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布力：探尋“92派”的成因分論壇文字實錄

2013年02月23日 15:58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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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第十三屆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23日上午，探尋“92派”的成因分論壇舉行，眾多企業家和學者參與了討論。

以下為文字實錄：

袁岳：我們這個圍爐本來是夜話，現在應該算白話了。我們今天的話題是一個在座的有些朋友已經在過去的幾年中間有所了解，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年輕一些的朋友，覺得“92派”跟我們90后有關，但是不完全跟大家有關，如果有人已經看過我們這樣一本書的話，能對“92派”會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如果你沒有看書的話，大家有機會透過大家看到我們前民的宣傳片，這是聯合設置的文選紀錄片“92派”的宣傳片，以后有一系列跟“92派”專題的紀錄片會問世，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在這個之前，我們前臺的嘉賓說我們今天做兩個條例不是很準確，因為那個時候事實上我們說由國家發改委，公布兩個規范性文件，一個叫做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還有一個叫做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實際上是兩個意見，用意見的說法，實際上帶有一點政策性的概念，但是這兩個文件它非常像我們后來所說到的公司法、合同法它們的雛形，或者說包括它們主要的內容。所以我們今天在這樣一個場合，說到這個話題，它有點意思，為什么“92派”的形成，尤其是在中央國家機關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有一定身份的這樣的體制內的青年干部群體，在那個時候集中下海，當然有著鄧小平講話的這個強大的背景，但是為什么會跟這兩個條例會有那么密切的關系，昨天晚上張維迎教授給大家講既得利益群體問題的時候，他講到有一個地方，有一個跟我們今天這個話題特別相關的內容，就是說資本主義國家發達國家在經濟特別是公司大繁榮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就是公司由特權制轉變成為注冊制，注冊制在英國是1844年，在美國大概是1850年，在法國是1867年，在這個之后公司才大規模數量的形態來呈現，從而使得市場機制和市場化成為一個平民普通人進入到創業的形態。

所以，我想張維迎教授提供的這個內容跟我們今天講的這兩個規范文件，其實我想有某一種關聯的，這些關聯是什么，為什么這樣一個構架會對于推動改革開放中間，以我們民間個體形態的創業形態，尤其較高層次的，下海創業起到這樣的推動作用，我們要想其中的端倪，就是我們今天這一場圍爐白話的內容，有請兩位嘉賓，首先是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副理事長張新文先生，還有“92派”最早的提出者，也是“92派”中間領導人物之一，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陳東升先生。

按照我們通常的做法，我們就先講為什么出臺這個文件，我現在想倒過來說，因為尤其是在座的各位，他們年輕一點的人，不像我們“92派”，我算是“92派”里面的小字輩，我也是國家機關里面下來的，那個時候下來很小，二十五六歲就下來了，那個時候陳總應該是35歲，那個時候在我們眼里就是領導干部，我連處長都沒有當上，所以屬于“92派”的小字輩，我想把這個話題倒過來說，像那個時候，就是說這些西方發達國家，這樣一種法律文件，經濟自由化，起到這樣的推動作用，我在想，這個問題首先這樣來提出，為什么這樣規范性的文件，對于觸動體制內那樣一批自己覺得有點身份感的人下海做生意，會起那樣一個作用，就是沒有那個文件不是照干嘛，沒有那個文件之前，80年代溫州人就已經開始投機倒把了，就已經開干了，90年代初期，80年代的時候，那個時候廣東人做生意已經很火了。所以人家沒有這樣的文件也照干，為什么我們這一撥“92派”的人，好像就有護身符似的，就是它說明了一種什么樣的創業機制，首先從這個角度說。

陳東升：很簡單，因為沒有錢，你怎么來做生意，有了這個文件之后，就不算非法集資了，可以募股東了，可以做大事兒，兩千萬資本，那個時候兩千萬資本，一般下海都是五萬到八萬。

袁岳：那兩千萬是誰的錢。

陳東升：現在這樣看，那個時候整個體制來講，都沒錢，所以我講大家可能不相信，我那個時候跑到嘉德拍賣請大家吃飯，最多流行的就是300塊、500塊廣東人的文件手提箱，送一個手提箱是最高檔的禮物了。

