了烏爾善。

不是所有年輕導演都會像烏爾善這樣如愿以償，陳國富拒絕過很多人。“我經常被問到憑借什么來判斷和選擇一個新導演，其實我也很困擾。問多了，我自己真的反復想過。其實最準確地描述這個過程，就像是相親。兩個人約在咖啡館，一見面，行，就留電話；不行，就找個由頭，我有點事先走了。

《畫皮2》不是陳國富感興趣的項目：一來它是續集，而陳國富喜歡原創；二來他對東方古裝魔幻類型并沒有特殊愛好。

在劇本分場大綱的討論會上，面對制片方和編劇團隊，烏爾善小心翼翼地表達自己的擔憂和看法。如履薄冰是新導演相對安全的狀態，一句不得體的實話，隨時會葬送望穿秋水等來的機會。

輪到陳國富發言，他直接就把整個劇本給否定了。在他看來，那個劇本就是將各種魔幻元素一鍋燴，核心概念“換皮”的篇幅，比上部還少。他提了3點建議：續集要注入什么新東西；換皮變臉，這是賣點，要加大分量和篇幅；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到久遠的魔幻故事和我們今天生活的聯系。

6000萬，這是《畫皮2》最初的投資規模。烏爾善已經足夠讓同行羨慕不已，但項目結案時，投資最終定格在1.2億。一位年輕導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知不覺已經成為一場心驚肉跳的豪賭。

在片中，有一場天狼國大軍圍襲白城的戲。這是全片最大的場面，實拍時工作人員多達一千二百余人，使用戰馬超過五百匹。

“如果拿掉整個白城的部分，預算很快就能壓回去。”追加預算是投資人最惱火的事情，陳國富還是出面說服了他們。“我不是說那個拍出來電影就多好看，也不覺得它在藝術上多么重要。但那是賣點，必須有，否則你憑什么來證明你是《畫皮》的升級版？制作規模必須上去。

“國富老師永遠會考慮一個問題：觀眾會怎么想？”烏爾善說。

那是導演自己的生命，應該讓他自己去過

《畫皮2》是陳國富迄今監制作品中，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部。除了最初劇本討論、演員班底和技術部門主創的確定，為了分攤工作量保證工期，他還肩負了一部分拍攝任務。

“導演畢竟還是新人，經驗不豐富，投資這么大，各方期待這么高，肯定會帶來壓力，需要我去解決更多問題。新導演要逐漸建立威信，我出來作些決定，他可以很快推進。跟投資人追加預算，也需要我這么一個角色。”烏爾善一路向前的沖勁，也讓陳國富看到了自己剛出道時的樣子。“我們曾經也是新人，不是也有人給我們機會嗎？”

事實上，陳國富第一次做導演的機會和所有同行一樣，來得并不輕松。當年，他父母在臺北一家百貨公司承租一個皮鞋專柜，他就是店里的送貨員。在上英文補習班的時候，通過學校電影社團他開始迷上電影。“但是從來沒敢想真能做這一行。

第一次拍攝是從電視紀錄片開始。陳國富的朋友接下了電視臺一檔民生紀錄片欄目《角色顯影》，他幫忙拍攝了其中兩集《出租車司機》和《夫婦之間》。拍司機時，他把攝影師綁在副駕駛窗外，后期剪輯大量使用新浪潮的跳切。這兩集小片子因為完全背離欄目策劃初衷，差點全部被斃。后來通過四下托人，才得以播出。

侯孝賢正是看見這兩集紀錄片，才向人推薦讓陳國富做導演。“當時還有個電影公司老總，自己也是導演，說可以給我機會，但最后導演的名字必須是他。我一聽就愣了。我一直就是不會轉彎的人，不可能說為了做導演就出賣自己。所以，不拍就不拍吧。

3年后，校園青春喜劇《國中女生》成為陳國富的導演處女作。后來接受《收獲》訪談時，他這樣回憶：第一次當導演的過程相當崩潰。工作人員由老板指定，他們不相信我懂電影，幾度想叛變。演員都是新人，現場沒有足以支撐我的力量。拍到第三天，老板出現了，跟我說：國富，劇本我們重新改了一遍，就在我的包里。我當時就傻了，我都已經開機了，你說劇本改好了，什么意思啊。

這些往事后來時常會在陳國富做監制時閃過腦海。在很多導演心里，他是自己人。“其實我是導演身邊還有個導演的那種監制。跟別的導演合作，我當然會有不同看法，那時我也會痛苦。我不會干涉導演的個人風格，但有的時候，明明知道那樣呈現出來會被扣分，我糾結一下還是會選擇放行，因為那畢竟是他的作品。”

