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改革面臨利益掣肘批評電力改革十年原地踏步

2012年11月17日 08:26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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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在論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時稱，要“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和協調重大改革”。媒體查閱歷次黨代會報告發現，“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為首次寫入。這意味著，現行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可能發生變化，那么，當前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協調機構”，才能成為新階段改革的發動機？

過去30年改革的實踐證明，每當改革處在關鍵時期，改革統籌協調就更加重要。尤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重大利益關系調整的新階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重要目標，迫切要求轉型改革的全面突破。因而，下一步的關鍵，在于盡快打破利益掣肘，把改革協調機制做實，我們的建議是成立新“體改委”

釋放“制度紅利”迫切需要改革

中國作為最大轉型國家，仍然有巨大的制度改進空間，仍然可以從轉型改革中釋放出大量的“制度紅利”

十八大報告指出，“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

不少專家分析了內外發展環境變化，包括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的逐步衰退。從現實情況看，新階段戰略機遇，不在于要素紅利的變化，而在于中國作為最大轉型國家，仍有巨大的制度改進空間，仍然可以從轉型改革中釋放出大量的“制度紅利”

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可以釋放出巨大的消費紅利。十八大提出國民收入倍增的基本目標，到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重大突破，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明顯增長，我國消費規模在現有基礎上明顯提高。我們初步測算表明，到2020年潛在消費規模將達到45-50萬億，這個消費紅利，將足夠支撐未來10年我國7-8%的中速增長。

再例如，農民工市民化可以釋放出城鎮化紅利。未來10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將再有2億農民進入城鎮，加上現有的1.6億農民工，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按較低口徑，農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也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

但是，我們還沒有形成促進消費釋放、走向消費主導的體制機制，收入分配體制還在多方面制約消費釋放；在解開城鄉這個“二元N次”方程上，還有相當多的體制機制需要打破。

換句話說，雖然“制度紅利”設想起來很誘人，但是如果沒有及時和有效的改革，這一切就有可能成為鏡花水月。因而，重要的是清醒面對當前改革面臨的障礙，并找到攻堅克難的方案。

改革面臨多種利益因素掣肘

改革重點即在于通過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傾向，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關系。

從過去幾年的實際情況看，部門改革的模式、行業改革的模式、地方改革的模式，很難突破相應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和地方利益，使全局性的改革攻堅面臨重重阻力。

有些改革提出來了，但是難以推動。壟斷行業的改革，已經提出十幾年了，但尚未破題。有些方案提出來了，但是實際上并沒有突破，比如，有學者就認為十年來，電力改革動靜不大。

有些改革在推動的過程中產生了扭曲。大部門制改革實質是行政決策范圍內的決策、執行、監督的相互協調和相互分離，但在一些地方的實踐，成為簡單的合并和增加領導職務。推動的改革在實踐中走形變樣。

而有些改革方案長期無法出臺。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討論了很多年，但很多部門有各自的意見，使得方案難以出臺。再比如，財稅改革爭議相當大，大規模、實質性的結構性減稅效果不彰。

不管我們承認與否，當前最大的利益掣肘，是政府自身利益化傾向越來越普遍。而改革重點即在于通過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傾向，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關系。

十八大報告也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落實的關鍵，在于防止權力與市場結合，防止行政壟斷，防止特權經濟，以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要做到這些，成立一個能超脫于各方利益的改革協調機構，顯得尤為迫切。

需要一個“超脫”的協調機構

重新設立一個類似當年“體改委”一樣的、高層次、實體性的改革協調機構，綜合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整體配套推進各方面的改革。

各方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未來幾年轉型改革既涉及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又涉及中央與地方、各部門的利益調整，更涉及改革的綜合配套推進。

近年來，陸續有學者建議，重新設立一個類似當年“體改委”一樣的、高層次、實體性的改革協調機構，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綜合協調各方利益關系，整體配套推進各方面的改革。

新階段的改革，已經不僅是經濟領域改革，而是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個領域的五位一體的改革。加強改革協調，需要成立中央層面、直接對中央負責的改革領導小組，對等五位一體的改革實施全面統一領導和協調。

這個機構應該借鑒“體改委”的一些成功做法，以協調推動改革為唯一目的，不掌握具體的項目審批權，嚴格限制其培植部門利益。新機構不管發展，只管改革；不管短期，只管中長期；不管宏觀調控，只管體制機制。只有利益超脫，作為改革協調部門，才有可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當前利益關系復雜化的背景下，從全局而不是從部門利益考慮改革的重大決策，尤其重要。

當然，在各方利益更加盤根錯節的今天，給新“體改委”賦予相當大的權限，又能否切實解決現實面臨的問題，仍需要進一步細化探討。但是應該看到的是，當前改革的現實，迫切需要擺脫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行業利益的掣肘，客觀總結試點經驗和社會探索，把其中可行與合理部分上升為改革政策。一個相對客觀中立的改革協調部門，有總比沒有好，早設立比晚設立好。高層的決心越大，新機構發揮現實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只要設立的新機構，能抓住一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比如在收入分配改革、官員財產公開等問題上取得實質性突破，必能由此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更為強大的改革動力，對利益集團形成越來越有力的威懾。

如果改革協調機制能夠盡快建立并且有效運行起來，我國制度改進的幅度將會加大，“制度紅利”將得到有效釋放，由此為公平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中國的機遇所在、希望所在。

匡賢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