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非公代表：良好政企關系是跟政府走

2012年11月19日 10:34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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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非公”代表問答：談改革、談地位、談原罪

“良好的政企關系是跟政府、政策走，而不是跟某個官員走，要走正道，走綠燈”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山旭 | 北京報道

在傳統概念中，他們是共產黨員中的“資本家”，是共資本家”中的共產黨員；在現實社會中，積極者稱他們是黨內最具活力的群體之一，質疑者則甚至提到了“政治投資”

“非公”企業家是20多年來中國崛起的一個新興階層，輿論對他們的態度也很矛盾：一方面同情其受到的某些不公平與壓力；另一方面又會視其為腐敗等社會丑惡問題的密切關聯者。一個耳熟能詳的詞就是“原罪”

中共十八大期間，多位“非公”企業家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作為一個備受關注的群體，無論怎樣，他們都堅持表達---關于今日中國，關于執政黨，關于自身的困境與訴求，慎思而直白，滿懷熱切期待。

談改革：不能給社會帶來震蕩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是什么？

陳峰(海南航空董事長)：實際上，整個改革開放的理論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沒有政治的改革，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但是經濟發展到今天，原來一些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有些不進步的地方，需要我們進一步完善。這些問題源于改革開放，我們未來的問題也需要用改革開放、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

改革政治體制的各種結構，是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也是一個艱巨、長期的任務。在一個人口眾多、多民族國家，經濟差別巨大，國民的素質和修養都需要一個漸變的過程，不是一天能解決的。所以大家在各種矛盾面前應該有積極的改革態度，但是不能太快，尤其面對不同階層的訴求，一定要使人們意識到我們社會的基本情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上百年，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政治體制改革要按照黨的計劃，有序且漸進地不斷解決問題。我深信中國共產黨人有這樣的智慧，完全有能力駕馭和改革，把國家帶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周海江(江蘇紅豆集團總裁)：“改革”是十八大報告中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任何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的實情，必須牢牢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從來沒有停止過。十八大報告說，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表明了我黨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沒有變，也表明我國仍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沒有變。

邢詒川(海南現代科技集團董事長)：政治一定要改革，改革到什么深度，我們黨也有一個藍圖。還有民主制度建設問題，我們也在改。包括十八大代表的選舉過程，不斷地完善進步。過去選誰、誰參加我們基本都不知道，現在看公告，候選人幾上幾下，不斷完善。

要不要全部打破重來呢？我不這樣認為。中國不可能走別的道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崔榮華(陜西榮華集團董事長)：我們先進行了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到今天出現了一些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讓我們覺得改革非常有益，大家當然都想讓它快一點。但是到底該多快？不能過快，畢竟穩定和發展是最重要的。

戴林(天津天地偉業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我覺得現在走的路非常正確，先經濟、后政治，循序漸進地改革。一定要改，但一定是有節奏、有針對性地改。不能給國家帶來震蕩。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震蕩只能帶來更巨大的破壞，30年的成果很快就會毀于一旦。我不主張大面積的調整，那樣傷害的實際上恰恰是我們老百姓。一個國家，尤其像我們這種大的多民族國家，一定要穩定，從歷史上看也是這樣的。

談地位：不忘乎所以，但要求平等

《瞭望東方周刊》：最近著名企業家柳傳志說，中國企業家軟弱并搖擺。陳峰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企業家是草根”。你如何評價“非公”企業家在今天中國的地位？

陳峰：我說企業家是草根是在調侃。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當中，商人，還不是今天的企業家，社會地位是比較低的，而且無奸不商。另外還有一層含義：改革開放以來企業成為主體，政府社會給了很多關注和支持，也給了很多榮譽。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應該保持最清醒的定位，第一是融入社會，看你的貢獻，應該心存感激；第二是不要忘乎所以，不要有一點發展、有一點財富，就忘掉自己的本來。

我認為保持清醒頭腦，以具備社會責任感的形象回到社會，這才是應該做的，這樣才能得到社會的尊敬，才能表現出一種修養。所以我提醒自己，要正確地看待自己，不要把自己放到一個不太恰當的位置上。企業家在經濟活動中發揮作用，應心存感激，更多回報社會，善用財富，善待財富，把財富用在合適的地方。

周海江：可以考慮取消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這一說法，把我國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個私企業統稱為“國民企業”。這樣的表述，更有利于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非公有制經濟是相對于公有制經濟而產生的一個名詞。而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發生了變化：

首先內涵已經發生變化，公有制經濟中有“非公有”成分，比如也有私人股東；非公有制經濟中也有“公有制成份，因為不少民營企業由幾個股東，甚至幾十個、幾百個股東組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也是“公有制的。

其次，隨著民營企業快速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它在解決就業、納稅、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從這個角度來看，民營企業也是社會性的企業。

最后，從概念上來說，非公有制經濟當中有民營企業、個私企業，還有外資企業，它們統稱“非公有制經濟當中這種表述也欠準確。從字面上看，“非公有制經濟當中的“非公字是一個否定詞，有點歧視的味道。而且“非公有制企業”，往往簡稱“非公企業”，可能產生歧義，讓人以為這個企業是“不公正企業”，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邢詒川：我們沒有太多市場經濟的資源，沒有權力，在整個社會范疇，我們也不是代表了多大一個群體，我們還不是主流。

在競爭中，國企還是有很大優勢。比如資金優勢，我們的平均融資成本是年利率20%左右，這還是正常渠道。而國企不需要什么擔保，利率是5%、6%。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先在這個空間里管好自己、發展好自己。

