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良：移動一座照相館

2012年11月09日 18:16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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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做這個，還能做什么呢？讓我選擇，還是選這樣的生活，特別有幸福感。在這個無情的世界里，就是因為有一些熱情的蠢貨，所以才有那么一點浪漫。

本刊記者邢人儼發自廣州

馬良的拍攝進行了3天。第一天，我找到那輛老式公交車時，他已經鉆進車里工作了。伙伴方嵐說，馬良的習慣是連續拍10個小時，不進食，偶爾喝點飲料。

不遠處，一輛大卡車敞著側門，車里四層鐵架上，十來只塑料收納箱，每只都用藍水筆標了來頭：面具、鞋子、帽子、氣球、蝴蝶，這些東西一半來自馬良的私藏，另一半是出發前專門采集的。

在廣州，他悄悄選了兩處場景，一間閑置的家具展示廳，那里有一只真人大小的藍皮機器人；一輛嶺南地區最古老的公交車。

天色漸暗，刺眼的橘色燈光打出的光暈以馬良為中心向四周散去。

他戴一頂棕色的碗狀小線帽，大眼睛，厚嘴唇，下巴的胡須扎成一小撮辮子。T恤袖子底下藏著大花臂加上左手腕一枚還在發癢的紋身，看上去像是那種會掄起椅子打架的鐵血男人，笑起來卻狠勁全無，一個溫柔無比的大塊頭。

換作十幾年前，有他在的拍攝現場，沒人敢出聲，那時他的身份是廣告導演，拍那種讓腎上腺素急速分泌的東西，來錢快，但不由衷。與他同批出來的廣告導演里，有人轉行拍起了電影。

2005年以后，馬良再沒有拍過雜志照片，也沒有為錢拍照。他只是躲在工作室里埋頭苦干，創作了《草船借箭》、《西游記》等作品，耗時最長的《草葉集》前后準備了10個月。

更龐大的作品還是“移動照相館”。今年，他40歲。他覺得40歲以后的日子都是賺來的，必須做一件浪漫的事。2月17日，他和6個伙伴從位于上海的工作室出發，8個月里，在35個城市，為1500個陌生人免費拍照。紅色幕布拉開，身穿戲服的被拍者登場，白雪公主、海盜、半人馬、魔術師，戲劇而搞怪的表演，仿佛回到了童年的照相館。

天黑，拍攝結束，一群人去附近的潮汕館子吃飯。飯桌上，馬良激動地說起父親是戲劇導演，過年有人來家里送禮，總會送各種各樣的玩具，父親怕他弄壞了，就把玩具通通鎖在一個玻璃柜里，他只能站在柜子外面看。

他的玩具只有玻璃彈珠，跟別的小孩玩，總是輸。后來他發現，很多彈珠都漏進了下水道里。他掀開一個下水道蓋子，不停地從里邊掏，在掏出一把又一把爛污泥后，竟然真摸到了好多彈珠。

馬良笑得臉頰泛紅，像喝過酒一樣。小男孩的羞恥、竊喜以及難以言喻的傷感似乎從未離開過他。

他的童年充滿不現實感。站在窗口等父母回家竟然能熟練地抓蒼蠅吃；天天去姑姥家把她床底下的舊報紙拿去賣掉買書看；從小洞里鉆進一個被造反派抄家后的別墅，在那個蜘蛛網結滿水晶燈和銅雕大床的地方自立為王；坐在教室里突然被老師揪出去把臉頰涂成爛桃子站在南京路上搖著花環迎接外賓……

長大后，他報復性地收集了滿滿一個工作室的玩具，其中包括幾百只古董娃娃、幾十只木偶、沙發地毯、繪畫雕塑，堆得就像一個宇宙。他與它們朝夕為伴，把它們變成極具奇幻色彩的藝術作品。他想著有天能拍一部類似《天堂電影院》的電影，那他童年的故事一定精彩極了。