“所以很多導演做監制都很別扭，張艾嘉拍《少女小漁》的時候，李安給她做過一次監制，以后就再也不做監制了。因為他也是創作者，別人有些做法他可能不認同，但他更清楚，你不能侵犯別人創作的職權。”沉默半天后，陳國富說，“那是他自己的生命，應該讓他自己去過。

我也是賭徒

一個被導演視為自己人的監制，無疑也是投資方格外頭疼的角色。我問陳國富，合作中跟老板是否有過矛盾，他搖了搖頭。“我跟王中磊幾乎沒有。我信念很強烈的時候，他不會反對我；他有經營上的困難，我也非常理解。只要這個對上了，不會有分歧。

一個例外發生在幾年前，華誼高層決定應該怎么做《狄仁杰之通天帝國》的時候。8000萬的投資對于當時尚未上市的華誼兄弟來說，融資壓力相當大。王中軍提出，先賣掉一部分海外版權。沒有人比陳國富更樂觀，這是他自己儲備多年的一個項目，他依舊做了監制，導演是徐克。預售不如想象順利，焦灼之際，他堅持華誼應該扛到底，不須找合伙人，“如果華誼對這個項目信心不足，那我們就別做了。”王中軍發了頓牢騷，但還是全投了。后來這個項目如期推進，在內地收獲近三億票房，也讓徐老怪第二次榮膺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

“當時華誼的資金沒有那么充足，如果一兩部像《集結號》、《狄仁杰》這樣的大片沒有成，公司銀根會緊。我當時沒有體諒到投資人承受的經營壓力。

類似的境遇，恐怕今年會讓華誼掌門王中軍再度重溫。除了《太極》系列，公司還有一個項目投資將近兩億，這就是即將揭幕今年賀歲大戰的馮小剛心血之作《1942》。“在馮小剛的電影項目中，我的身份更像一個私人顧問。有時我的付出，甚至都不到署名監制的地步。因為馮小剛對一個題材胸有成竹、感覺特別強烈的時候，才會啟動一個項目。

兩年前，由陳國富監制的另一部馮小剛作品《唐山大地震》以6.73億的總票房成為年度冠軍，《1942》能否延續甚至超越這一戰績，是此刻華誼高層最牽腸掛肚的焦點話題。“《1942》的考驗，比《唐山大地震》要嚴峻。它是民族的一個心結，觸及的是我們不敢面對但又不得不面對的東西，你不可能像《唐山大地震》那樣給它一個光明的尾巴，觀眾和市場能承受多少，我們并不知道。”陳國富說，“我只能說，真拍好了，觀眾會買賬。

馮小剛第一次看到作家劉震云的小說《溫故1942》是在1993年。從那時起，他便多次尋找機會，希望能夠將這段發生在中原大地的苦難歷史搬上大銀幕。2002年，電影《1942》第一次建組，因為立項受阻再度擱淺。

“中國出現馮小剛這樣的導演，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陳國富觀察很久，“無論港臺或者好萊塢，一個導演拍了一種類型，就會成為專業戶，很少可以顛覆自己。只有像斯皮爾伯格這樣的大導演，會突然出其不意地拿出一部《辛德勒名單》，多少年后又拍了《世界大戰》。馮小剛也是這樣，他拿自己多年做商業電影跟觀眾之間積累的默契和信任，會做一些特別大膽的博弈。

這背后更大的豪賭，是項目的投資決策者。“如果只是為了經營賬面上的成績，華誼完全可以干點別的。下這種賭注，風險太大，因為隨時可能被徹底槍斃。但這也是干這一行最刺激的一點。我想說的話，你得讓我說出來。從業人員的這種反斗或者是爭口氣，你怎么形容都行，我覺得是這樣的一種電影人的骨氣，在維持著我們這個行業的活力。就像卡梅隆做《阿凡達》，他的想象已經超出了很多人的理解，那已經是狂賭。電影史的各個階段，其實就是這樣的狂賭串聯起來的。

“決定電影往哪兒走的，絕對不是財務專家或者什么片場領導，都是這些賭徒藝術家決定的。”陳國富說。

“那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當然也是賭徒啦！”