崔榮華：我來參加十八大之前，市、區領導都來送行。全國黨代會上的“非公”代表增多，說明越來越重視我們。正如十八大報告提出，需要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戴林：過去計劃體制下公司都有級別，但現在變成市場經濟了，公司沒級別，只是規模有大小而已，有的幾百億、幾千億，有的可能只有幾萬元。雖然規模有大小，管理都是一樣的。我們這種企業，十幾個億的公司，區里所有領導我們都認識。今天吃飯的時候我們還在談怎么健身，非常輕松。至少我是沒有感覺到來自政府的壓力。

國家現在非常重視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在十八大報告里非常明確地看出這點。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代。我經常講，對未來的真正慷慨就是把一切奉獻給現在這個美好的時代。實際上就是這樣的。因為我的家庭沒有任何背景，我就是一個普通大學生，從一個大學生變成全國黨代會代表，是真干活的。

談原罪：不能說“非公”企業家阻礙了經濟發展

《瞭望東方周刊》：有一種社會輿論認為，“非公”企業家群體在早年不規范地利用了國家資源，從而迅速積累財富，就是所謂“原罪”。你如何看待這個說法？

陳峰：我覺得首先社會的主流---黨中央和全社會對非公經濟的發展應該是肯定的。小平同志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這個混沌階段，到底哪條路正確？任何事物都會有一個很粗糙的、不規范的過程，能用現在的規范追究那時不規范的事嗎？我認為這種說法不是主流，是個別人的看法。隨著市場經濟的完善，非公經濟越來越規范、發展越來越健康，素質提高，我想這種矛盾和這種問題會逐步地消除。

周海江：這是客觀因素造成的。我覺得，黨和國家對非公經濟一直是支持的，而且支持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是由于歷史地位、經濟實力、經營機制不一樣，國企和民企在宏觀環境上、生產要素使用上、發展領域上，還存在不少差異。相信十八大之后，我們民營經濟將會迎來更好的發展環境，建立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場秩序。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邢詒川：這些年非公經濟的發展中，有一部分人通過一些不正當的手段，采用一些做法，行賄、黑道等等，事情沒有做好。在中國傳統文化、歷史上，也把工商放在最后一位，所以對企業家有特殊眼光。在黨的政策中應該對非公經濟不斷肯定、支持，還有引導，不能說“非公經企業家阻礙了經濟發展。

崔榮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一些人的確在經營過程中違反過法律法規，給社會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也給企業家群體的形象造成了很大損害。但大多數人都是清清白白的，像我們這樣的共產黨員還是遵紀守法的。

戴林：這個世界上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一些腐敗現象，也有一些人素質低下，都存在。既然有卑微的東西，就有高尚的東西。所謂的灰色地帶應該說是在當年改革開放初期存在的，那時候市場信息不對稱。但我覺得像我們這一代企業家，實際上更多是靠自主創新起來的，有技術、有實力。之所以搞灰色的東西是因為你沒有真材實料，要求人家關照你。

談腐?。焊?、政策走，而不是跟某個官員走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非公”企業家當選十八大代表，很多人談到企業家的政治責任，也有人聯想到所謂“政治投資”，甚至官商勾結、腐敗。你怎么看？

陳峰：非公經濟的發展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非公經濟的發展，也就沒有“非公經企業家，這是時代的造化，大家都得認這個賬。

至于說“非公”企業家的政治責任，含義太籠統。我認為就是應該把企業做好，四項基本原則是每一個公民、每一個企業界的人士都應該自覺遵守的。中華民族需要這些基本原則和黨的領導，凝聚這個民族、凝聚這個國家。中國太大，地區差別明顯，只有黨的領導才能實現團結統一，才能使我們國家不斷發展。

民營企業家應該把自己的企業做好，兼顧社會，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只有把自己的利益和社會利益融為一體，才能獲得這種肯定。要說政治責任，民營企業家應該看到自己的歷史責任，為消除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最應有的貢獻。

周海江：不要片面地理解政企關系，要建立良好的政企關系。

良好的政企關系能夠促進企業發展，也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和穩定。而且良好的政企關系不是庸俗的政企關系。良好的政企關系是跟政府、政策走，而不是跟某個官員走，要走正道，走綠燈。

邢詒川：這是現實問題，如果不能遏制腐敗，我們黨就沒有前途。在領導干部中，8000多萬黨員中，肯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是不是有了一些問題就要全盤否定黨對歷史的作用？像薄熙來案件，對黨的傷害極大，但是不是就說我們黨不行了？我不這么認為?，F在社會上有不滿意的地方，我認為是發展中的問題，我對黨是有把握、有信心的。

大家應該往大的、好的方面看，一些不正之風、腐敗之風，我們一定要遏制、打擊，但并不代表我們黨到了某種地步。我了解很多干部把業績放在第一位，把黨的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我們把企業做好，他就會支持我們，不需要做交易。而我們也會保護自己，不走權錢交易這條路。我可以創造很好的業績，好多事情我都帶頭做。很多領導真的是在我這里一杯水都沒喝過。社會上那種聲音，一竿子打倒一片，我很不贊成。

戴林：我們的企業建設黨組織，會得到更多認可，認為你是一個有遠大目標的正規企業，而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只為掙錢的個體戶。所以我覺得企業建立黨組織是一個發展趨勢。

對于腐敗，我個人感覺，一個組織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就看你怎么看。一定要反腐倡廉，這是我們存在的基礎，沒有這個你就存在不了。這次十八大報告對這一點高度強調，說處理不好就會亡黨亡國，這個話說得非常到位。

我覺得一個人的心態非常重要。有問題很正常，我們要用建設的眼光來看，要思考怎么用我們的行動、用我們的策略來改變它、提升它、解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