深夜，馬良回到位于城郊的小賓館房間，累得幾乎陷進沙發里，眼中的血絲一點點散出來，談話中，他幾度呈現昏迷、夢囈的狀態。

不搞藝術，我還能做什么

我的少年時代昏暗無比，寫作業用臺燈，我就覺得打開臺燈，世界的中心是在臺燈下，長大以后才知道世界有很多很多中心。

我小時候不太快樂，希望趕快長大。父親是戲劇導演，80年代初期才平反。小學時，他不跟我講話的，他只負責打我，教育我。

他一直在寫檢討書、認罪材料，每天都在寫，上不了舞臺，沒有機會做戲劇導演。我媽也受牽連，失去了舞臺的機會。大學畢業時，她是畢業大戲的女主角，后面的命運只能演女七八號。

每兩三個月，家里的擺設會變位置，會變成一個新的家。我媽媽喜歡刷墻，乳白色、天藍色，戴一頂小紙帽，都是她親自刷。

他們用他們的生活告訴我，藝術這種不靠譜的東西很浪漫。

但我小時候覺得成為他們的孩子好丟人哦，我怎么會有這樣的父母，講話提高8度，聲淚俱下，別人的爸爸媽媽都很正常，他們怎么都不正常？高中之前，我都覺得他們太激動，對生活的看法太激動，情感也特別強烈，慢慢地我也變成這樣的人。

他們是真正的演員，敢愛敢恨，就是這樣的人才被命運選擇當導演和演員，有些工作需要瘋子。

我曾經就想，學美術能干什么？從小學美術沒有想過，沒有老師教過我們這個，他們都在教技術，我每次看不會畫畫的人在畫，都覺得特別好。我們學了半天，都忘了自己要干嘛，自然、原始的都磨滅掉了。整個青春里，我只知道我是從事美術的，只知道我要畫一幅漂亮的畫，拍一個節奏感很好的片子。

耳光是免費的，美不是

在學校，老師覺得我是瘋子，他看得懂的才覺得是對的，他要幫我糾正愚蠢的、過于激動的東西。

有段時間學校規定畫速寫，同學都畫菜場和車站，我一個人去郊區畫一棵棵樹，畫無數根樹枝，每個畫都配首詩，配句話，一棵枯樹配“春來君知否”。老師說，“你寫什么屁詩？！”

這個世界上有才華的人太多了，長大這個過程對學藝術的小孩來說，兩個字一直折磨我們：才華。一個人多怕自己沒有才華，沒有才華就像判了死刑一樣的。我們老師經常判我死刑，“馬良，沒才氣”，聽到這個話的時候，差不多要自殺。

我們出去寫生，借了一個學校，住在教室里，睡在課桌上。畫完了，4張乒乓桌拼起來，作業全放在乒乓桌上，一個班15個人繞作業一圈。老師把認為不好的畫往地上一扔，走過去，踩在你的畫上。我的畫每天都被他踩在腳下，其他好的畫貼在墻上。一個月以后，別人的畫全在墻上，我的畫全在地上。

我把我的畫收起來，晚上回去以后用小橡皮把腳印擦掉。擦不干凈的，永遠踩在你的心里。你哪兒來自信？當時寫了很多情書，每天都在寫，寫情書是三流少年的反擊，女友把我的情書給其他女同學看，她們就抄下來。你就想寫情書算了。

大學畢業，大家都在做廣告，就跟著廣告業走，回到藝術這個圈子很幻滅，慢慢把熱情寄托于觀眾。大部分藝術家很重視評論家、畫廊、美術展覽、拍賣，我特別看重能跟觀眾直接交流。我選擇一個攝影論壇，把精心創作的作品發上去，所有人都在諷刺我，“你這個根本不算攝影，這是拍劇照！”

