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演講實錄

2013年01月24日 22:06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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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2013年冬季達沃斯論壇于當地時間24日在瑞士東部小鎮達沃斯開幕，本屆達沃斯論壇主題“為持久發展注入活力”。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全體成員會議上演講。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主持人：早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本節會議讓我特別的期待，因為基辛格博士來了，我們如此的榮幸能夠歡迎您回到達沃斯。當然對我來說我深感榮幸。我曾經有幸在20年代60年代就結識您，當時我仍然在哈佛大學讀書，今天本節會議將是我們地緣政治討論的框架設定的一節。

您第一次來達沃斯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1980年，您實際上是在達沃斯的年會上進行開幕致詞。我在這節會議之前我重溫了您的開會致詞，您談到了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是一個互相依賴的世界。同時，您還指出經典經濟模式帶來的一些幻境。

亨利·基辛格：首先允許我感謝您對我的介紹，當我回顧我第一次在達沃斯開會的時光，當時是一個CEO的會議，我還記得有兩排座椅。但是我今天看到這是我們愿景這樣一個勝利，我們看到如此多的CEO的會議。

首先，在美國這樣的對話總是從實際的角度來看世界，或者意識形態理想主義角度看世界，我們首先要評估現狀，這是學術的角度如果不能這樣做的話我們就無法對未來做任何的預測。但是我們不能夠滿足于對現狀的分析，因為在動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推動世界改變現狀的挑戰是非常之大的，這也需要愿景和理想主義。因此我回答您的問題的答案就是，他的特點就是這樣的一種態度。

當然，我們可以花整個一小時來談中東，所以我主要分析一下目前表面的現象。中東是這樣一個體制，很多的國家在這個體制中是在一戰之后被有意人工創造出來的，因此他不是一個自然的歷史演進產生的國家。這些國家是由一戰的勝利者去管理的，沒有一個中東的國家的創造是為了這個國家戰略意義的角度創造的。相比歐洲，亞洲的情況跟中東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伊朗和埃及是屬于例外，但是其他的一些國界就是這樣劃定的。還有伊斯蘭的宗教，也是在這一地區盛行的，這是一種歷史，這樣信徒希望他們能夠統一，這也使得國家的邊界希望能夠按照一個宗教的信仰界定，這就導致了我們所說的災難。

第三點，也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最迫切的問題，阿拉伯之春，這個就涉及到伊朗，關鍵的因素在于在過去的十五年，我們看到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宣布，伊朗的核是不可接受的，這樣的一種態度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人們已經改變和推進了自己的觀點，并且做出了一個結論，如何去應對，或者不做任何作為去遺棄這個問題會有什么樣的后果。這樣的一種政策我相信在目前這個點上，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達成一致的結論，因為克勞斯談到的競爭不同的伊斯蘭這些狂熱分子之間的競爭。我們看這樣一種阿拉伯之春的發展或者這樣一場革命，這就反映了一種熱情，是外界對阿拉伯之春的解釋，就是要有一種我們所說的泛民主主義，這也是在各個國家都得到的響應。比如一些政治組織，很難與這樣的主義進行妥協。

下面談一下利比亞，西方國家他們的處理好像使用非常高尚的道德在判定，但是他們現在也在學的過程中，每個行動都會帶來戰略型的結果。他們還未選擇這樣的一種行動，所以他們需要在所剩的選擇中做出選擇。

我們再看看敘利亞的問題，首先大家對他的理解，我們談到的民主和獨裁的戰斗，這是不同種族之間的一種沖突。而外部世界發現自己如果采取干預的態度，將會陷入大規模的種族沖突中。但是我覺得最好不要干涉，這會導致人類的悲劇。可以設想的這些結果我完全是一種純粹的分析，談到完全的成功，或者出現，這樣一個松散型聯邦體的國家由不同的種族聚集體組成的，每一個種族都有自己的一種情境，所以對于外部世界來說，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些種族之間是競爭的，這就弱化了情況。因此，我一直倡導的是理智，讓俄羅斯任何美國人能夠理解。我們希望得到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的同意。

