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

2013年02月06日 09:32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作者：劉武 張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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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不會簡單表現為“漲工資”，而是涉及多層次利益重構，但初次分配仍會成為此次改革的重點

隨著“房叔”“房嬸”“房姐”“房妹”等被拱出水面，那些不斷突破紀錄的個人房產數字一再刺激著普通百姓的神經。

一些人為了僅有的一套房子做著“房奴”，一些人連“房奴”也做不起，而一些人卻擁有數十套房產。這種頗為扎眼的貧富對比，令民眾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的出臺更加望眼欲穿。

在提出“共同富裕”時，鄧小平就曾對貧富分化提出警示。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分化現象就一直是一個社會熱點話題。

2004年，中國啟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其間多有阻滯，僅2012年就三度“呼之未出”。而在久拖未決的這些年里，居民收入差距還在擴大，社會心態日益失衡，已成為中國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須攻克的一道難題。

醞釀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基尼系數之辨

對用以表明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國家統計局發布官方數據經歷了一個空白的過程。

2004年，國家統計局發布全國基尼系數為0.465。自此之后9年中，這個數字一直空白。

直到2013年1月18日，千呼萬喚的官方全國基尼系數終于公布：從2003年至2012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分別為：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這個數據受到一些人的質疑。當天經濟學家許小年發表微博評論說：記者來電，要我評論今天發布的宏觀經濟數據。假數真評，我有病？

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也認為統計局的基尼系數比實際的低，因為“入戶調查的樣本偏于中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太少”

但李稻葵強調說，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反映趨勢完全可信，是經濟大格局變化所致。他認為，影響全國收入基尼系數的最大因素是城鄉差距。這幾年，由于民工工資上升，城鄉收入差距顯著下降，全國基尼系數下降則順理成章。

此前，也受到過廣泛質疑的一個數據是民間版的。2012年12月9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說，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2012年兩會期間，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解釋為何官方基尼系數未公布時曾表示，其實農村基尼系數一直在發布，去年(2011年)是0.3897，而2011年城市基尼系數也算出來了，只有0.33。

對這個0.33，馬建堂表示“實事求是地講，肯定偏低”。原因是“住戶調查是分層抽取記賬戶，城市高收入階層不愿意記賬，即便記了恐怕有些收入也不記進去”

無論哪個版本的基尼系數更接近真實情況，從現在看，官方和民間兩個版本的基尼系數都超過了0.4這一國際警戒線。

灰色收入黑洞

財經評論人葉檀撰文表示，根據有限的材料來看，國家統計局最大的可能性是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灰色收入，這將直接降低基尼系數。

“針對灰色收入、腐敗收入問題，可能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實行財產收入公示制度。” 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課題組負責人李實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

中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一定程度上存在改革機制被扭曲，加上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存在“體制雙軌制”現象，一些權力部門和個人靠計劃和市場兩頭獲益，這形成了部分高收入人群的“灰色收入”

改革發展的豐碩成果盡管有目共睹，卻未能實現讓人民公平分享。

比如官方數據稱城鎮職工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3.3倍，學界普遍認為如果考慮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項目后，此比例將擴大到4-5倍。如果再將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不確定性因素考慮在內，國民之間收入差距將成為一個“測不準”問題。

為什么會存在眾多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簡而言之，就是因為我們的收入管理基礎制度不健全，不到位，形成管理上的空白、空洞。首先由于財務、會計兩本賬。其次就是銀行管理不夠到位，審計有所加強但還沒有根本逆轉局面。

令研究者憂心的是，長期分配失衡已形成一定的利益固化，改革步步受阻。與此同時，收入分配不合理帶來眾多社會問題。經濟學家易憲容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最大不公在于誰的權力越大賺得越多，還存在利益制度化傾向，把錯誤的變成合法的利益。

重點改革初次分配

收入差距究竟如何被拉大？學者的普遍共識是，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源頭在于初次分配。更有學者稱分配秩序的混亂表現為“初次分配無章法，再次分配沒辦法”

盡管收入分配改革不會簡單表現為“漲工資”，而是涉及多層次利益重構，但一些消息表明，初次分配仍會成為此次改革的重點。

據本刊記者了解到的消息，最終出臺的方案除了明確重點任務和改革路徑之外，還將列出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并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組合設計。

同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涉及基本框架、主要內容、改革路徑已基本明確，將初次分配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改變目前初次分配長期偏向于政府、企業，而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增長滯后的問題。

按照同口徑與國際比較，中國政府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較高，而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政府收企業和居民之間分配比例此消彼長。國家財政收入持續攀升，而居民勞動報酬占比卻持續下降。

調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分配結構，實質就是數量和比例關系的變化。通俗來說，在初次分配環節，政府和居民之間的資金流動表現為稅收，企業和居民間的資金流動表現為工資。

因此調整三者分配結構必然涉及稅收調整，以及勞動工資協商改變“重資本輕勞動”的格局，調整資本回報率迅速上升而勞動力回報率緩慢甚至逐年下降的局面。

對此，經濟學家茅于軾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資本報酬時高時低，這由利率非市場化決定的。行政命令和法律只能管權利和義務問題，不能管價格的問題。工資就是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

蘇海南則對本刊記者表示，“政府財政收入增長快不是根本問題，只要它用于民生多就行。現在關鍵在于財政收入用于民生部分的底數不清楚，大家感覺不夠才有意見。

至于稅收問題，各專家也有不同的見解。

李實傾向于改革目前以間接稅為主的財稅體制。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間接稅對收入分配調節不起正向作用，反而導致窮人稅賦比富人高。

茅于軾則強調要依法征稅。“我們現在全國很多地方往往都存在‘法外征稅’，一些人將稅法當兒戲，完不成稅收計劃的時候就想別的辦法。

收入分配是一場綜合改革

由于依附于現行戶籍制度之上的利益眾多造成的不平等因素，也是導致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也伴隨著收入分配改革。

“我也贊成取消戶籍制度，但我認為這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作用不大。因為即便公平了，農民也競爭不過城里人。”茅于軾表示。

“從長期角度說，消除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要從最基本方面做起，這個基本方面就是從教育機會均等方面能夠做更多的工作。”李實說。

對于工資制度改革，茅于軾、李實、易憲容等專家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均持謹慎態度。他們認為，最低工資制度很難真正落實，反而會使得一部分人失業或者難以就業。

“一個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一個不能給就業帶來負面影響的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應更多地關注就業問題。”李實表示。

蘇海南則認為，“首先我們沒有對勞動報酬和資本報酬的評估機制，誰占了便宜或吃了虧沒辦法衡量。其次是現在的勞動報酬決定權在資方手里，沒有比較普遍的工資支付協商機制。

除初次分配外，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都會繼續有所作為。例如在之前甚少提起的“三次分配也領域，北京等地政府已陸續出臺了鼓勵和規范慈善事業的一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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