我戰戰兢兢往上貼的時候，他們都罵我，覺得我這個人是跳梁小丑，嘩眾取寵，他們知道我是廣告導演，覺得你一個業余的人怎么會做這個？！

很多人給你殘酷，殘酷都是免費的，耳光都是免費的，美好的東西都是要錢的。

總比沒有糖吃要好

有人罵過我，地震時你怎么不去救災，你這個藝術家有什么用？但我有我的工作，我要做的是我能做的事。一種發藥，一種發糖，我愿意做發糖的人。有糖吃總比沒糖吃要好，至少你還能回憶起甜蜜。我因為不歡樂，所以覺得歡樂特別重要。

在上海，關起門來一個人創作，我就是世界上最好玩的。創作的原始動機就是炫耀才華，不要談很崇高的東西，再往后，炫耀什么呢？美學功力？構圖能力？炫耀你對世界的看法——你們他媽講什么屁話，你們對世界看得根本不明白！炫耀到后來發現，苦逼孩子很多，都跟我一樣。藝術挺美好的作用是安撫，世界還有很美好的那面，那面更重要。

我做美術指導時，很年輕，沒人找我。一個很有名的朋友，挺欣賞我。她冒險用我，一直用我。移動照相館中間，她說話很奇怪，遮遮掩掩，一會兒說你來拍我，一會兒說你還是不要來了。到了附近，她說我特別想你來拍我，我說當然要來。她說話我沒有跟你說，我中風了一次，講話含糊，意識破碎，走路很慢。

我特地去為她一個人拍，第二天就去了。我就在微博上臨時發帖借一個攝影棚，住了一夜。拍了以后，她寫信謝了我。

我最好的一個朋友，做導演的時候幫我做配樂，所有的片子交給他，我要什么音樂，他給我做，做出來一定都好。這次出門前在拉卜楞寺燒香接到他的噩耗，去世了，心臟病。去世前一周，我還和他通過電話。我說，兄弟，以后你可以做長的，為我的電影做配樂。他隔兩個月就給我寄小樣，“聽聽我為我們想象中的電影做的小樣”。我一聽，哎喲，很棒。明天他妻子和孩子來拍，他們想來拍，我也應該給他們拍，但看到他們我又很難過。

我已經把最美的東西給你了

我剛開始創作的時候，經常被人罵小丑。有時真覺得自己很像小丑。不是說我不可能賺錢，我以前賺錢很多，很方便就能賺到錢。如果你說純潔的話，老是做不純潔的事，你會討厭自己。你想保持比較單純的工作方式，不去逢迎可能成功的方式。賺錢也沒用，得不到快感。

有這點錢，買個空調多好。正常人應該花錢買房子、空調多我想到家人給我錢，差點哭了。這就是人間煙火的溫暖，這是對的，我是錯的，我沒那么崇高。為什么覺得自己像小丑？如果你沒有英雄主義的責任感，你不會去創作，大部分創作跟世界發生關系，愛或恨，要去影響別人，這種創作一定帶有英雄主義色彩，它在現實生活面前幻滅，自嘲、心酸、歡樂糅在一起，覺得自己是英雄的想法其實是很蠢的。

惟一比我能走得更遠的就是作品。我在郊區的小房子，到處蜘蛛網，生活是禁錮的，作品代替我行走世界，我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粉絲來看我，如果不做移動照相館，我永遠不會認識他們。有很多人特別好，好像認識了一輩子一樣。

你在拍攝的時候充滿快樂，這兩三個小時，從期待到拿出照片。我想告訴別人，你可以浪漫地生活，你可以像阿甘一樣，跑一年，他能做到，你也可以。

這個世界到處是指責，我想告訴別人，我們從事這個工作，把美帶給別人，讓1500個人得到美，可能這個美在有些人眼里是一坨屎，我認為我已經把最美的東西給你了。

我無所謂藝術上的長壽。最美的是被壓抑的力量爆發，現在這個工作特別累，也特別美。我不做這個，還能做什么呢？讓我選擇，還是選這樣的生活，特別有幸福感。在這個無情的世界里，就是因為有一些熱情的蠢貨，所以才有那么一點浪漫。藝術是浪漫的，被認為是蠢貨，還是熱情去做，得到的特別好，也特別沉重。

