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科斯：中國稅收制度加劇不平等

2013年02月17日 16:54
來源：中國新聞網作者：張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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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哈里·科斯

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哈里·科斯影響著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同時，他還以一個英國經濟學家的身份在美國關注著中國經濟改革，并試圖以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觀點，解答中國當下面臨的問題

102歲的羅納德·哈里·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依然活躍在經濟學界。

他尤其關注中國經濟發展。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他出資組織了一次同主題學術會議，一時引發中國媒體的廣泛關注。最近，又和助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副教授王寧合作出版著作《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文版。

科斯出生于倫敦一個工人家庭。由于從小患有腳疾，科斯進入政府開辦的特殊教育學校，并通過努力考入倫敦經濟學院。這暗合了他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市場給予個人自由競爭的機會，個人憑借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狀態。

科斯獲獎的1990年代初，正是美國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1980年代同步開創的“新保守主義”(英國稱作“新自由主義”)后，小政府、大市場模式盛行之時。此后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幾乎被新制度經濟學家壟斷。

他的“科斯定理”被概括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會成本”，直接影響了張五常、周其仁等中國經濟學家。他們因自由市場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被看做預測者。

通過科斯的助手王寧，《中國新聞周刊》以電郵方式就當前中國經濟問題采訪了他。

盡管在采訪中，科斯不認同“萬事皆管”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但他也并不排斥經濟學成為一門“顯學”的積極意義，并引用凱恩斯的話，“經濟學家并非文明的受托人，卻是文明可能性的受托人。

只要私企可以同國企自由競爭，

國企就沒什么可批評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當今中國市場中，土地、金融、財政等多種因素，都會使得私企尤其是中小私企交易費用增加。如何打破私有企業所面臨的“玻璃門”？

科斯：只要有自由競爭的環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應對這些交易費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戰是，他們仍然遭受著種類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視。他們很難進入資本市場，因為資本市場主要是由國有銀行所控制。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科斯：要拋開為私企設置的種種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業)是依法運營，就該享有自由。我們在《變革中國》這本書中反復強調，如果一些經濟行為體不遵守市場原則，市場經濟就不會成功。必須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私企得以自由競爭。

如果中央政府尚有所擔憂，就讓省、市或者縣級的政府，或者某些部門、地區先行試驗。例如，2012年初，溫州就被作為金融改革試點。改革可以更加大膽，真正向私企開放銀行系統。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的中國，國有壟斷企業面臨兩個改革方向：一是國有資本化，一是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你認為哪個更加合適？

科斯：不同的國企可能需要區別對待，應該也還有其他的方法。主要的目標，是開放國家壟斷部門，讓他們加入自由競爭。至于是否需要開放中國所有的國企，則可以自由討論。

深圳的政策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讓土地交易成為一種開放的市場行為？

科斯：只要交易雙方可以自由討價還價并達成交易，那么市場行為就可以發生。中國的情況是，政府宣稱了對土地的擁有權。國家必須允許土地的事實所有者——多數情況都是農民——進入市場。這樣，國家可以通過收稅在土地交易中獲得很大利益；同時，為了自身利益，就必須將其自身排除在市場之外。

中國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為，應該叫做單方面獲取。這顯然并不是市場行為。

政府參與土地交易導致腐敗猖獗，帶來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這在中國已經被廣泛報道。

中國新聞周刊：能否解釋一下“獲取”的含義？

科斯：這是一個法律術語。在美國，政府可以通過賠償或不賠償，從土地所有者手中“獲取”一部分財產權——只要政府能夠證明這種“獲取”符合“土地征用權”條款。而在中國的案例中，政府在土地交易中的行為似乎屬于非賠償性“獲取”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土地交易仍然由政府主導，如何讓合適的交易方協商達成賠償？

科斯：政府可以作為調節器和裁判員，而不是交易方，來主導土地交易。政府不能在土地交易中扮演雙重身份，即便沒有違背公正。

中國新聞周刊：近日，深圳發布了一個土地雙軌制文件，允許深圳農村變賣集體所有的工業用地。你認為，這是否為中國土地政策提供了一個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顯然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國是一個遼闊而多元化的國家。一種方法或許在一個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應該鼓勵地方政府大膽嘗試不同方法，打造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

不平等本身并不是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基尼系數長期高于0.47。連自由程度很高的國家，比如美國，都沒有超過0.40，更不要說那些高福利國家。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場經濟中都不可避免。考慮到中國的龐大以及地區多樣性，基尼系數高也在預料之中。爭議的核心在于，導致不平等問題出現的中國市場經濟，其深層問題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稅收制度，在最發達國家都發揮著強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國，兩項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會流動的大門是打開的，處于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自己孩子的未來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書中引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來表達自由市場中的個體幸福。能否解釋一下“幸福。的含義？

科斯：沒有必要去定義幸福，因為它是一種主觀精神狀態。如果是在過去的中國，不那么幸運的中國人——我認為數量一定很大——對未來幾乎沒有希望，改善生活的機會也受到限制，那么幸福就很值得關切了。就政府的關切而言，沒有什么比這更重要的。不平等到處都存在，特別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關鍵在于，收入多少都應該讓人感到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