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培育和完善鼓勵創造的機制至關重要(實錄)
2012年11月28日,“財經年會2013: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晚宴上發表了題為《關于著眼長遠的近期綜合改革》的主旨演講。以下為實錄:
培育和完善鼓勵創造的機制至關重要
(根據錄音整理)
郭樹清
2012年11年28日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很高興參加《財經》的年度會議。特別高興和我們美方商界領袖,剛才我們開了一個閉門座談會。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關于著眼長遠的近期綜合改革。
大家知道剛剛閉幕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大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精神的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體制改革,堅決破除一些狹隘觀念的機制弊端。十八大報告胡錦濤總書記部署的改革,包括經濟、政治勇社會、文化、社會、生態等多個領域,在這些領域都有周密相應的安排和部署。當然改革是一個過程,必須整體推進,重點突破。
我這里談一談我學習十八大報告的體會,就是近期我個人認為應當高度重視的幾項綜合配套改革。
第一項,必須進一步破除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實現更廣范圍、更大程度的統籌發展。城鄉差別在中國是非常突出的,我們在任何一個工業化的國家里面,城鄉差別都是需要相當時間才能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這個差別確實是異乎尋常,持續的時間也超出其他國家。一個重要原因不是簡單的地理或者其他原因,而是制度上安排我們是城鄉二元是分割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農民無論他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社會文化其他方面權力,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力都是不平等,和城市居民是不平等。當然有很多歷史原因,不能簡單說就是不合理。所以必須破除這個制度安排,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所謂擴大內需要靠我們把新興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同步推進。改善收入分配結構,現在大家也非常關心,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最突出的問題在中國來說恐怕也是解決城鄉差別問題,打破二元制度結構,這是最突出的。十八大特別提出要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設對于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要加快建設對逐步建立"三個公平"體系,就是權力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我們想想前面我說城鄉差別最大的差別是農民和我們城里人因為戶口的定義,以及附著在戶口上很多規定,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要消除不公平城鄉居民最迫切的事情,不可能一步做到,但是必須下力氣,加快步伐。
我說打破城鄉二元制度安排涉及這么幾個方面:一是土地制度必須進行改革。二是社會保障制度也必須進行改革。三是就業制度,四是工資制度必須改革。五是財政收支和公共服務方面也必須進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我們現在有很多外賓,有很多美國朋友,在美國土地農地也是政府管制的,不是可以隨便的進行商業開發,在中國管制更嚴格,土地用途管理必須更嚴格,我們必須維持十八億畝耕地這是我們一個紅線不能破,這是一個底線。但是使用權應該放開流動、流轉,讓農村勞動力和土地、資本,像城里勞動力和資本一樣進入市場,不改變用途的前提下,這很復雜了,我不展開說,但是這是一個基本的方向。世界上所有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正在發展中國家現代農業和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結合比較好的國家,恐怕這些要素都是流動的。社會保障方面我們非常好就是在"十一五"時期終于建立起了一個包括農民的養老、醫療基本保險制度,農村農民養老保險制度涉及到3.59億人,城鎮職工2.8億,還有城鎮居民。保險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權力和規則還是不統一的,我非常高興看到,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今天媒體報道了,我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經宣布在三個制度之間,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可以實現賬戶的轉移和接續,這個進步我相信是歷史性的。社會保障要解決水平差異過大的問題。就業制度方面和農民、農村關系也非常大的,實際上我們在城市里任何一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甚至包括很多政府機關部門,我們有三種就業制度,有三種工資制度,最基本的現在我們要做到使從事同一種工作的人,簽訂合同條款和方式應該基本統一,做到同工同酬。當然也有一個過程,這涉及到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的問題。其他財稅公共服務,涉及到教育、衛生、文化、郵政、電信、廣電,在農村提供普遍的服務,不一定商業上劃算,第一項改革就是著眼長遠綜合改革就是打破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實現更廣范圍、更大程度的統籌發展。