袁岳：但是你還沒有交代兩千萬是哪兒來的。

陳東升：就是股份制，股東。

袁岳：是不是政府部分和國有的。

陳東升：都有，搞中國企業五百家評獎，像劉海燕，就是國旅的老板，燕山石化的大老板，我去找他們募資。

袁岳：講的這個有限責任很好，因為我在想，如果我去做生意，萬一我欠了錢，萬一人家追殺老家去，這個萬一做失敗了就不用還錢了，這個挺好。

陳東升：當然還有很多背景，鄧小平南巡，還有整個社會價值觀覺得下海是好事情，其實我們走過來，過去同學朋友下海的也有，最開始要讓人家下海，說你們好好干我們幫你，后來再去就不好意思這樣說了，人家請你財大氣粗，我覺得你怎么弄的，就開始學習了，最后人家成為大老板了，我們下海之前還沒有做成，所以有了價值觀的轉換，還有鄧小平南巡的這樣一個觸動，這是很重要的，當然講這個文件就是我們的護身符了，拿著這個東西按照這樣一個思路，我經常講這句話，當時兩個文件，在我的手提包里，就是天天看，基本上都是磨薄了。我當時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像當時我們胡為斌，合同的章程，發起的文件，都是根據這個去抄，特別是章程，我記得很清楚，比如說股東，股東大會，董事會，總經理，這都很清楚，那個時候我還不太懂，就合并和分離，還有一個破產，不叫破產，叫合并分離，終結，過去沒有做過生意，你也不懂企業。合并還好說，分離等于是說你自己把你的資產進行分離，現在是家喻戶曉，我當時寫到這兒，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寫到最后要有這個東西，財務制度要有，特別是合并分離。我覺得不太明白。

袁岳：我還有一個感覺，上次我們在北大開“92派”新書發布會的時候，發現“92派”下海的那幫干部，雖然自我感覺挺牛逼的，因為他們的筆桿子特別多，都是筆桿子，搞政策研究，搞改革設計，其實這幫人在機關里面不怎么受待見的，有實權的干部看那幫人就是小傻冒，覺得他們就是改革的對象，上次我沒有探討，當然我這是一個假設，這幫人因為寫文字，搞政策研究，很多還在政策法規，這個東西很多，其實這些人頭腦中間下意識都有一個東西，沒有一個政策法規就不能干，他老看著有一個東西一幫人才會跳下去，沒有這個他不敢看，農民本來就沒有錢，我們本來是有點身份的人，我們下去的話沒有一點保障不能干這個事兒。

陳東升：是這樣的，因為我是經貿部又調到國務院發展中心做副總編，我就老舉我的例子，如果我要在經貿部，如果在許可證司，天天批許可證，可能不會下海，又比較邊緣，又思想活躍，社會關系廣又會交際，給自己搭一個臺子，大部分是這樣，下海的比較多，去深圳發展銀行當行長的也有，像田源，張文中，體改委的下海多，還有一個秘書下海多，我們這批里面，就是在咨詢圈的體改委也有不少，官方智囊，做咨詢，做研究的多。

袁岳：我的第二個假設，就是站在為政府做政策設計，搞咨詢，當智囊的結果，就看了很多東西，但是看了很多東西它不是一個實在的東西，但是看到的東西，你要想把它轉變成為政策的東西，其實這是很麻煩的。你們是一幫說了不算的人，比如說你實際做了一個東西出來，在一個部門設計了，部里面要送到中央去，其實這個事兒遠著呢，但是正好看到了，如果我下海整一個東西，這是一個把看到的眼見見識轉變成為生產力的模式。

