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制度不跟上來老百姓利益受到史無前例的威脅

2012年12月19日 11:20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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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2012年12月19日，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觀察家年會”在京開幕，本屆峰會主題為“新十年”。在2012觀察家年會上，陳志武表示，在改革過程中，如果制度不相應的跟上來，民主法制對權利的制約不跟上來，老百姓的利益受到的挑戰和威脅是史無前例的。換句話說天高皇帝遠，原來確確實實有技術方面的限制帶來這些好處，這是從交通運輸技術方面發生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未來幾十年，未來五年，十年”中國進一步的持續發展所面對的挑戰，這些挑戰必須得從制約權利，現在法制改革這些角度來著手，否認民間的這些權益受到的威脅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會越來越低。

以下是陳志武發言實錄：

陳志武：非常感謝《經濟觀察報》給我這么一個機會，大概是第四年，第五年參加觀察家年會。剛才吳老師、周教授還有許教授從如何進行改革的方方面面談了很多的具體的一些細節。特別是剛才許小年教授強調政府從很多領域里面退出了，以前我們說的比較多的是市場可以做的應該留給市場做。其實我個人覺得要做一個簡單的調整，因為的確很多事兒市場可以做，但是也有很多事兒是市場可能也做不太好，政府也做不好，這些事兒到底留給誰來做？我覺得，只要政府不能做，做不好的都應該留給市場做，因為做的好的十二世紀上非常有限。按照這個思路來做，應該說留給市場的會比我們平時說的市場能做的就留給市場做，實際上可以給市場更大的空間，我只做一個簡單的修正。

當然，我下面花20來分鐘講的重點是說一些思考，到不是具體怎么樣改革，特別是十八大之后，我們非常清楚，今天新的領導班子和未來的中國十幾年，二十幾年面對的挑戰跟過去三十幾年面對的挑戰差距非常大，不完全是一回事。到底怎么樣理解這些挑戰？我還是想通過老家湖南茶陵作為起點，這個是把我老家過度的美化了，茶陵20世紀中期之前，基本上沒有交通，水運跟一般的船差不多，走不到哪里去，20世紀中期之間，沒有鐵路通到茶陵，也沒有公路通到茶陵，更沒有現在的高速公路，或者是飛機等等。所以，茶陵現實很窮。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正因為以前沒有鐵路，沒有公路通也沒有現在的金融機構在那兒，所以茶陵本身的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社會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被無意之中的保護起來，也就是茶陵其實沒有什么東西，但是茶陵有的東西，民脂民膏哪怕很少，但是基本上由于沒有規模化的交通運輸工具，所以茶陵老百姓的利益在天高皇帝遠和交通運輸不發達的雙重幫助之下被保護的很好。

但是，今天這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里我給大家看一張湖南的高速公路的圖，總體上在湖南省的范圍之內現在有7條高速公路，從南到北，9條高速公路從東到細，這樣一來，我的老家茶陵靠近井岡山，茶陵沒有幾年就有3條高速公路，這是一方面的變化。另一方面的變化，湖南省范圍之內，有9條鐵路干線，包括我的老家茶陵至少有2條鐵路線路過，這下好了，當然有這些高速公路和鐵路確確實實給我老家的那些鄉親可以帶來一些新的發展的機會，這是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一面在哪里呢？就是茶陵有什么東西值錢的，在北京的高官，長沙的高官，想要調動任何他們喜歡的茶陵的東西，根本不需要費什么力，又有鐵路，又有高速公路，可以運輸起來。

