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談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增長是啟動內需關鍵

2013年02月05日 19:33
來源：英大金融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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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就事論事

如果不從體制上加以根本解決，不打破行政壟斷，不解決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收入分配改革能走到何種地步就不得而知。

文 | 張曙光

原定2012年6月底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先被推遲至10月底，隨后延遲到12

月底。這期間傳出改革阻力主要自央企高管。而最新的媒體消息是，方案已經重點鎖定了工資制度、稅收制度、央企收入上繳三大內容，方案公布的可能時間是2013年3月。等方案出臺后，各大相關部委和各省將相繼制定實施細則。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民生領域改革的焦點：它事關中國發展全局，但又頻頻夭折，難見成效。在世界經濟不景氣和中國的貿易增速下降情況下，啟動內需和擴大消費是調整經濟結構，更是推動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關鍵所在。這就要求收入分配改革勢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收入增長是啟動內需關鍵

中國就啟動內需和擴大消費已強調多年，其所以收效不大，主要是因為體制不順和政策扭曲，且多年來并未真正加以解決。消費的基礎是收入，且是可支配收入。2012年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加快，其中，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9.8%，農村居民現金收入增長12.3%，超過了GDP的增速。不過，這只是對之前長期增長過慢開始進行的一種校正，需要繼續推進。因為體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居民收入增長過慢，下降過多，其在全國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了10個多百分點，與此相應，最終消費率也從“六五”時期的65%以上，下降到了“十一五”的50%以下。因此，能否保持居民收入的繼續較快增長，穩定居民的收入預期，是啟動內需和消費的關鍵之一。

為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2012年10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第4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其實，早在2004年，中國就已啟動由國家發改委負責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2010年初和2011年末，發改委兩次將方案上報，均未通過。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涉及到不同部門、不同人群、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對現行既得利益進行調整，即使既需要，又合理，還可行，都會遭到利益受損者的抵制和反對。這就增加了方案制定和出臺的難度。另外，發改委雖是綜合部門中權力最大的部門，但在現行的權力結構和體制安排下，也難以制定出真正可解決問題的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方向和一般原則比較清楚。但為什么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根源何在？如何形成？不真正弄清楚問題，就難以制定正確的解決方案；退一步講，即使制定了方案，也不能貫徹落實，原則仍然是原則，方案仍然是方案。

增長過慢、差距過大需破題

在初次分配中，要解決兩個問題，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首先要解決企業收入增長較快，工資收入增長較慢的問題。該問題使得在可支配收入中，企業收入所占的比重由20世紀90年代中的15%左右，提高到現在的20%以上。造成企業收入增長過快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勞動者在勞資雙方的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再加上中國勞動資源比較豐富，而一個發展型的政府是一個向資本傾斜的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政府會對企業提供許多優惠條件，包括低廉的勞動力。這種情況在發展初期難以避免，但發展起來后，即應著手調整，但我們卻調整得太晚了。近年來，隨著民工荒和招工難的出現，該情況有所改善，工資有了提高，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建立工資協商談判機制以及制定工資隨經濟發展有序提升的制度。第二，壟斷部門利用壟斷地位，不僅把產品價格定在均衡價格之上，獲取超額利潤，還借助政府賦予的行政壟斷權力，把成本壓低到正常成本之下，攫取壟斷租金。這種利益侵占或利益輸送是現行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問題，如果不從體制上加以根本解決，不打破行政壟斷，不解決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收入分配改革能走到何種地步就不得而知，而發改委也難以制定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改革方案。

另外，還要解決相關國有企業高管的收入與普通職工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的數據顯示，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且近五年來高管薪酬增長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的增長。應當指出，在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中，在一般民營企業中，高管薪酬與普通職工工資不會有這么大差距，因為其不僅有市場競爭的約束，而且還有產權制度的約束，投資者不可能支付經理人這么高的薪酬。但在國有企業，高歌猛進的高管薪酬，與職工工資相差千倍甚至萬倍的事情相當普遍，因為其這里市場競爭的約束微弱，而產權的制度約束也不存在，作為內部人，企業高管控制決策，自定薪酬，無人監督制衡，再加上股票期權等激勵制度的缺陷，其收入不斷大幅提高是很自然的。如果我們仍然把國有企業當作共和國的長子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不對國有經濟進行認真徹底的改革，僅僅依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減稅與減費

如果不解決上述這些問題，收入分配改革也就只能在再分配領域做文章。而再分配領域的主要問題是，政府收入過多，增長過快，解決的辦法是減少政府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從減少政府收入來看，一是減稅，這里主要是減少個人所得稅，能否把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能否按家庭人均收入計征，能否拿出具體可操作的辦法？二是減費，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無限政府的問題，建立一個有限政府，使政府的權力受到有效約束，政府行為受到真正的監督和制衡，將難以真正解決減費的問題。在現行體制下，政府行為企業化色彩過強，各部門首先為本部門取利，其次才為公共服務，要想減少行政費用的支出難度實在是太大了。國務院在2012年取消了300多個行政審批事項，是大好事，但在現行政府體制下，政府自我授權、自立章法的事如何約束？

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

除了上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問題以外，灰色收入和官員尋租腐敗是一個更嚴重更難以解決的問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一般問題還有賬可查，有數據可考，而灰色收入和尋租問題是暗箱操作，難以查證。按照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調查估算，2008年的隱性收入是9.3萬億元，現在則更多，至于尋租腐敗更是相當普遍，這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去解決它們賴以產生的制度條件，僅僅通過稅收手段加以調節，只能治標，不能治本，那會使獲取灰色收入的手段更加隱蔽，使尋租腐敗更加猖獗。不僅如此，我們的征管手段不夠，征管的基礎條件薄弱，連征管的基本信息都不掌握，如何加強征管。至于尋租腐敗更離開了媒體和司法公開監督，是無法解決的?？傊?，這需要從源頭上解決。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高凈值人群的收入和消費問題。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其與興業銀行合作《2012年中國高凈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顯示，中國目前凈資產600萬元以上的高凈值人群達270萬人，平均年齡39歲，其中億萬以上的人群約6.35萬人，平均年齡41歲。其消費能力很大，但也相當畸形。很多人不僅把資產轉移國外，而且消費也投向國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的產權保護制度存在問題，私人沒有財產安全感。如果不解決財產保護問題，高凈值人群的消費對國內消費的貢獻也就很小。

要啟動內需和擴大消費，除了增加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穩定收入預期以外，穩定支出預期也很重要?，F在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支出是壓在人們頭上的幾座大山，因此其他消費也自然無法擴大。這就要求政府有所作為：一是增加公共服務支出，主要是教育、醫療、就業保障和環境保護支出，近幾年這幾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但差距仍很明顯，否則，我們的教育、醫療支出不會落到世界排名100位以后。二是增加轉移支付，主要是指對低收入人群的補貼和照顧。近幾年這方面有不少進步，但問題仍然不少。比如，非低收入者居住和享用了很大一部分保障房，削弱了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

就目前中國的現狀而言，就收入分配討論收入分配無法解決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恐怕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

(作者系天則經濟研究所學會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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