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宏觀與微觀

2013年02月02日 00:06
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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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博士后

過去一年，我在經濟學領域的閱讀集中在兩個方向，個人行為的基礎與集體行為的表現，前者微觀，后者宏觀。在我看來，這正是經濟學在過去十余年里取得最大進展的兩個方向。這兩個方向的發展，不僅加深了我們對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也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和新的視角。

幸運的是，在這兩個方向，去年都有一系列重量級的著作品出版，可以幫助我們迅速觸摸到國際學術前沿。第一本自然首推的是卡尼曼的《思考：快與慢》，此書英文版前年年末出版，馬上成為當年美國許多圖書排行榜的年度十佳暢銷書。對于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而言，這種情況極為罕見。

卡尼曼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在2002年與史密斯一同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同為“實驗經濟學”這一領域的奠基者。當年因此曾有許多經濟學家頗為不平，覺得是史密斯確實率先提出“實驗經濟學”的概念，并為這一學科作了許多基本工作，而卡尼曼只是寫了幾篇被實驗經濟學家看重的論文，很大程度上沾了史密斯的光。

十年過去，現在回頭來看，史密斯的影響力(如以論文引用率來參照表示)在獲獎后變化不大，卡尼曼的影響力卻直線上升。卡尼曼在三十年前的一篇論文，現在已經成為微觀經濟學領域影響力最大的論文。史密斯確實開創了一個新學科，而卡尼曼則改變了整個經濟學。而這本《思考：快與慢》正是他一生思考的總結，并為未來的研究指引了方向。

柏拉圖曾對人的理性作過一個比喻，認為激情是馴服的馬，欲望是桀驁的馬，理性如同車夫，謹慎地駕馭著激情與欲望。這個比喻非常精妙，但直到卡尼曼的出現，我們才終于把車夫請下馬車，直接地研究兩匹馬及馬車的結構。

卡尼曼認為人的頭腦中有兩套運作模式，一套快，一套慢，前者省力，后者費勁。常用的無意識的“系統一”依賴情感、記憶和經驗迅速作出判斷。系統一高效卻易錯，固守“眼見為事”的原則，任由損失厭惡和樂觀偏見之類的錯覺引導我們作出錯誤的選擇。相比之下，有意識的“系統二”會通過調動注意力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它的速度要慢很多，但不容易出錯。我們只有在意識到系統一可能出錯時，才調用系統二來認真對待問題。

不妨舉一個書中的例子。已知信息“琳達是一位31歲的單身女士，一位個性直率又聰明的女士，主修哲學。在學生時代，她就對歧視問題和社會公正問題較為關心，還參加了反核示威游行。”請對下面7個選項排序，按照你認為的可能性由高到低排序。“1歲琳達是小學老師。2.琳達在書店工作，她還在學瑜伽。31琳達積極參與女權運動。4.琳達是婦女選民聯盟成員。5.琳達是銀行出納。6.琳達是保險推銷員。7個琳達是銀行出納。還積極參加女權運動。

如果您的答案里，選項7排到3或5的前面，那么就是系統一犯了個典型錯誤，需要系統二來糾正。這樣的認知錯誤，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或者說，這樣的認知模式并非什么錯誤，我們本來就是這樣來認識世界。雖不夠完美，卻能保障我們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取得了極可觀的成就。

主流經濟學正是在卡尼曼等的研究基礎上，對堪稱完美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基本假設作出調整：人是理性的，但只是有限理性，沒有我們想像得那么理性。我們的行為，注定會系統性地偏離絕對理性假設，另一本去年出版的著作也驗證了這一點。那本書是《自控力：斯坦福大學最受歡迎的心理學課程》

這本書觸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備受困擾的問題：難以自控。難以自控的現象普遍存在，學生在寫作業時要拖延，白領在回復郵件時要拖延，家庭主婦為打掃衛生而拖延；我們早上無法督促自己按時起床，平時無法督促自己去健身房健身，晚上則在電腦前遲遲不肯睡覺；另一方面，我們無法控制自己不刷微博，無法讓自己從網絡游戲中退出，無法控制自己吃甜食等等。我們總是淪為欲望的奴隸，明知有更重要事情和更正確的行為，偏偏無法控制自己。

即使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也不例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是較早研究自我控制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當年在印度訪問期間，要將一個箱子寄回給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碰巧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承認，他在接下來的八個月里，每天早上醒來都決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給斯蒂格利茲，就這樣整整拖了八個月，直到身邊另一個同事也要去郵局辦事，他才“搭便車”地完成這個任務。

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麥格尼格爾引用了大量最新研究，幫助我們意識到，意志力如同身體上的肌肉一樣，也需要鍛煉，也需要保護。同時，人的自控力似乎是有限的，比如統計表明，減肥的人群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出軌。似乎自控力在減肥這件事上完全耗盡了一般。