第二項,培育和完善鼓勵創造的機制,形成持續不斷的創新創業浪潮,對中國經濟轉軌、轉型和結構調整、結構升級,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這個經濟體資金已經不是很缺乏了,勞動力也不是那么缺乏,雖然開始工資上升,過去價格雇工條件招不到工人,但是我們缺乏很多要靠研究創造來形成的要素。所以一個社會它的生機和活力,在于要有創新創業,一個經濟體綜合的競爭力也在于創新創業,為什么我們現在比不過美國,不僅僅是因為規模,美國是第一大、中國是第二大,我們過了若干年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我看在我們可預見時期內,中國還是超不過美國,因為美國的創新創業的能力比我們強,這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一個現實。還有很多其他歐洲的國家也是這樣了,包括英國、法國。所以必須從多方面制度安排來鼓勵誠實勞動、勤勉創業、積極投資、敢于創新、敢于創造,要有一點商業的冒險你才可能。我們看經濟體系的演變,最早靠傳統要素來支撐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土地、資本,哪個國家這些要素多,哪個國家就強大,特別是資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幾百年時間里資本是最重要的。但是逐漸我們看到,技術、管理的作用越來越大,特別是在二戰以后,技術、管理這些新的要素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在現在這個階段,從全球競爭的角度來說,重要的已經是品牌、設計、創意這些要素非常重要,無論是iphone、ipad這些蘋果產品,很難說只涉及到技術發明,不僅僅是過去的技術,也很難簡單說是一個管理,所以品牌設計創意作用越來越大了。其實中國人不缺乏創造能力,我們在商業社會很不發達情況下,商業條件很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創造了很多民族品牌,比方說同仁堂、六必居、王致和都是很有名的民族品牌,不一定表現為技術上多先進,但是它的質量是可靠的、信譽是好的?,F在我們在這些方面和發達國家差距非常大,所以一個社會它一個經濟要有創造和創新能力,必須在教育、科技、文化、金融、工商管理和知識產權方面都要形成比較成熟的制度,像知識產權保護我們非常差,我們沒有多少創新跟那個有很大的關系,李光耀有一句名言,美國和中國競爭,美國還是占優勢,因為美國有很多面向全球的大學,美國人可以動員的腦力資源覆蓋全球70億人口,中國只是你自己的13億人口。這個比喻不完全正確,但是我覺得很有一點道理。就是我們的大學、科研機構肯定不會那么開放,那么競爭,那么多樣性,所以我們競爭力和美國沒法比。所以我們創新、科技、文化方面單個學者和個人自己的勞動、自己的研究所有前提和基礎,不是簡單的靠國家號召、國家給補貼或者給直接的財政撥款,有一些項目是可以的,比方說航天這些項目,但是很多項目是不能這樣的。國家給的錢多了并不意味著就有結果、就有效果,有的時候可能恰恰相反,錢越多,效果越不好。所以怎么發揮調動個人的積極性,企業的積極性,使研發小組、研發團隊發揮作用,就是前面所說知識產權保護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最近中國證監會和國家科技部做了一項工作,就是研究怎么來推動在科技園區對企業和大學研究所,他們的研發成果進行確權、認定,就是比較早的給它算作股權,省得以后發展起來了,股票上市了,這個時候出現不平衡了,那又有內幕交易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覺得必須及早做這個工作,僅僅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邁出了很小的一步,當然其他部委也做了很多工作了。包括中國政府所有機構帶頭不用假冒的軟件,我們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想我們還得繼續努力,任務還非常艱巨。和我們資本市場關系非常密切,對創新創造提供多樣化的金融工具、金融途徑,這就是我們說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除了主板、創業板以外,新三板和區域股權市場,包括私募企業債,一定要在中國形成科技創新和資本市場良好的對接機制,如果沒有這個機制,我們經濟的前途、民族復興的命運都會受到極大的影響。我們不是在中等收入階段就進入一個陷阱,可能在高等收入階段,高收入國家也會有失去的十年、持續停滯的二十年,這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沒有資金,不是沒有土地和勞動力,而是沒有創新。
