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城鄉差距是收入差距過大的關鍵

2013年02月06日 09:31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作者：劉武張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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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農村能夠實現規模經濟，一個人種幾十畝地，他們的收入就會提高

農村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肇端，但如今城鄉收入差距卻成為拉大中國收入差距過大的關鍵因素。在這些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農民的財富增長為何乏力？

對此，本刊專訪了對國內外收入分配領域進行長期研究的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

城鄉差距過大是癥結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應該主要從哪里著手解決目前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周天勇：解決問題應該找關鍵。我覺得目前收入差距過大最關鍵是城鄉差距問題。現在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是3倍多，基尼系數60%的權重來源于城鄉差距。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的基尼系數可能馬上就會明顯下降。

按照2011年的城鄉收入水平，我們若要拉平城鄉收入需要補給農村12萬億元，而我們一年全部財政收入才10萬億元。

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源不是體制問題，而是歷史和結構問題。

由于一些歷史原因，我國曾經實施的一些戶籍管理使得農民進不了城，長期以來導致城鄉分割，出現人口結構問題。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候也還沒允許人口自由轉移，1990年代中后期才承認勞動力流動對經濟有利。韓國建國初期時和我們在經濟和城市化水平上差不多，但韓國在上世紀50年代就允許人口自由流動。

《瞭望東方周刊》：相比而言，現在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已經順暢了。但是這么多年了，城鄉收入差距為什么還是很大？

周天勇：現在的問題是，農村里年輕人都到城市了，老人、孩子和婦女依然出不來，這些人基本上都屬于低收入人群。這依然是由于歷史原因帶來的結構性問題，不可能迅速解決的，只能隨著自然規律慢慢調整。

但是，現在農村人口還是太多，而且財富和產出不高。這就反映了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

如果農村能夠實現規模經濟，一個人種幾十畝地，他們的收入就會提高。現在我們農村兩億七八千萬人種了18億畝地，美國三四百萬人種了比我們還要多的耕地，農民收入怎能高得起來？我們應繼續堅持“多取、少予、放活”政策，加快推進城鎮化。

同時，我們要讓農民能夠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主要得依靠土地。我認為臺灣和韓國農民富裕的原因除了城市化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可以買賣土地使用權。

土地和房屋制度加劇收入兩極分化

《瞭望東方周刊》：允許農民自由買賣土地會不會帶來一些問題？

周天勇：我的意思是集體土地也可以來賣，可以將土地的使用年限延長些，買賣土地使用權。這樣可以給農民增加不少財產性收入。農民可以拿這些收入辦中小企業，也可以進城。

由于我們沒有這樣的政策，農民土地收益基本不能為農民享有。這就是體制上存在的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城市里各階層收入差距也過大，在你看來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周天勇：我認為造成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大的體制性問題，還是土地制度問題。土地制度弊端既剝奪農民，又剝奪城市低收入人群。

從2001年開始土地出讓金算到房價里，現在的房價里70%的錢是土地出讓金和稅費。出讓金制度是向窮人收稅，而且是一次性收70年稅。房子成為中國最大的財富積累，現在城市居民間最大收入差距就在于此。

現在100畝地出租一年大約只賺2萬元，但若有幾套房子，一年僅出租收入就能賺好幾十萬元。

房主是怎么形成的？體制造成的。因為政府向窮人征稅而不是向富人征稅，房產稅是向富人征稅，但是我們還沒做起來。這是導致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總是被忽略。我認為要改革土地制度，土地收益多留給農民，同時對剛開始買房的人少收稅，買房子多的人多收稅。

另外一個是壟斷問題。國有壟斷企業是越來越少的人支配越來越多的國有資產，分享其利益。

中國國企職工人數最多達到8000萬人時，只有4到5萬億資產。現在我們國企2200萬人，有50萬億資產。資產盤子是做大了，問題是國有企業上繳的紅利卻不成比例，以前他們都不上繳利潤，資源稅也交得低。現在上繳的利潤只有5%到10%。

比如銀行業，國內上市公司賺的錢一半是由銀行業上市公司賺的，可在整個上市公司里銀行才多少家？去年我們全國13億人創造的GDP只有47萬億元，同年銀行純利潤就有1.1萬億元，大約四十七分之一，但銀行業才多少員工？

因此我認為要改革壟斷體制，讓壟斷國企多上繳紅利。若土地制度和壟斷問題這兩個體制問題改革了，中國的收入差距會縮小不少。

《瞭望東方周刊》：還有哪些基礎性制度可以減輕收入分化？

周天勇：我覺得一個社會中兩種制度非常重要，一是教育制度，二是創業制度。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能獲得同等接受教育的機會，這樣能避免貧困在代際間繼承。這是國家的責任，而不應僅僅是家庭的責任。我們的義務教育年限應考慮擴大到12年義務教育。同時國家應該對考上農、林、礦、軍等大學的農民孩子免費，對考到清華、北大這類學校的學生應加大助學金支持力度。讓農民的孩子上得起好大學，避免其家庭因學致貧。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動的能力，而寬松的創業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動的制度和環境。我們要鼓勵人們去創業，創業對于帶動就業、減少貧困、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有很大作用。

臺灣、韓國和日本的基尼系數相對較低也是因為他們教育比較公平，再者就是創業政策比較寬松，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失業率低。但是我們現在創辦的小企業都很難維持，創辦企業的風險很大。我們要繼續減少行政審批，行政權力太大會帶來尋租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