我大概根據今年的一些估算，我看到這樣的一個總體的數據，就是目前全國范圍之內把鐵路運輸總量，公路運輸總量，水運的總量，航空的運輸總量加在一起今年全國范圍之內的貨運量將會超過350億噸，按照13億人口來算，今年的人均貨運量達到26噸的水平。當然，我們可能說這個恰恰說明中國的經濟現在是非常的現代，非常的發展，方方面面，跨地區的物流，大大的增加了，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一面跟我前面講到的茶陵老家過去朝代時期，一直到清朝末期，民國之前的境況相比，這種大規模的運輸量，運輸能力跟政府權利不受制約形成非常大的反差。也就是這些高強度的、大規模的運輸容量如果在行政權利不同時受到制約的話，權利所可能帶來的對民間財富，民間資產，民間有價值東西能夠構成的掠奪，或者說侵犯的程度是歷史上任何時期所沒辦法比的。所以，現代交通運輸工具、網絡帶來的結果，使得掠奪民間財富的能力達到空前的高度，這個話怎么說呢？稍微了解歷史的都知道，晚晴鐵路出現之前，京杭大運河是中國最主要的幫助朝廷從各個地方，主要是從南方把這些糧食還有其他貴重的，有價值的朝廷官員喜歡的那些東西運到北京的一個主要的手段。大概云航全長1794公里，今天大概有1400公里可以使用，實際上沒有那么多人使用了。京杭運河最早從春秋戰國的時候開始，到現在從這些歷史學家的研究，在整個差不多2000多年的歷史上，最鼎盛的時候，就是京杭運河運的最多的時候，大概路過從天津到通州到北京的運河每年朝運船只的數量大概2萬只，這是什么概念？如果當時的船每一只船可以運5噸的貨物，也就是全年總的流量，往北京運進來的民間有價值東西，差不多也就是10萬噸這樣的水平，跟現在幾百億噸完全是沒有辦法比的規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不能夠只看到給現代技術，給經濟，給運輸，交易成本帶來的方方面面的積極的影響。但是，如果制度不相應的跟上來，民主法制對權利的制約不跟上來，老百姓的利益受到的挑戰和威脅是史無前例的。換句話說天高皇帝遠，原來確確實實有技術方面的限制帶來這些好處，這是從交通運輸技術方面發生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未來幾十年，未來五年，十年，中國進一步的持續發展所面對的挑戰，這些挑戰必須得從制約權利，現在法制改革這些角度來著手，否認民間的這些權益受到的威脅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會越來越低。

第二、重點強調的變化就是金融技術的變化。中國的第一個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是1897年成立的，乾隆中期，全國大概有2千萬家錢莊典當，但是這2千萬家和其他的機構，基本上都沒有在其他范圍之內，或者跨地區的成網，更沒有把總部設在北京首都，或者明朝的時候放在南京首都。這樣一來像我老家茶陵，茶陵可以有錢莊，老百姓沒有什么錢，但是有一個好處，當地的錢莊吸收過來的存款和金融資產百分之百都投放在本地，而不是像現在全國的商業銀行，不管是工商，建行，農行等等可以在全國各個地方吸收存款，但是投放的決定權首先是控制在北京。如果我們算一下，我們可能會知道，實際上到18世紀末期，19世紀上半期的時候，票號在全國范圍之內有一定的聯網，據估算，光緒的前期，票號的總號和分號的數量大概全國范圍之內有400家，這說明一個問題，我們不妨給一個很大的數字，就是每一家票號的總號和分號假定有10萬兩銀子的資產，當時一個票號有10萬兩銀子的資產是非常大，全國分為之內有400家乘上10萬兩銀子，也就是在全國范圍之內，連成網的票號體系最多控制4000萬兩銀子這么多的金融資產。按照當時北京的一般工匠，一年大概賺20兩銀子的收入，那時候全國的票號金融體系控制的資源大概是一個什么規模呢？是相當于200萬個城鎮工人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說，那時候不管是光緒皇帝，還是過去其他的皇帝，權利再怎么失控，頂多可以把那些票號差不多4000萬兩銀子，差不多等于200萬人的年收入可以亂花，亂調配。

