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財經年會發言文字實錄

2012年11月29日 12:10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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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11月28日消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博源基金會顧問委員吳敬璉在財經年會發表了題為“挑戰與改革的突破口”的主題演講。

以下為發言全文：

吳敬璉：謝謝何迪先生，我們這一節題目叫做“挑戰與改革的突破口”，我們會議的組織者寫了一篇這一節的導語，我先念一下。

經歷30年高速增長以后，中國經濟開始邁入中速增長的新階段。全球化使產業格局與服務業細分態勢在金融危機后出現了重大的調整，而中國內部產業結構調整、產能過剩的城市化進程及服務業仍顯薄弱和滯后。難局未破之際，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和環境不可持續等接踵而來。這既需要頂層設計，更需要整體配套改革的推進，也需要在政府職能、財稅體制、收入分配、國企改革、土地制度等難點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我們這一節就想討論這兩個重點的問題，一個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另外一個應對這個挑戰就需要整體配套的改革，各個方面的改革怎么來進行，需要我們做深入的討論。

我先說一點我對這個題目的想法，十八大以后改革似乎在整個社會升溫，從領導到大眾，對于今后的改革推進都有很強的期待，但是我們現在第一步走出去以后，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就變成一個很迫切的問題。因為都是提出目標或者提出推進改革的口號，甚至下了這樣的決心，還是不夠的。從過去的經驗看起來，大概有這么三步，我比照上一次大的轉折，改革的大推進，就是90年代初期開始的改革大推進，整體配套改革有“三步曲”，我們現在僅僅走了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所謂目標模式的確定，現在的說法叫頂層設計，頂層設計的確定，第二步是制定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設計，并且根據各方面改革他們之間的配套互動關系，做出一個總體規劃或者叫做行動的綱領個。第三步就是實施這個行動綱領，打破阻力，把各項改革落到實處。

從上一次90年代初期，一直延續到90年代末期，甚至到21世紀初期，這一次大推進來看，前面兩步都做了相當深入扎實的準備。所以，我們從1994年開始，改革才能在20世紀末期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我記得那一次改革大推進的發起人是鄧小平，鄧小平在1990年12月在中央開會以前和主要領導人談話里提到了我們應該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1年2月和朱镕基的談話里再次提出。但是他這兩次提醒以后并沒有馬上就形成共識，而是出現了大家所知道的黃埔訊的事件，上海周瑞金和其他幾位同志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寫了四篇文章，提出要推進改革。但是馬上就受到另外一種力量的反擊。于是就展開了一場到底是計劃經濟為主，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場大爭論。

在這個爭論中，主流的媒體表現的是一種保守的傾向，但是支持改革的領導人和學術界、企業界、政界的許多支持改革的人們就潛心地進行研究，研究這個問題，到底我們要一個什么樣的目標。這個研究和討論到了高超就是1991年的10月到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江澤民總書記召集了11次討論會，著重的討論怎么搞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參加這個討論會的經濟學家幾乎一致的認為要建立市場經濟。

在10月12月討論會以后，中央領導又征求了其他一些主要領導人的意見，到1992年的6月9號，準備十四次代表大會的一次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里就說，現在對于我們要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目標有幾種不同的意見，他自己傾向于把目標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且對市場經濟的特性做了解釋，大致上是講了兩點，一個就是市場經濟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另外一點市場經濟制度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

這個講話以后在黨的高層沒有反對意見，向鄧小平匯報以后，就決定帶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定為我們改革的目標。這樣就把目標模式確定下來。現在我們把它叫做頂層設計。

在十四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并沒有停留在口號上，又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參加這個研究的人更多，才在1993年11月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制定了一個當時叫做總體規劃或者也叫做行動綱領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一共50條，我們把它叫做50條，這50條其實是一個總體的規劃，重點方面，比如財稅、金融，主要是銀行、國企、社會保障體系、外匯管理體制，等等，重點方面的改革方案，而且規定了他們之間的時間順序和配套關系。

從1994年開始，就執行這個總體規劃，當然，執行過程中也有一些小的調整，后來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一個怎么改造，叫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應該做什么樣的改革。特別是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

