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學術體制最好推倒重來

2013年01月05日 02:11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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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當代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之一，除了日常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在周圍朋友的推動和邀請下，陳嘉映這兩年也一直在嘗試著拉近哲學與一般公眾間的距離，因此也有意無意增加了與哲學圈外人士及一般人群的交流和溝通。

陳嘉映從來沒有刻意扮演一個面向公眾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但他也從來沒有回避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應秉持的學術良心與社會責任。新的一年已經到來，在當前的中國社會形勢下，陳嘉映的“中國夢”呈現出的是一幅怎樣的圖景？

《華夏時報》：你個人的學術思考在這一兩年是否會發生什么變化？

陳嘉映：這個我不知道，這個得由別人判斷，我自己一直追索自己的問題，“一條道走到黑”，但別人也許會判斷說我的想法變了什么的，內容、重心、方式發生了變化什么的。

《華夏時報》：如何評價當前中國哲學的整體學術水平？

陳嘉映：當然是非常低的。中國的文史研究這30年可以說在重新起步，一直在搖搖晃晃地學走路，而這些年中國的學術環境在不斷惡化，學術體制和大學體制非常惡劣，鼓勵浮躁，鼓勵急功近利，這個體制現在惡劣到了極點,跟外部社會的浮躁和功利形成惡性的呼應。

《華夏時報》：那最糟的是什么？

陳嘉映：我無非老生常談——缺少自由和獨立的學術空間當然是第一位的因素。我這里談的缺少自由不特指政治控制，而是更寬泛意義上的行政規劃和控制，由教育部、文化部、中宣部這些機構來規劃、評判、鼓勵，把思想和學術納入生產模式。他們甚至還想規劃生產學術大師呢。這種行政控制一切的機制當然生產不出什么大師，只能生產腐敗。我相信，如今學術腐敗更甚于經濟等領域的腐敗，只不過所謂學界無足輕重，造成的直接危害公眾不那么在意就是了。

《華夏時報》：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或者說體制是個什么樣的狀況？

陳嘉映：行政膨脹、體制僵化不僅出現在中國，西方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不像我們這里這么糟。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中國的問題，一個是時代的問題。文史研究本來不同于自然科學，卻模仿自然科學，結果，文史研究成了學院里自說自話的活動;另一方面，社會生活中，淺俗娛樂等等把嚴肅思考擠壓出去，這些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除了這些一般的困境，中國還要再加上自己特有的困境，因此中國的情況格外糟。

《華夏時報》：中國的學術現狀在未來幾年內是否會有一些改善？

陳嘉映：不大看得出苗頭，目前沒看到任何積極的變化。如果你要讓我隨意想怎么才能改善，我想，首先是去行政主導一切，上面說到的那些部門全部取消掉，情況一定會改善不少。中國現行的學術體制最好整個推倒重來。

說了這些，我們還是可以持少許謹慎的樂觀態度。也許，體制糟到了極點，不得不有點兒改變。而且，即使有這么個體制，總還有一些學者——鳳毛麟角吧——在堅守自己的學術操守，在認認真真做事情。這樣慢慢積累，積累得豐厚一點兒，假以時日，會從內部形成一個傳統。

《華夏時報》：這種所謂“謹慎的樂觀”，在近一兩年內能實現多少？

陳嘉映：不會有大變化。學術不像股市，一下子牛市來了，學術積累永遠是個慢功夫，學術敗壞起來可以很快，卻不可能一下子好起來。

《華夏時報》：由學術、文化領域再放大到中國的一般社會及政治、經濟生活領域，你會有什么樣的預期？

陳嘉映：談論這些的人很多，該談的都談到了，只剩下做了。我沒什么新鮮的可說。過去十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你可以說，這是對幾千年沿襲的一項制度的重大改革，但相對來說難度并不是那么大，也不直接觸動哪個特定的利益集團。現在我們面臨的改革目標，則需要更大的政治意志、政治智慧，甚至需要冒相當的風險。

《華夏時報》：最后想問一下，2013年的中國會發生什么？

陳嘉映：這我哪兒知道。我估計，會有很多新政推出，但沒有什么重要的新政會成功，到年底之前我們就會看得比較清楚，新政推行不下去，領導層是縮回來，還是有足夠的政治意志，肯冒一定的風險，堅持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這個巨大的轉型不會是一路平安的。

《華夏時報》：能否簡單介紹一下今年的個人工作計劃或重點？

陳嘉映：基本上還是此前工作的延續。我答應重作馮婦，給《新世紀》再寫一年專欄，專欄內容主要還是跟哲學有關，但不是語言哲學、科學哲學這類，關心的人不多，而是跟社會、人生、政治等話題關系近一點的。

我們現在的哲學相當學院化，同時，還是有一批有教養的讀者有對論理的熱情與興趣，我嘗試跟這樣的讀者交流，不是所謂普及。一直以來，我都愿意跟哲學圈外的朋友交流和碰撞，像去年在你們《華夏時報》上發表的跟作家狗子的系列對話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