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斯：瑞典的自由市場經濟解決方案

2013年01月22日 09:17
來源：個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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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黃花非魚

不久以前，瑞典算得上世界上不折不扣執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領袖國家，高達90%的邊際稅率和世界首屈一指的福利國家。

現在，面對德國與美國關于拯救金融危機是該更多支出還是更多緊縮的沖突，瑞典人的選擇很簡單：德國是對的。北歐對南歐花光老本并沒有同情。

美國人仍然認為瑞典是一個嚴格管制的社會福利國家，但過去二十年該國已完成改革。公共開支下降到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稅收減少，市場開放。

其他北歐國家，波羅的海國家以及波蘭的情況也是類似的。但都沒有瑞典的轉變更具戲劇性。

從1970年到1989年，稅收大幅上升，私營積極性被打擊，權益得不到保護。法律朝令夕改，變得不可預知。結果就是，瑞典經歷了二十年的低增長。在1991-93年，該國遭受了嚴重的房地產和銀行崩潰，國內生產總值減少了6%。公共開支在1993年上升到國內生產總值的71.7%，財政預算赤字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1%。

轉折點

危機加上非社會主義的卡爾•比爾特(Carl Bildt)政府從1991年至1994年打破了這一趨勢，使國家轉向。1994年打社會民主黨重新掌權并執政到2006年。他們非但沒有撤銷上述改變，反而繼續完成了財政緊縮政策。 2006年，非社會主義政府重新執政，財政部長安德斯•博格(Anders Borg)，有著標志性的馬尾辮和耳環，使改革更進一步。瑞典成功地經受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去年《金融時報》評選安德斯•博格為歐洲最佳財政部長。

在2009年之前，瑞典僅有一年財政預算盈余，如今他再次實現預算盈余。在過去的兩年中，經濟平均增長4%，2011年經常帳戶盈余6.7%。唯一需要關切的是歐元危機造成的出口需求低迷和約7.5%的失業率。

稅收是瑞典的傳統禍害，稅率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目前政府每年都在減少稅收且已廢除了財產稅。遺產稅和贈予稅也取消了。直到1990年，最高邊際所得稅率為90%。現在是56.5%，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低于比利時的59.4%。公眾強烈支持削減到50%以下。

企業所得稅率為26%，從美國的視角看是合理的，但瑞典商業領袖希望降低到20%。在歐洲一些地區稅收競爭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大多數東歐國家，已經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到15-19%。

在過去日子不好過的時候，工會聯合會，瑞典雇主聯合會之間的年度集中工資談判是一個寶貴的傳統。但在1970年代，這一制度導致了通貨膨脹和罷工。今天，它早已不復存在。仍然是集體工資談判，但它是分散的。工資上漲已不再是一個關切，罷工也很罕見。雇主贏了，工人也一樣受益，實際工資隨著生產率在上漲，與其他地方一樣,工會在流失成員，金錢和權力。

厭惡債務

瑞典自1995年以來一直屬于歐洲聯盟，但它不是歐元區成員，瑞典克朗匯率自由浮動。在歐洲面臨真正危機的情況下，財政部長博格反對在瑞典實施更多的擴張性政策。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導致了通貨膨脹，貨幣一再貶值，經濟低增長，之后瑞典人更相信財政紀律。他們害怕龐大的國家債務和預算赤字——特別是像美國現在的水平。

挑戰這一新秩序的左翼知識分子在哪里呢？他們早消失的無影蹤了。舊的社會主義研究組織紛紛關門。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是一個國家機構，負責宣傳，而不是研究，政府將其關閉。工會聯合會有一個復雜的研究機構，因產生不了足夠的政治影響力也被終止。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瑞典的經濟問題的爭論中占主導地位的工會經濟學家，已經被銀行的經濟學家取代。自由市場權利在斯德哥爾摩有有影響力的研究中心。

多年缺席辯論之后，我參加了上個月在南部城市馬爾默舉行的關于瑞典經濟的研討會。瑞典銀行，一家大銀行，是組織者，180名發言者代表了瑞典各方面的意見。我很驚訝于大家的共識朝著自由市場的權利方向進步了多少，甚至在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領導人中也是如此。價值觀是競爭，開放和效率，同時社會和環境的價值得以保留——福利社會而非福利國家。思路是通過私營提供者之間的競爭更有效率的實現。

研討會的名稱是：“增長的日子” 。Wanja Lundby-Wedin，工會聯合會主席，毫不猶豫地宣布：“我們希望勞動力市場更具靈活性。” 她抱怨媒體不再關注勞動力市場。而原因是它運轉良好。

在全球金融危機時，金屬工人工會順利地同意了主要的減薪，以保證他們長遠的真實收入。該聯盟的領導人，Stefan Lofven，剛剛當選為社會民主工人黨主席。

向右前進

社會民主黨不僅加入了自由市場的共識，而且似乎是從右翼觀點來批評政府，推動建立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恢復社會福利的需求都不見了。民意調查顯示，由于社會民主黨的右轉，其支持率大幅提升。

瑞典仍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福利，但更有效率和理智，越來越多地通過私營部門提供。這種稅收和公共開支迅速下降的模式，正從歐洲北部向南擴散，北歐對于南歐的國家保守主義和財政不負責任的忍耐力有限。瑞典人也無法理解美國的財政不負責任，他們仍然欣賞的是美國的研發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