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約束競爭是合約的一般用途

2013年01月08日 08:51
來源：鳳凰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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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選擇》第三章《合約的一般理論》的第二節。)

老師阿爾欽被行內的朋友譽為產權經濟學之父，是應該的。要我選一篇關于產權的經濟學文章，我選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該文從權利界定的角度論私產，大手引進交易費用這項局限，是近代產權經濟學的中流砥柱。但我同意行內朋友把阿爾欽放在前頭，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當一九五九年我進入洛杉機加大讀本科時，阿師重視產權同學之間屢有說及——阿爾欽重視產權問題比科斯來得早。其二是阿師把產權帶到競爭那方面去，對經濟整體運作的關系看得較為全面了。

阿爾欽的口述傳統

阿師認為產權問題非常困難，當然對，而他自己只發表過一兩篇不大深入的討論文章。比較全面的討論應該是一九六四年他與W. R. Allen合著的University Economics，今天回顧也不夠深入。阿爾欽的產權傳統，主要是他在研究院教價格理論時的口述。我聽了四次，而作為他的入室弟子，課堂之外常跟他研討。讀物不論，弗里德曼與科斯等算是同事的影響也不論，我的經濟學基礎主要是來自阿師的私下教誨。

阿爾欽認為，因為資源稀缺，社會一定有競爭，其中的游戲規則是產權制度。市場出現的市價——以價高者得分派物品——是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了。阿師之見，稀缺(scarcity)、競爭(competition)、產權(property right)，是三個同義的詞。這些我在《科學說需求》解釋過了。

從佃農分成看到新天地

當年我認為阿師的這些觀點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所以寫博士論文時沒有依他的勸導，偏偏以產權為出發點處理佃農分成，得到的理論阿師高興。他沒有注意的，是在《佃農理論》第六章第四節我一腳踏中一個后來愈想愈重要的話題：如果資源使用帶來的收入有一部分沒有被界定為私人所有，該資源的使用會出現像公海捕魚那種非私產的效果。這是后來一九七四年我發表《價格管制理論》的前身。

一九六七年寫好《佃農》，一九六九年我深入地分析公海捕魚的租值消散時，發現只要競爭受到約束，租值不可能全部消散。跟著的推論是，毫無約束的競爭人類會毀滅自己。一九八一年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小冊子時，我開始把租值消散與交易或社會費用劃上等號，也指出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合約。我把界定權利看作合約安排，認為中國的改革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我跟著把在中國觀察到的交易費用轉變一分為二，準確地推斷了這個大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至于我提出在眾多決定勝負的競爭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則源于一九六九年起我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了。

等級排列的啟發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離別了多年的廣州一行，見到干部朋友的等級排列使我震撼。反應遲鈍，我要到大約一九八三年才驀然驚覺，知道以等級界定權利是一種減低租值消散的約束競爭的合約安排。如此類推，所有風俗、倫理、宗教、禮儀、法治等皆有約束競爭的含意，皆可作為合約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強迫，一律含意著互相同意的約束。當然不是市場物品交易的那種合約，但互相同意的安排必定含意著某些權利是交換了。繼續推下去，約束競爭的費用是合約費用，因而也是交易費用，廣義地看應該稱為制度費用。再想深一層，這些費用的提升會減少租值，下降會使租值增加，因此，租值的消散可以作為制度或交易費用看，而制度費用就是合約費用。

不是任何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約束都要從合約的角度看，而是可以那樣看。好些時從合約的角度看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不可取，但有時從合約的角度看問題就變得清晰起來。好比中國起自一九七九年的經濟改革，從改變合約安排的角度看是高明的。例如從人民公社的大鍋飯制改作一九八三年興起的包產到戶制——是明顯的合約轉變。這樣看，一方面讓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資源使用權利的界定，另一方面這轉變帶到以市價作為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交易費用因而下降，使人民收入或土地租值上升，我們能把問題看得清楚。

交易費用的比率要怎樣看

一九八一年寫《中國》那小書時，我指出以干部等級排列權利的交易費用那么高，能改制，轉用以資產排列權利，交易費用只下降小許國民收入會暴升。當時沒有誰相信我，而當一九八三年見到約束競爭的局限轉變明顯地加速，我說國民收入每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不困難。不少人說大教授發神經。后來的發展證明我對，他們錯：八十年代中期，先起步的廣東有不少地區的每年國民收入增長高達百分之五十。今天回顧，八十年代我為中國的改革寫了不少文章，有沒有貢獻很難說，但說到推波助瀾我可能是天下第一把手。

交易或制度費用——也即是合約或約束競爭的費用——在國民總收入中通常是占了一個很高的百分比。從這百分比看，農業一般遠比工商業為低，所以諾斯等人的估計，說先進的工業國家比落后的農業國家，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有較高的交易費用。應該對。但遠為重要的看法，是同樣行業，約束競爭的權利局限有了增加效率的轉變，即是合約的形式改變了，國民收入或租值的上升含意著的是在百分比上，交易費用一定是下降了。交易費用的實數可能上升，但其百分比一定下降。

我不懷疑今天中國整體的總交易或制度費用是高于改革之前，又因為工商業發展得那么蓬勃，從經濟整體看，交易費用作為國民收入整體的比率也上升了。然而，把農業、工業、商業三者分開看，中國今天的交易費用在收入的比率上一定是下降了的。

正如諾斯等人頻頻碰壁，在實際觀察上交易費用很難量度。邏輯與理念倒是清晰明確：把行業分門別類，經濟增長需要在主要的行業中交易費用占收入的比率下降，因為這是代表著租值上升。不同的行業則難以相比。

爭取利益可以毀滅自己

經濟學的起點假設或公理說，社會的每個人會在自己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在這假設下，從我們日常經歷的局限看，合約或制度的選擇會朝著減低交易費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很不幸，這不是人類歷史的經驗。雖然人類的生活一般大有進境——今天的人比一百年前的長壽多了——但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層出不窮。經濟學不容易解釋人類的不幸，因為政治的局限為何經濟學者一般是門外漢。

只不過是二百三十七年前，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土地使用的制度安排永遠是朝改進效率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他錯了。單是二十世紀，戰爭及近于毀滅人類的制度安排出現過多次。在中國，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的出現就有這樣的不幸。在我寫此節的今天，中東搞得一團糟，釣魚島或什么圍堵中國的游戲不是帶來很大的租值消散嗎？

我不是對人類持有悲觀看法的經濟學者中的少數。博弈理論在經濟學盛行了三十年，主要起自從事者體會到人類有自取滅亡的傾向。我的老師赫舒拉發寫的關于博弈理論的名著——《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是借用《星球大戰》一部續集之名)——當然也從悲觀出發。十多年前收到他寄來該書時，我回信，說：書名起得好！老師知道我這個徒弟不認為博弈理論有什么解釋力。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