我們談到這種目標從歷史上說有巴基斯坦的問題和作為國家生存的問題，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局面。在世界上已經達成了一致的意見，結果是這樣的，但是卻沒有人決定如何實現這樣的一種結果。這就是我們談到不確定的元素依然存在。如何實現談判，如何定義參數，我想在這方面闡述一下個人的觀點。毫無疑問，任何的一種解決方案都需要以色列極大的犧牲，根據目前他們所持續的立場去判斷。同時，我也想呼吁在于各位阿拉伯人們，從阿拉伯的角度來說必須是統一，而不僅僅是口頭上談世界和平，而不去定義他，這必須在你們行為方式中做改變的，必須有統一的安排，從而我們發現以色列陷入目前的情景，他被伊斯蘭國家所包圍，他們無法去犧牲自己的人民。我們看到能源模式的改變，將會帶來一個必須性，那就是重新評估不同國家在這一地區戰略角色的必要性。

我希望美國政府首先能夠明確不擴散方面的政策和立場，比如伊朗核計劃的問題，我過去已經提到過這一點。總統也提到了，也希望解決巴以的問題，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法，所以我希望在這方面能夠積極行動。我也曾經指出過，敘利亞的問題在過去范圍內，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應該由俄國和美國，不要只是考慮國家的利益解決這個問題。我經過分析以后期待是這樣的情況，我希望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應該向國內的政策一樣是產生一些分歧的。

克勞斯·施瓦布：我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在全球事務中有一些危險的隱患，比如要超越的紅線，總理在聯合國發言中提到了不可逾越的紅線，我們現在已經離這條紅線很近了。國際社會如何能夠避免越過。

亨利·基辛格：我們應該考慮兩點，伊朗核能力是什么意思？是到什么水平我們可以熱為可以接近軍事行動。第二點要決定的是，誰應該處理這個問題？我認為以色列單方面的行動將是最后一種絕望的選擇，因此我們必須進行談判，給他機會。但是伊朗也必須理解這一點，如果他們繼續利用談判作為爭取時間發展核計劃的借口，這個情況就會變的非常危險，因為伊朗核計劃的后果將是導致這個地區其他國家也不得不，或者被迫采取類似的計劃。這些國家的信譽就會得到得到危害和破壞。如果這個地區有了核武器，也有技術上非常負責的核武器，如果出現暫時性這種情況，在全球范圍內就很難處理，我們就會接近這種情況，核武器可能會出現常規武器，有可能出現核沖突，在我看來這將是人類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因此我這個問題在今后幾個月內必須要經歷緊鑼密鼓的談判，并且雙方要非常嚴肅的對待。

在我們確定了核能力到底是什么，而且在我們確定了它的后果之后，我們應該有一個解決的可能性。應該指出伊朗的發展，伊朗國家的存在不應該得到挑戰，伊朗是一個國家，因此沒有一個革命的原因對美國來說，對聯合國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來講都不應該忽視這一點，他是一個國家。因此沒在這一點上我希望通過談判達到的解決辦法在可衡量的時間內能夠達到。

克勞斯·施瓦布：在提到核實力的時候，伊朗不是唯一的例子，你提到了巴基斯坦的情況，還要找到一個外交的解決辦法。巴基斯坦的長遠你是怎么看的？

亨利·基辛格：我離開這里以后有可能會遇到很大的麻煩，1991年的時候我被批評太傾向于巴基斯坦了，我對于巴基斯坦的現狀也是非常擔憂的。現在伊斯蘭激進主義者的勢力正在抬頭，有一些問題也許很難解決，因為這個地區是有一些分歧的。巴基斯坦也展示出在發展核武器方面技術還是比較復雜的，有可能會導致這個地區的擴散。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印度的關系和阿富汗的問題都會出現。

首先，巴基斯坦不能夠造成一個政治的空白，因為他周邊國家的情況，所以和巴基斯坦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還有俄羅斯、中國、伊朗等等，印度也很重要，因為他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讓這些國家找到一個解決辦法，讓巴基斯坦不要成為這個地區干擾因素的來源，所以我們應該給巴基斯坦一個受到尊重的地位，巴基斯坦也應該維持這一點。