但是，這個數字跟今天的全國金融體系控制的資源，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概念，因為最近我看到，大概全國的主要商業銀行總部在北京的以這些為主，還有上海的，總共控制了90幾萬億的儲蓄存款。這90多萬億是一個什么概念？如果按照城鎮居民今年差不多25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一個基數，在90多萬億存款金融資源，相當于36億城鎮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當然，我知道我們沒有36億的城鎮居民，也許只有6億，這恰恰說明，現在的金融體系控制的資源規模，不管是跟乾隆時期的票號，還是光緒皇帝時期的票號控制的總的資源相比，在數量級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從這個角度，讓我們看到全國金融體系的一體化有中央在總部的，總部在北京的以還有其他大城市的那些總行來控制以后，特別是這些銀行的信貸也要受到國務院、發改委統一的調配以后，這個時候權利怎么樣行使？是不是能夠受到相應的資源，用的好的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兒，當然可以發揮積極的效應。但是，我們作為制度設計的思考，制度設計的那些有學問的人，我們必須要考慮到，萬一這些權利被濫用的時候會怎么辦？被濫用的時候，可以影響到的資產規模相當于36億城鎮居民100多億農民一年收入的時候，這個潛在的傷害和危害跟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相比也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語的。所以，這個里面我們思考未來社會挑戰的時候，不能思考現代金融體系帶來的好處，我們必須看到，權利一旦失控，濫用的時候會可能構成的傷害是怎么的數量級。

第三、現在改革不能推遲的原因，跟收入規模，財政規模有關系，剛才幾位教授說的比較多，我這里不多說了。但是，重點跟大家提煉一個問題，預算內的財政稅收和預算外的財政收入加在一起，至少15萬億政府可以花的錢，錢到底怎么花？尤其是跟乾隆時期的財政稅收，一年4900萬兩因子相比數量級上差別非常大，因為乾隆時期一年4900萬兩因子，大概也是相當于200多萬北京工人一年的收入，跟現在的十幾萬億，相當于6、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當權利財政透明度很低的時候，可以帶來的后果可以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這張圖可能是最近最流行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濟南市政府大樓，我這里不多說了。

第四、國家作為資本家，作為地主控制的資源實際上按照一個簡單的估算，將近占全社會生產資料，生產性財富的60%，2/3這樣的規模，這個錢怎么花？也是我們從力學角度看到民主法治的憲政改革，再往后推，可能帶來的問題會越來越成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也讓我們看到為什么？特別是有很多研究國學的學者沒有意識到，在世界范圍之內，民主憲政法治的發展都是19世紀，20世紀的時候，也就是很多學者很喜歡說，如果過去幾千年都沒有西方的民主法治，貨幣民主法治歷來都是西方一貫的制度。當然，英國相對來說是第一個首先推出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法治的國家，但是也是在1689年的事兒。第二個推出憲法的就是美國，大概在一七八幾年。但是也更多的現代民主法治的國家都是在19實際出現了一批，第二批主要是在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所以，從全球的范圍來看，我們可能會問，為什么民主法治是近代19、20世紀才推出來的，在全球范圍之內，到今天除了少數幾個國家都普遍執行的，而且都是在19世紀，20世紀才慢慢的推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回到我湖南老家茶陵，不僅是中國，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現代交通都是在19、20世紀才慢慢的普遍推廣起來，這種現代技術，現代金融體系的推廣，不只是在中國帶出了，而且在其他國家都帶出對權利制約，權利制衡的要求，所以今天我們非常具體的，非常活生生的可以從很多角度看到這些現代技術，如果沒有民主法治的支持，以后的問題會非常嚴重，具體要進行哪些憲政改革、體制改革和法治改革，其他幾位學者都會講很多，我不多說了，謝謝大家！

郎永淳：謝謝，非常感謝陳志武先生帶來的精彩演講，是從歷史的縱深和一系列的經濟數據，著重談到權利制約，怎么樣通過權利的制約，權利的制衡來管理好，制衡好資本家和地主。他非常懷念1970年代他的老家茶陵，我們如果從時間的緯度，不可能再回到30、40年前，回到30、40年前，可能只能夠通過歷史學家的言語才能夠達成。接下來有請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教授，他帶來的題目是“文革與改革，五十年來的中國”，有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