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檔案將拍遭追問：是否有相關部門批準

2012年11月27日 13:40
來源：新民晚報作者：郭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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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一則檔案被拍賣的信息引起關注。今年9月，北京有家拍賣公司召開“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新聞發布會”，對外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啟超檔案即將公開拍賣”。此后，有關“梁氏檔案”的產權歸屬、拍賣是否違背梁啟超遺愿、南長街54號是否為梁啟超故居等爭議不斷。但我更為關注的是，又一批重要檔案史料即將走上拍臺。

這些年來，一批又一批檔案史料走上拍臺。十年前，我和同事受檔案館委托，在靜安希爾頓飯店參加了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公司舉辦的一場拍賣會，目睹一批檔案史科被競相拍走。其中，周作人、姚茫子3頁手稿5000元成交；曾國藩、李鴻章一卷書札7500元成交；錢鍾書、謝冰心致黃裳的兩頁書札9500元成交。成交價最高的是一卷《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信札》，其中有宋慶齡簽發的《上海文藝界致司徒雷登大使》信和茅盾、老舍、葉圣陶、巴金、胡風等80余位文化名人的信件，共148頁，每頁含信箋數頁并附信封；另外還附部分會員照片一冊。該拍品起價6萬元，最終以8萬元“一錘定音”。由于“囊中羞澀”，檔案館給我們的競拍經費總共才5000元，因此很少有底氣舉牌。眼見一份份珍貴的檔案史料“花落他家”，十分郁悶。那次競拍十分激烈，國家圖書館也專程從北京趕來參與競拍，許多意中拍品由于成交價高于該館事先商定的最高限價，也只能“望品興嘆”，最后僅競得1種。

檔案走上拍臺已成了不爭的事實。其實，檔案法律、法規對檔案的出賣是有規定的。《檔案法律規定：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檔案所有者可以向國家檔案館寄存或者出賣；向國家檔案館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出賣的，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批準。”但這項法律規定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這或許與不少珍貴檔案史料同時又具有相當的文物價值有關，那些進入拍賣市場的檔案往往是以文物身份出現的。檔案部門認為是有文物價值的檔案，文物部門認為是有檔案價值的文物，這讓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十分糾結。

好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對拍賣重要檔案史料也有相關限制，國家文物局《關于加強文物拍賣標的鑒定管理的通知》規定：“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鑒定確認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可指定對其進行定向拍賣，競買人范圍限于國有博物館等文物收藏研究機構或國有企事業單位。”例如，那次拍賣會上的拍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信札》在拍賣時規定“僅限于國家博物館、圖書館競買”(當然，國家檔案館如要競買想必也是不該拒絕的)。但是，這種拍品畢竟是具有很高史料價值的檔案文獻，國家檔案館應該是其最好的“歸宿”。在拍品預展時，有關工作人員也坦言，像這些珍貴的檔案史料由檔案館收藏更好。對于博物館來說，這些文獻更多的是體現個體的文物價值，而對檔案館來說，卻能與館藏檔案拾遺補缺，互為印證，發揮整體的史料價值。

回到即將走上拍臺的“梁氏檔案”，此次拍賣標的明確定性為檔案，有關拍賣公司宣稱這宗來自“南長街54號”舊藏的梁啟超信札、手稿、書籍、家具，是市場上僅存的規模最大、題材最全面、內容最豐富的梁啟超檔案，共計950余件。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啟超胞弟梁啟勛收藏的梁啟超信札、康有為信札等，通信方涉及民國政壇風云人物袁世凱、馮國璋、孫傳芳等，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據報道，在拍賣形式上“梁氏檔案”不會進行整體拍賣，總底價為5000萬元人民幣。既然這樣，“梁氏檔案”的拍賣應該遵守《檔案法》的規定。不知如此重要檔案史料的拍賣，是否得到相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的批準，這是我最為關注的。

郭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