馬良比原來胖了26斤，有幾件衣服都緊了。一路上，他吃了太多東西。煎餅、海鮮、羊肉、肉夾饃、羊肉串、抓面涼皮、米線、酸筍、素炒餅、茴香鍋貼、爆肚兒。

來拍照的人也帶來了各種吃的。兩只蹄膀、4瓶紅酒、兩箱牛奶、奶茶、咖啡、豆漿、麻餅、面包、壽司、大閘蟹、棒棒糖、冰皮月餅，還有早飯午飯晚飯若干頓。在北京，有人用電飯煲直接捧來了一鍋熱騰騰的紅燒肉，沒有米飯配，大家就用手抓著吃。還有人送來了一只大西瓜，沒有刀，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在南寧，一位阿姨用顫抖的手掏出一包專治腎結石的草藥遞給司機豆豆。也有人拍完照片，不辭而別，沒有一句謝謝，讓馬良有點不舒服。

在常州深夜的街頭，他遇到一個四十多歲的莊稼漢在耍猴賣藝，第二天就邀請他到移動照相館拍了張照片，向他借了小猴子，還把他們畫進了自己的日記里。

在某個賓館前裝車時，一位衣衫襤褸的老奶奶坐在路邊曬廢紙。馬良從口袋里淘了二十多塊錢叫助手塞給她。開車前，老人追上來塞給他一包橘子和一把巧克力說，你們趕路人，留著路上吃。車子開動，他發現巧克力早已過期兩年，他想一定是她藏了很久都舍不得吃的寶貝。

出發前，馬良列過一張道具清單，其中包括一輛卡車、一輛面包車、發電機、睡袋、醫藥箱、5套攝影燈具、兩套數字攝影系統、40套拍攝前后景、打印機、衣架及服裝。這些道具器材全都裝進一輛長4米、寬兩米的卡車里，近四噸。

每到一地，他和伙伴們就要把重達1.8噸的貨物全都卸下來，搭景，拍攝期間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拍完后再全部裝車。最多的時候，一天拍了30到40組，拍完直接就趴下了。

出發時是冬天，他們在電加熱取暖器烘烤的毛坯房里凍得發抖，拍到夏天，幾個人衣服每天都能擰出好幾把水來。他們住過隔一天就漲價的黑店，也住過只剩窗戶和床的農村土窯房。

中途好幾個伙伴累病了，兩個伙伴的家屬鬧情緒。車子開到甘南，司機豆豆突發腎結石，拍攝只能中止。拍攝接近尾聲，從云南往南寧開的路上，大伙集體“醉氧”，犯困得不行。

某天，馬良看了一下自己的賬戶，89萬已經無影無蹤。

10月28日，歷時8個月的移動照相館拍攝結束，馬良回到了他在上海的家。他寫了一條微博，“在熟悉的超市買了桶水，有人斜刺遞上一張快餐打折券，黑車司機遠遠招手，笑出燦爛白牙。小區新來的保安滿臉狐疑反復盤問，門口落葉滿地，想起來錯過了今年的花期。拿鑰匙還沒開門，小貓已經在里面大聲地喚我。成為英雄是男人的一時幻覺，不可一世卻也不可一生一世。是該回家了。

馬良

觀念藝術家，曾獲澳大利亞昆士蘭IDAA獎(國際數碼藝術獎)、世界黑白攝影大賽年度攝影大獎藝術類第一名及年度攝影師大獎“杰出成就獎”

個展：2007年“知了”、2008年“馬。戲。”、2009年“幻覺帝國”巴黎個展、2010年挪威卑爾根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