當我們意識到這些自控力的特征后，就能更有針對性地調整自己的行為。比如每天早上的自控力最強，那么就把最困難的工作放在一早去做。又比如自控力很容易受到同事影響，那么就事先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他人，利用他人對自己的壓力來約束自己。當自己想把手頭的工作推到明天的時候，就這樣質問自己，難道這一年的每天你都想這么度過嗎？

經濟學與心理學協作，已經把人類微觀行為的研究推進到很深入的程度。與此同時，經濟學家在宏觀層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去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是哈佛教授格萊澤所著《城市的勝利：城市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加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另一本是麻省理工大學教授阿西莫格魯與哈佛教授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的失敗》(Why　Nations　Fail)。

先看前一本。格萊澤認為，雖然很多學者都對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提出質疑，但城市化無疑是這幾百年來最引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城市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福祉。城市讓人類變得親密，讓觀察與學習、溝通與合作變得輕而易舉，城市促進了思想撞擊、文化交流與科技創新，城市減少了總體上的環境污染，城市為人們提供了更好的醫療和教育……城市對人類生活的貢獻難以估量。

城市化還是個進行中的問題。以印度和中國為例，這兩個國家的大城市人口都非常密集。孟買的人口密度達到了每平方英里5萬人以上，大約相當于紐約市的兩倍。作為中國大陸發展速度最快、與中國香港隔江相望的城市，深圳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英里1.5萬人以上，諸如此類高密度的城市必須發展公共交通而減少私人汽車，必須更有前瞻性地規劃住宅布局和安排公共設施。如果印度和中國的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因為擁有更好公共交通和易居住宅而顯得更舒適的話，全世界也會因此變得更安全。

與格萊澤相比，阿西莫格魯等更注意一些國家失敗的教訓。以美國—墨西哥邊境線為分界的、具有相同地理環境和文化因素的兩個市鎮為例，其居民所享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福利相距懸殊。這兩個市鎮的其他外部因素幾乎都一致，那么制度是分析兩地經濟差異的唯一解釋了。

具體地說，阿西莫格魯把國家的根本制度分成“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兩大類。前者意味著公民在國家權威的保證下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參與到政治決策過程中，從而享受到非歧視性的市場準入制度和公平競爭的經濟游戲場所，同時也享受到對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護。與之相反，后者意味著統治者不僅不愿意與大眾分享經濟成果，而且會采用政治制度來榨取大眾，與民爭利。

在短期之內，這兩種制度都有可能穩定存在，都有可能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從長期來看，榨取性制度不可能保證經濟激勵，也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必然會導致崩潰，即國家的失敗。

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的視野寬廣，試圖在一本書里為全世界“失敗的國家”作出一般化的理論分析。有些學者批評他們野心過大，力所不逮。而同樣是麻省理工大學教授的經濟學家貝納基與杜弗羅就試圖用較微觀、較可靠的方法來研究類似的問題。他們去年出版的新作名為《貧困經濟學》(Poor　E-conomics)，他們的新方法叫“田野的實驗經濟學”

田野的實驗經濟學，并不只是單純將實驗室內的經濟學實驗搬到田野背景里，而是利用天然或者人為的實驗設計，真實地檢驗人的行為表現，并與我們過去的理論研究相互參照。這種方法把經濟學家拉到田野現場，好讓書齋經濟學家實際地了解人們的想法。

在田野的實驗研究中，很多大規模社會影響的機會可遇不可求。比如說，朝鮮戰爭后的南北分裂就是一場自然實驗。文化、地理都很接近的兩個地區按照各自認同的模式發展，幾十年過去，結果已經很明顯。又比如中國在七十年代末期施行了計劃生育政策，這也是一場大型政策實驗，產生很多未曾預料的后果。有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這場“自然實驗。可能使得一代中國人變得更自私利己。

這種自然實驗非常難得，可貝納基與杜弗羅認為，我們至少還能主導一些小規模的實驗，而這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比如說，一些經濟學家在研究非洲某地的教育問題，發覺怎么建學校，怎么招老師，怎么激勵和引導都歸于無效。最終，另一些田野實驗經濟學家發現，問題在于當地瘧疾橫行，絕大多數孩子因為瘧疾而無法上學。因此試著在當地發送價格低廉的防瘧疾的藥片，很快降低當地的發病率，入學率也隨之上升。

不管是微觀地研究個人行為還是宏觀地研究國家的經濟表現，我們都還所知甚少。好在行為經濟學和田野的實驗經濟學為我們指出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這也是去年幾本經濟學著作給予我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