第三項,必須打破行政性的壟斷,鼓勵多種所有制、多個企業公平競爭。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就像十八大報告和原來過去黨和政府文件中說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必須更加尊重市場的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結合點在哪兒?首先要在更廣泛的范圍內,發揮市場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無論結構調整和還是發展轉型,都必須要推進打破行政性壟斷,鼓勵多種所有制、多個企業公平競爭。其他的技術造成自然壟斷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不去考慮,行政性壟斷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比方說我們金融行業,我們在證券、期貨、保險、基金,現在有很多民間資本多種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在銀行方面我們進行了改革,很多銀行特別是五大銀行都已經實現了在海外和國內市場的同時上市,但是銀行和金融很多方面確實很有行政性的限制,這個不是指的專業化這種監管管理的限制,比方說辦銀行必須有懂得從事銀行經營的管理人員,必須有一定資本約束,必須具備基本的營業條件。實際上我們還是有很多隨意的或者傳統的行政性限制,如果說銀行是壟斷的話,在大城市恐怕不是事實,同時開展相同業務的除了五大銀行,還有招商、光大、浦發、中信、民生等等,大概十幾家,業務是完全高度競爭的,更不要說我們有一些政策性銀行在貸款方面也進行了競爭。但是在縣鄉兩級,就看出來有些領域銀行不是那么充分競爭的,有的鄉還沒有銀行,所以在社區金融、縣鄉金融確實需要減少審批,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加強日常行為的監管是非常重要的。打破行政壟斷非常重要 就是要把國有資產資本化,實現國有資本的更好的流動,同時也促進完善企業工資制度,增強我們國有經濟的活力和影響力。
從公司制度來說,最近做了一個調查,上市公司中,很遺憾國有控股的公司大企業在公司治理方面得到的綜合評分還是偏低的,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中小板企業公司治理比大企業好,一般而言,不是具體到那個公司,總體來說,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改革。通過將國有資產資本化,實現管理和運營企業化、市場化,我覺得會大大地增強我們國有企業競爭能力,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增強國有資本的活力。同時我建議,劃撥更多國有資產包括國有銀行和國有保險資產一部分給社?;?,過去只有上市的國企我們減持10%的資金到社?;?,我覺得劃撥30%到50%是可行的,政府部門不應該有那么多企業的資產,以企業形態存在的資產,這樣可以從多個方面改善公司治理,實現保值增值。
另外我們要大力鼓勵市場化兼并重組,現在上市公司兼并重組發展比較快,從我們部門來看做了一些改進,就是減少審批,給更多自主權,企業兼并的情況和重組情況就會有改善,現在上市公司70%的兼并重組項目不需要到證監會審批了,這是一個進步,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提高這個比例。在結構調整和產業競爭方面,包括農村和農業也應該適當地減少行政的管制和審批,在保證農業用地用途不變,18億畝耕地總量不減少的情況下,和農民合法權益得到保證的情況下,應該加大市場流通和重組的力度,這是我講的第三個問題。
第四項,要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向市場和社會轉移和下放權力,也是責任,也是從事的事務。就是很多事情政府是管不了的、管不好的,最重要的是不應該管的。既然我們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年前確定的這個目標,那么我們就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就是市場能夠做到的,社會能夠做到,政府就不必要去直接管理。比如說像社會組織,必須下決心像十八大所說的實行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構建社會組織和基層組織。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多種多樣的社會中介組織,來從事教育、文化、救濟、扶貧各種社會事務。組織完好的社會實際上政府承擔的事情是有限的,必須是有限的政府,如果承擔無限責任政府效率是談不上的,服務效果也是談不上的。如果不減政放權,企業自主、社會自治和依法治國,這三個目標都實現不了,為什么?因為政府都要管、政府都要干預,包括依法治國政府應該讓司法機構做,政府就不能做,我想這個改變我們不是說政府出于不好的目的管那么多,各級政府往往出于好的目的,動機是很好的,但是效果很不好,必須做出這樣的改革。
這里我還想提到一條,我們要大力發展社會第三次分配的機制和體系,就是社會捐贈?,F在根據有的媒體的統計,2011年我們全國大概各種慈善捐贈是800多億人民幣,占我們全部GDP的比例不到0.2%,大概是0.18%這個水平。而美國這些年來平均的水平將近3000億美元慈善和捐贈,占到GDP的2%這個比例,是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我們今天在座的朋友很多都是美國社會高收入者,他們很多人也是熱心公益事業的,捐贈的做法不僅是對社會收入分配的再次調整,而且對凝聚社會、團結人民都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上四項是近期應該綜合考慮的,著眼長遠的綜合改革。