克勞斯·施瓦布：巴基斯坦的問題的確是一個實際的問題。阿富汗問題會不會產生積極或負面的影響？

亨利·基辛格：從阿富汗撤出是美國必須采取的措施，我們在阿富汗吸取的教訓就是，是不是有能力改變國內的結構？有一些地區離美國距離很遙遠，我們長期在那里存在不是很合適，所以總統決定撤出。但是在十年的歷史中，我們不可能什么都不留下，因此我們有必要創造一個政治的框架，這樣可以鼓勵周邊的國家解決這樣的挑戰，也就是如何防止這成為一個恐怖主義的中心，防止他影響周邊的國家。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解釋這個問題，1830年比利時獨立的時候，我們當時就在想在一個世紀內歐洲大國的戰場在哪里？當時想到比利時的中立肯定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是中立不是我們一直追尋的目標，因為這個現狀是非常復雜，不管怎么樣軍隊還是不斷的進軍。但是一些國家受到了周邊國家的包圍，他們有可能聯合在一起，因此阿富汗他自己也可以在內部找到這樣的因素。如果美軍撤出，不可避免的必須要做出一個政治安排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

克勞斯·施瓦布：美國的總統宣誓再次就職，美國這個國家是希望把來自世界各個地區的人民團結在一起。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從政治的角度，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好像美國內部已經開始多極化了，這是不是一種政治現象？是暫時的狀況，還是展示著美國正在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變化？

亨利·基辛格：我是個美國人，我去美國的時候我不會說英語，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和諧的社會。當然，美國的多元化有好幾個原因，首先，美國出現了很多復雜的問題。我是一個公司董事會的成員，這個公司在法律上有一些問題，如果律師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國會表決了一個法案，而他是25頁的一個法案，他有很重要的結果，可是普通的公民又看不懂這個法案的內容，這個民主就會非常失望。

第二點，所有國家進行了一些討論，尤其是在美國都是一些民主的進程，但是也出現一些被操縱的情況。在英國進行的辯論都是候選人進行的辯論，但是在美國進行的一些討論，則討論著一些新決定，新舉措，有一些技術官僚都是讓幾千萬的人參加。他在這個系統中希望引入一些合法性，讓人有一種激動起來的煽動的情緒。

我在尼克松總統任職期間，當時國會和執法機構中有一個共識，要以一種聯合式的方式考慮關鍵的治理方式，但是現在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現在的情況持續下去，我對現在這種辯論的方式非常的擔心。當然，這是考慮到美國人口的一些變化，所以很多新的到美國來的移民并不是像他們的前輩那樣。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仍然是很自信的，在這個國家里政府最終能夠為自己的人民做出犧牲。現在我說的情況對我們的領導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現在的情況不能持續下去。

克勞斯·施瓦布：我們能不能談談你們基本的理念，能不能這樣說美國現在變的越來越務實，但是缺乏規范性為基礎的價值層面？是不是要讓美國在國際領導力上要有更好的信服力呢？

亨利·基辛格：我覺得美國理想主義的層面是無法與美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區分開的，你的外交政策從長期來看不能從權力平衡的角度來講，或者完全從法律的角度講。我覺得相當程度上，他們的做法是某些角度的，從道德角度來講，新保守主義也有一定成分。從我個人情況來看，有一些人覺得他們在美國是有道義上的義務，在人權受到嚴重破壞情況下可以動用武力干預，很多美國人是相信這一點的。這在美國的辯論中經常是這樣的，不過現在當然談的更多是財政狀況，他們有這種矩陣型的法律角度的看法，但是最終美國是愿意做出犧牲的，我覺得經過了現在的過程會這樣，這將會成為理想性的辯論。

克勞斯·施瓦布：如果你看到美國人要讓他們做犧牲減少他們的債務，你要跟美國人怎么說？同時不失去這個理想主義的層面？

亨利·基辛格：現在問題是總統選舉的機制意味著候選人的辯論要經過五十多個州，而當地投票的人，往往投票的人是積極分子，所以總統大選，恐怕很多國家都是這樣。一方面要呼吁人們對于原則的感覺，另一方面，如果現在辯論持續下去，可能會出現一些反叛的情況。我不知道會出現什么情況，對這種事情我不是專家，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觀察家的角度來看，我預計當問題解決的時候，那就是有一些新的群體的出現，他們呼吁不要光談現在財政的問題。

克勞斯·施瓦布：我目前為止看了最好的一本書，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去中國70多次，寫中國的書現在有人講到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你怎么看中國和美國之間關系的演變，尤其是現在中國領導人換屆了。而且我還想順便提一下，中國現在對于日本說話更加強硬了，這個情況你怎么看？