陳東升：出國考察，我們這一撥里面，1991年，當時外運集團要向國家申報，成立集團公司，組織一批智囊，當時我，還有體改委的，好幾個我們去美國加拿大考察，所以亞布力，其實很多人不知道亞布力，亞布力就是1991年魯健我們這批去考察的，那一趟有很大的收獲，一個就是看到了價格俱樂部，就是倉儲式的這種零售，但是我們物美集團張文中搞了物美，還有一個我跟魯健一塊去溫哥華，帶我們去滑雪場，第一次見到滑雪場很興奮，所以魯健就把這個滑雪埋在自己的心里了，回來之后兩年之后這個亞布力誕生了，當時這個亞布力，為什么來自亞布力，亞布力是國家滑雪的訓練基地，魯健不知道怎么找到這兒來，所以最早開這個圈地，開這個叫什么雪道的時候，夏天我來的，這應該是1994年了，我是跟魯健一塊來的，我們兩個爬到山頂上，正好推土機在產這個雪道，那個時候是樹，把這個樹鋸掉，把樹推起來，做雪道，我說魯健，你知道我在山底下看到什么了嗎？我說看到了黃金一片，所以亞布力是這樣來的。所以那一次，就是出國訪問，為什么說創新是率先模仿，其實不是隨便說的，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在咨詢部門比較早，一個宏觀經濟部門，你的視野開闊了，還有你有機會去國外學習訪問，看到最新鮮的東西覺得很刺激，我們能不能搬到中國來再。實際上我們很多就是這樣做過來的。

袁岳：謝謝！我想把這個問題給到張總，就是當初整這樣的兩個意見，是已經預料到有像咱們92年那么多的干部，他們會下海先給他們這么一個護身符呢？還是歪打正著，所以這個東西的來源，為什么要整這兩個東西呢？還是說這就按照按部就班，按照國家發改委里面什么立法規劃什么的推出來的東西。

張新文：首先中國的企業改革，它是在摸索中尋找改革圖象，因此你說有一個完整的規劃，其實沒有，對于92年規范意見的頒布，對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員，還有研究機構，院校的研究的學者教授也好，他們下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起到了一個加速器的作用，我們沒有從這個很窄的角度來考慮，因為企業改革，當時它是尋找一種適合中國企業發展的一些模式，這種模式在探索中逐漸的尋找，一開始是想解決國企的問題，國企一開始就是擴大自主權，利改稅，后來搞機制等等，那么這些方式都很難解決企業的所有制問題，也就是產權問題，如果產權問題不解決，企業科學的管理決策和效率，就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能夠得到一定的改善。從這個角度考慮。

再一個從哪個角度考慮呢？當時國家的企業是國有企業一種形式，還有就是個體工商部，這兩種形式就是社會的人員參與設立起企業從事經營活動，還是不夠方便，為什么不夠方便呢？個體工商戶一個是社會地位，再一個它是承擔無限責任的，風險也很大，另外一個個體工商部通常是以一家一戶自有的資金來作為投資，資金量也太少，做不了什么太大的事兒，國企改革需要，第二，從社會經濟發展增加企業的組織形式，以適應更多投資人的需求，這個角度來考慮。股份有限公司也好，有限責任公司也好，它起碼在當時有兩個特點是我們需要借用的。一個就是它用股份的方式來進行合資，也就是說你沒有錢，可以解決我的注冊資金，比較大一點，能夠解決產業化項目的出資要求，能夠解決社會資金密集型的項目，比如講房地產項目，投資要求，因此，這種合資性，比較符合當時經濟發展階段的需求。

第二，就是責任的有限性，都像個體工商戶責任都是無限的，別人有點錢也不敢參與，一塊入資，不承擔責任，風險不可控，因此它的有限性，由于這兩個特性在實踐上，對中國很多人企業進行出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袁岳：比如說做了一百萬的生意，最后虧了，虧完了本來1800萬，把公司的錢還完了就沒事兒了，而且不會擔心風險有那么大。

張新文：創立了新的組織形式，適應新的國企改革的需要，適應中國經濟發展一定階段，怎么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生產經營領域，這么一個好的組織框架，這個框架潛意識的肯定在比較窄的范圍內思考，可能會有一批人下海。

陳東升：我就想當年這兩個文件有沒有意見爭論，有沒有風險和當時的出臺。

張新文：我講這個事兒，時間相對長一點，我想今天我來講，我主要不是來討論別的問題，作為起草人，這個制度建設的一個工作人員，我們首先第一個是把這套東西，把這個規范意見出臺的始末簡要的講清楚，完了再說它在社會上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如果我現在開始介紹，我是這么想的，規范意見它實際上是三步曲，第一步曲在規范意見之前，曾經有一個受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要求起草的，叫股份制暫行條例，這是第一個階段。