文藝復興的電影人

電影圈沒有常勝將軍，陳國富也有看走眼的時候。當年擔任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亞洲區制作總監的時候，他曾接到周星馳送來的一個項目。那時他既對周星馳缺乏了解，也對這個足球加功夫的故事毫無興趣，結果放棄了這個項目。

后來，這部名為《少林足球》的電影，成為當年香港影壇最耀眼的救市力作，單片進賬將近七千萬，幾乎占據全港全年總票房的半壁江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它勢如破竹，狂掃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7項大獎。幾年后，當周星馳將另一部動作題材送上門時，陳國富欣然合作，這就是《功夫》

當然在陳國富的履歷中，成功案例遠多于《少林足球》式的馬失前蹄。2010年10月，《狄仁杰之通天帝國》剛剛下線，由陳國富監制的小成本文藝片《轉山》在云南麗江悄然開機，導演是第一次執導長片的青年演員杜家毅。

在朋友圈中，杜家毅極像陳國富的另一位好友鈕承澤。“都是狂熱喜歡表演，但因為形象原因，總做不成男一號，只好憋著心氣改做導演。”看完講述滇藏線騎行經歷的小說《轉山》，陳國富把它推薦給杜家毅。“我知道你不讓他干電影，他會成神經病。

在陳國富的幫助下，杜家毅用3個月的時間和800萬的成本拍完了處女作。一年后，《轉山》讓只有小學學歷的杜家毅在東京國際電影節捧起了最佳藝術貢獻獎。

“監制的權力，就是把看似不可能的機會變成實實在在的可能。”陳國富使用的概念是一個化學名詞：觸媒。監制在一個項目中，要起到的是化學作用，而不是經濟學或者物理學上的功能。“華語電影里可能有不到10個導演，對于投資人來說是有信心的。但在這10個人之外，應該還有一些新作品可以出來，就像《轉山》

“我常常講，我其實是在刷卡。投資人給我這個信用卡，我把它投給《轉山》。你不刷，一切就不會發生；我們不做，不會有人拍這種電影。拍完之后，起碼沒人過來說，做成這樣你不羞愧嗎?你完成了一個像樣的作品，造就了一個年輕導演，還有什么會比這個野心更大？電影對于投資人來說是下賭注，對于我們來說，就是勇往直前、不計毀譽。不這么做，電影對我毫無吸引力。

“文藝復興的電影人”，這是陳國富時常自詡的形象。在臺灣電影最困難時期，作為導演的他需要為自己的電影賣力吆喝，所以如今他對影片的營銷定位十分自信；擔任過臺灣電影金馬獎策展人和臺北電影節總監，每年要在大量影片中遴選佳作參展參賽，所以如今他對電影在同類影片中的分量拿捏頗有心得。身上雜糅不同領域的電影知識，反而成全了現在一個如魚得水的資深監制。

多年身居幕后，陳國富總是繞不開朋友們拋來的一個老問題：你為什么不做導演？問來問去，他自己也奇怪：難道我做監制有什么不對嗎？朋友說：因為你的利益沒有最大化。“其實我覺得他們算來算去算錯了。你看，我的作品這么多，得到行業的尊重，沒人虧待我，誰比我的利益還大化？”未來如果有一個題材，陳國富確信沒有人比他更理解，他會毅然重拾導筒。“要是自己的小孩被別人整成不倫不類的模樣，我會于心不忍。

“作為從業者，我最佩服的同行是馬丁•斯科塞斯，他都70歲了，拍的電影還是充滿銳氣，一個藝術家隨著歲月逝去還是保持充沛能量是非常了不得的；另外有一種作品于我是有特殊意義的，表面上沒殺傷力，但能安慰我、印證我和這世界的關系，像《浮云》、《東京物語》這樣的老電影。我們欣賞一部文藝作品，其實是在找一種相濡以沫的力量。我們本質上都是孤獨的，但好電影可以給我們一個出路，一種宣泄或者升華。好電影不需花費太多資本，不需要時時面向大眾，但必須特別誠懇。我這一生的事業只要能拍出這樣的電影，哪怕只要一部，我就可以含笑而去了。

陳國富

導演、編劇、監制，臺灣首屆金馬國際影展創始人，80年代與侯孝賢、楊德昌成立“電影合作社”，成為臺灣新電影運動的核心力量，2006年開始擔任華誼兄弟電影總監制，是20年來對中國電影市場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導演作品有《征婚啟事》《國中女生》等，監制作品有《天下無賊》《非誠勿擾》《唐山大地震》《可可西里》《狄仁杰之通天帝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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