亨利·基辛格：美中關系在我看來已經有一種象征性的感覺，這兩個國家會在世界范圍內發展，活躍的經濟關系會相互在各個領域互動。經典的例子，一個是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另外是發達國家，兩者必須找到共存。如果歷史上有什么可以汲取的教訓，兩個國家完全有可能增加敵意，最后導致很糟糕的局面。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居住的世界是有傳統的格局，我也也了很多，我也非常理解一旦有了傳統的格局你必須超越它，這里的問題比如能源、環境、擴散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以全球的層面解決。如果美國和中國進入了冷戰的狀況，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會受到消極的影響。

在這個過程的最終，如果人們不從歷史上學到其他的話，至少應該學到一點，德國和歐洲國家的問題，他們當時碰到的問題完全是一樣的，所以就此來說，我覺得中美關系合作非常重要，一種緊密合作的關系應該是嘗試的，但是我覺得不是兩大國操縱世界的局面，不是這樣。

這里的大背景必須是擴展國際合作辯論的范圍，要讓像印度和巴西這樣的國家，金磚國家有越來越大的角色扮演。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會有一定的緊張，文化不一樣，中國的思路比較戰略性，美國的思維比較務實于解決現在的問題。中國總覺得周邊鄰國不斷的有威脅，而美國一向沒有特別危險的鄰國，這兩個國家正在經歷著轉變。但這是兩國之間關鍵的挑戰。

大的定位以后要看細節，我督促雙邊主義，當然大國要解決自己的爭議，但是沒有掌握一個新的東西，能夠合作的東西，這樣就產生一種雙邊都有的好感。日本在這其中會起到關鍵的作用。

日本目前正在經歷一場轉型，從一個主要的經濟型的國家，其實這是二戰一個非常不自然的結果，現在日本正變的越來越多的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所以以日本的方式他面臨著不同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有這樣一些分子希望能夠起著情緒的聯系，但是即使面臨著這么多的風暴，我們看到在東北亞都在追尋一種更加國家主義的政治，而日本他以一種我們所說的逃避的方式，和不是非常外交的方式，在美國和其他的西方國家都是這樣。

但是必須理解的是，中日所做出的選擇，尤其是中美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的發展，通過評估日本，評估他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演進。

克勞斯·施瓦布：待會兒我們會有卡梅隆首相致辭，事實上我們會談到歐洲的未來，歐洲的未來正在熱變中，我并不認為這個問題。基辛格先生，您也是歐洲問題的專家，您也深度的跟蹤著歐洲的歷史，您是如何定義歐洲在未來五到十年的狀況？

亨利·基辛格：有一個底層的問題，當然也是和美國相關的，到底什么能滿足公眾的渴求？事實上每個國家都面臨著這個問題，這也是美國的問題，必須解決公共支出的問題，他也會影響到歐洲的發展，因為歐洲的團結依賴于大家做出犧牲的意愿。不光說歐洲的某一個國家，而是所有歐洲國家都要考慮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說的這樣一種審慎和增長。有時候一些必要的犧牲很難被轉換成增長，因為還有一個政治體系可持續問題存在，如果沒有增長，那么那些歐洲經濟大國還會受難。還有一點，是否有這方面的能力，如何擔負起這樣的責任，讓歐洲的國家幫助另外一些陷入困境的國家。而要回答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有可能是負面的，我并不是在做任何的預測，而是在想可能歐洲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不管發生了什么，歐洲一體化的概念，歐洲的聯盟都必須要被保持在下一個階段。

克勞斯·施瓦布：如果我理解您沒有錯的話，目前在政治討論中我們出現了歐洲所說經濟上的統一和政治上的統一，您認為歐洲最終的目標是政治上的統一，這是一個歷史的演進，這是唯一一個歐洲生存下來的方法。

亨利·基辛格：我們知道，首先歐洲是經濟一體化已經到達了這樣的一個階段，但是可能一段時間之內政治上應該給予重點。

克勞斯·施瓦布：您談到歐洲，不光是歐洲大陸，是不是還有英國？

亨利·基辛格：當然也要加入英國。

克勞斯·施瓦布：我相信這是我們一個非常好的過渡，我們過渡到卡梅隆首相的這個環節，他將會為我們發言。但是亨利·基辛格博士您一直是我的導師，您與我們分享了您對世界的理解，我們非常感激您能夠到來。我知道對于您來說，飛這么長的路確實不容易，在您這樣一個歲數。我們希望您仍然有機會能夠回到達沃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