袁岳：這是什么時候？80年代嗎？

張新文：這是1986年、1987年，第二個階段是兩個規范意見出臺，第三個階段，就是規范意見出臺以后，沒有完善的和規范意見配套的各種文件，財務問題，土地問題，會計問題，勞動工資問題，沒有配套的文件，這個公司制還是落不了地，因此第三個階段我們是做配套文件的完善，分為三個階段，現在我先講第一個階段，就是剛才你說的，叫股份制暫行條例它的背景，大約在1986年年底的時候，當時國務院總理組織有關部委來討論，叫發展企業的橫向聯合，發展企業集團，討論這件事情，當時國家經委有兩個同志參加會議，一個叫李東，是國家經委主任，還有一個企業改革局的副總經濟師，叫孫楚毅，當國務院總理問，說發展企業集團主要是靠什么手段，他們就講，不管是聯營也好，合營也好，還是其他的方式也好，主要是資產的結合，那么什么方式呢？當時孫楚毅同志講用股份制的方式，當時國務院總理聽了以后，股份制的方式，好，咱們先討論集團問題，等待會兒我們再討論股份制的問題，散會以后，國務院總理把股東和孫楚毅留下，說咱們討論一下關于股份制的問題，討論了一會兒以后，國務院總理講，那好吧，那就請國家經委為主，國家體改委為輔，由你們為國務院起草一個代擬稿，咱們暫定名字為股份制暫行條例，這個沒有規劃，是上下互動，領導也是接受新事物，抓住了探索的需求，抓住了這一點，1987年的時候我們開始起草這個暫行條例，因為我原來是搞經濟是研究的，調到經委以后，我自己在業余的時候學習一下西方的公司制，搜集各國有關的一些法律制度文件和社會上已經有的，當接到這個任務以后，尤其當時在國家經委，甚至在全國也好，沒有專門的專業人才，光講一些理論問題的人是有的，比如講股份制理論問題，這些人是有的，但是做這種法律制度性的人沒有，沒有就臨時組成一個起草小組，這個小組，我就參加這個起草小組了，這個起草小組當時由國家經委的一個副局長任組長，孫楚毅同志任常務副組長，我是成員之一。由于大家都比較生疏，他們說小張，就是我，說你好像學了一段時間，你就先寫一個初稿吧，我就趕鴨子上架寫了一個初稿。

袁岳：這個初稿主要是參照哪個國家的主要的。

張新文：我當時個人搜集了有十幾個國家的有關公司法的資料，后來起草小組成立以后，在沒有動筆之前，我們又收取了十幾個國家的子倆，按照孫楚毅同志的想法，搜集了30多個國家的有關公司的文字文件，在分析文件之中，我們還是參考了咱們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以及臨近國家，像日本，但是咱們的模式和日本的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選擇了現在所知道的就是三會一層的治理模式，治理框架，我是選擇了三會一層的治理模式，這個治理框架沒有顛覆過，沒有人提出過不同的意見。