最后強調一下,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可能必須正確處理多種利益關系,堅持平穩有序推進改革。大家可能看到媒體報道我們的李克強副總理講到改革,說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深水區、攻堅期,利益關系的調整必不可免,所以很多問題必須謹慎地來處理。既要做好總體設計,又要鼓勵從基層試點,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充分調動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把人民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緊密結合起來,把非根本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恰當地結合起來,特別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那些想象的,看上去貌似是人民群眾的利益,其實不是真實群眾的利益,這個要區分開來,這些問題是我們改革能夠平穩推進的重要保障,一定要處理好這些問題。
對我們未來的改革可能影響比較大的負面因素有這么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民粹主義。覺得老百姓提什么,一部分老百姓說什么都是對的,政府就應該作出響應,就應該給予回應,就應該落實,那么就可能會影響到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第二個,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使得我們不能夠繼續很好的保持我們一貫的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個非常重要。所以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及早認識到,要引起注意,它們消的極影響要充分的重視。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們高速公路,中國高速公路是很典型的例子,我們過去用貸款建設、貸款修路、收費還貸模式來運行,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問題,包括發生了不少腐敗的問題,毋庸諱言,有的省連著幾個交通廳長貪贓枉法,攬工程拿回扣要好處,這些都有??傮w上來說中國貸款修路,收費還貸應該是成功的模式,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我們僅僅用了20年的時間,第一條高速公路是八十年代建的,長一點是大連到沈陽,短一點是上海到嘉定,都是87、88年建成,也就是20多年時間建成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很快可能會超過美國的高速公路網絡,這個成績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想說現在有很多批評和抱怨,為什么要收費,美國也不收費,歐洲也不收費。這是另外一個模式,就是靠收稅建這個路。我們大家都很希望不用交費又能有很好的高速公路,我本人很贊成,但是這樣的事情世界上不可能有的,我們知道天上不會掉餡餅,所以償還公路收費是一個過程。大家發現有些公路收費超過原來期限,首都機場高速路早就超過了,沒錯,我們應該注意到五環路原來是銀行貸款也要收費的,后來不收了,類似的問題,具體案例我不去講了,總體上像這樣我們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使這些利益得到很好的處理。國慶節我們對小汽車放開,不收費了,當然很好了,很多人群得到了好處。但是后來看網上和媒體方方面面評論,包括上市公司和投資者的投訴,又有很多抱怨,就可見高速公路收費或者免費的問題都不那么簡單,涉及到很多關系需要處理好。
對于歐洲和美國出現的危機,要認真總結,我們更應該認識到需要把復雜的利益關系處理好。比如說美國金融危機是發端于次貸,什么是次貸,就是次級客戶的貸款,什么是次級客戶,就是還款能力有問題的客戶。歐債危機就是國家發債太多用于高福利,超過了自己的能力,最后大家統一來承擔。我以為這兩個危機都和民粹主義有很大的關系,所以必須避免這樣的失誤,才能使我們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來深化改革,在改革過程中一定要防止極端民主化和極端自由主義行為,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我前面說到我們不要把狹隘民族主義當做愛國主義,比如說我們說釣魚島歸屬的問題,毫無疑問屬于中國所有,無論是歷史上、地理上、法理上都是沒有問題的,都可以找到很多證據。我們應該在國際政治、外交、軍事場合進行堅決的斗爭,這都沒有問題。但是,我們很不提倡、很不贊成看見日系的汽車去給劃一道子,或者把玻璃砸了。當然王波明汽車可能是美國的汽車,因為他是美國回來的,我覺得無論是日本的汽車或者美國的汽車都不要砸,砸汽車實在是沒有任何好處,你的親戚可能就是在日本投資企業里工作的,可能就是你兄弟姐妹,被砸車的人就是你的叔叔、阿姨,這個究竟誰對有好處呢?對誰都沒有好處,所以這個問題也是我們需要高度重視,希望我們《財經》論壇能夠關注最基本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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