正是因為在這樣一個總體規劃下執行了這些改革的方案，所以，我們就能夠在20世紀末期宣布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正是我們中國經濟能夠崛起的制度基礎。和這個相對比來說，看來我們現在需要進行第二步。十八大我們現在正在討論，十八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決定，符合十八大前大眾對十八大的期望。大眾對于十八大的期望是什么呢？就是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所以，這應該說是第一步，確定目標，確定頂層設計。

既然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會已經確定了目標模式，確定了頂層設計，為什么又會提出要重啟改革議程，又要來討論頂層設計呢？原因是因為大致上在21世紀以后出現了新的爭論，新的不同意見，我就把它叫做由另外一種頂層設計出現了。我們20世紀建立起來這個體制，它一方面打開了市場經濟，市場制度起作用的空間，另外一方面它又存在很多舊體制，2003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認識到我們的體制不完善，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講了我們生產的發展仍然存在很多體制性的障礙。所以，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的執行現在看起來不盡人意。這種雙重體制的存在，使得有些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矛盾日益尖銳，怎么解決這些矛盾過程中出現的另外一種意見，說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不對的。所以，造成了比如腐敗，比如兩極分化。按照這種意見的支持者，他們的想法就是應該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要強化政府，強化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這種趨勢現在愈演愈烈，一年以前可能到了最高的地步。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傾向呢？有不同的說法，有人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有人按照我們東亞國家暫行的討論里提出的叫威權主義的發展模式，或者有的人說的更嚴重一些，說這種趨勢是一種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趨勢。于是就出現了兩個頂層設計之間的爭論。所以，人們批判十八次代表大會能夠對這個爭論做一個決斷，明確我們到底向哪個方向走。

現在看來十八大明確了我們到底應該選擇一個什么樣的方向，十八大重申我們要堅持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這樣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到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上來。所以，第一步已經走出去了，大家對于十八大給予很高的評價，我看也是就這一點而說的。但是正像我前面所講的，全面配套的改革確定它的目標，確定頂層設計只是第一步，正像十二五建議和十二五規劃說的，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后面還跟了一個“和總體規劃”，我看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總體規劃設計好。

根據上一次大推進的經驗，做出總體規劃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現在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巨大而復雜的系統，不是簡單的提出目標，甚至簡單的口號就能夠把它到底應該做什么弄清楚，是要做許多研究的工作才能把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設計出來，把他們之間的配套關系確定下來，然后根據施工圖進行施工。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環繞一個中心，就是完善競爭性的市場體制，環繞這個中心對財稅體制、金融體系、國有經濟、市場監管、社會保障體系，還有我們會議綱要提出來的政府職能等等方面都要做出改革的方案設計，而且把這些方案設計綜合起來，明確改革的重點，做出各項改革的實施步驟和配套關系的安排。

根據過去的經驗，制定這樣一個改革方案和總體規劃是一個非常艱巨復雜的工作，需要朝野上下，官產學各界人士協同努力，經過一段時間，如果我們工作能夠有成效的話，希望幾個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能夠制定出我們下一步行動的綱領，就是總體規劃。

這一節的討論主要討論各方面的改革，怎么用各方面的改革去應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當然，除了我們需要全面的推進改革，除了經濟改革，還有政治改革，如果我們1992年那一次的大推進對這次有一個有進步的地方，那時候有個缺陷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討論的很少，后來的整體規劃這方面的涉及比較少，而實際上現在市場經濟一定要建立在法制的體制上，而且十六次代表大會，十七次代表大會都提出了政治改革更多的目標，比如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提升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等等。這些方面是和經濟改革密不可分的，正像鄧小平說的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所以，我們要討論改革方案設計和總體規劃也離不開政治改革方面，不過我們這一節主要是討論經濟改革方面的問題，因為會議的組織者把政治改革的法治問題放在今天下午討論。

現在有一種議論，說改革的呼聲比較高，改革的決心也下了，但是有一種議論，主要要看你們怎么做。所以，我們現在需要討論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下手，應該怎么進行，只有這些問題明確以后，我們才能第三步，雖然設計好了，但是因為既得利益現在越來越強大，如果不能克服這些既得利益設置的阻礙、障礙，改革也很難推進，這些方案和總體規劃也難以落實。前提是我們需要把我們要做什么想清楚，把藍圖畫出來，雖然在實施過程中還會有很多調整，但是如果方向不定，改革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就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