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國:走出書齋做學問
徐建國:走出書齋做學問
“我是一個書生,我覺得普及知識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徐建國笑稱,自己講課時學生能夠覺得有道理,寫評論文章能給讀者提供新的角度看待經濟問題,就感到很不錯了。
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1996年招收第一屆研究生。次年徐建國從北京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原本打算報考法律系研究生,得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有林毅夫、周其仁、宋國青等一批學者后,決定報考那里的研究生。他說,這三位經濟學家對他的影響很大。
徐建國2009年又回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在此之前,他先后擔任過香港大學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金融學助教授,而更早之前他是杜克大學的一名博士生。
“從小學讀到博士再到教書全在書齋里。”徐建國說,自己在經濟理論方面更強些,調查方面相對弱些,所以回國后跑得多,去做經濟調查。
徐建國認為經濟學中的理論和實際反復交錯,實際的觀察會幫助學者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論。在調查過程中,對經濟現象理解的深度也在慢慢變化。“現在大家都在書齋里做文章,實際調查研究很少,教科書中的經濟分析只是一小部分,真正做建議要觀察很多,這一點我覺得有點擔心,年輕的經濟學者實際調查可能稍微薄弱了些。”
1984年,“莫干山會議”在中國改革開放早期首次集結了當時國家最優秀的一批青年經濟學者。這些青年經濟學人在改革的關鍵時刻,提供了諸多卓有價值的思路,并引起了決策層重視。在徐建國看來,這批年輕人對決策層產生了影響,對改革起了推動作用,但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
對他來說,作為經濟學者普及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對已有知識的消化對很多人來說就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消化了又能說給大家聽懂,這已經是很重要的工作了。”
“經濟學很復雜,建言政策不見得都是對的,有時十個經濟學家會有十種觀點。”徐建國認為經濟學者有三種境界,最基礎的寫評論性文章、做政策建議和做宏觀預測。建言獻策必須把各個方面都想全,要有非常深的思考并對經濟原理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需要團隊討論集思廣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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