三會就是董事會，監事會，經理會，歷史上不斷進行完善的就是每一個治理機構的每一個機構，它的職能調整，三會一層，中國一個獨立的特色這個是沒有變化的，我們這個東西跟日本不一樣，日本當時也有，它等于是兩會加一個監事個人責任，咱們是三會加一層，這個制度一致沒有變。這個稿，弄了大概有二三十稿，僅僅報國家加經委黨組的7稿，中間開了十幾次座談會，包括一些學院的，寫過一些小冊子也好，還是寫過一些論文發表也好，反正能夠涉足到這個領域的人都叫來開會，那么有國家機關的，有院校的，還有企業的，就是自己進行探索的，因為我們是1987年的事兒，1985年開始干，1984年、1985年就有探索了，同時我們還走訪了一些在社會上發表文章，忽悠股份制理論的這些人，包括什么厲以寧，包括法學家江平，還有王玨，蔣義偉，吳樹青等等，這些比較有名的專家學者，我可以講這些專家學者里面多數對我們是持支持態度的，我舉的這些人里面也有人持少數不同的意見，但是我是吸取大家的意見，還是幫它推進，這件事兒是什么時候完成的呢？大約在1987年11月份，基本上定稿了，定稿以后報了經委的黨組，當時李東，張健寧等等這些人都參加了黨組會，他們來討論我們這個暫行條例的暫擬稿，當時做匯報的是孫勇立同志，他們聽了以后態度很支持，有些領導同志對一些詞匯的用法等等提出了一個技術性的一些意見，說明人做了一些解釋以后，大家都比較支持，后來就通過了，在1987年12月初的時候報國務院，但是這個稿后來它沒有頒布，為什么沒有頒布呢？我分析是兩個原因，一個是當時實際上我剛才講了學者們有兩條意見，在人民大眾也好，領導層也好，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為是私有化的，姓社姓資的，爭論還是比較大的，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國家政治經濟形勢原因，就是1987年10月份，中共十三大召開，一召開班子就調整了，中共中央的領導班子調整以后，四年國務院班子就要調整。這時候就涉及到國務院總理就要調換了，所以我們在1987年底報進去以后，在88年初，起碼有三次，通知我們說準備好了，說大概明年后天上午國務院常務會要討論這個文件，準備去，連著通知三次都沒有落實，最后這個事兒就不了了之了，因為要換屆了，顧不上了。

袁岳：另外換完屆以后也基本上擱在那兒了。

張新文：就是國家經委解散了，解散以后，我們這批人就轉到體改委了，這時候當時國家體改委對這個事情的重視程度，應該說不是太高，國家形勢。

袁岳：跟國務院換了領導有關系。

張新文：有關系，在1988年10月份的時候，不再是中共中央的總書記，召集國家體改委的有關人推進這個事兒，還做這個安排，當時我們也起草了一些稿件，也開了一些會，但是由于整個形勢并不是很樂觀，特別是1989年以后，經濟形勢不好，又搞經濟治理整頓，所以從1988年到91年，這段時間基本上沒有太多的推進，實際上改過兩稿，但是沒有做過多的推進。好，這個股份制暫行條例的設計就是到這兒。

下面我就講關于兩個規范意見的出臺，大約在1991年底的時候，有一個人事變化很重要，就是孫楚毅同志調任國家經濟管理司當司長，因為他原來是推進股份制事兒的領導同志，像陳錦華同志調任國家體改委的主任，開始起動關于股份制的東西，法制性的建設，這時候他們又重新，李小雪同志，作為處長參與，重新起草了這個文件，當時就叫做股份制企業試點和規范意見，因為了修改，同時又組織各部委來討論這個稿，大家基本上有一定的意向以后，大約在1988年2月29號，在深圳召開股份制座談會，大概130余人參加這個會，有中央各部委的13個部委，有20幾個地方的體改委的經委的，還有20幾個試點企業，一共是130多個人，參加這個會，就討論這個文件。后來這個文件在討論期間正好傳達小平同志播放的南巡講話，那么大家就更有了積極性，會議散了以后，向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做了匯報，朱镕基馬上指示說你們加緊制度建設，加緊起草這個文件，并且說做一些規范性的文件，這是他說的原話，這樣的話他們就把稿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大約在4月初的時候，召開13個部局長的會議，4月18號的時候，陳錦華又召集中央13個部委的處長級干部來討論，這樣大家形成統一意見，最后就是說起草一個，最后定名為股份制試點企業，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這是一個文件，還有一個就是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前面的意見是由體改委、計委、國務院生產辦、人民銀行四家聯合發，兩個規范意見由體改委獨家發出。這樣的話這個規范意見就出臺了。

陳東升：是哪一天？

張新文：5月15號。

袁岳：我一直過去對這兩個規范意見，也算是假設，也是猜想，就是小平南巡講話是不是有什么關系，理一下思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大會的主題也是跟改革有關，最早等于是要推這個東西，后來小平南巡講話是臨門一腳的關鍵，朱镕基同志他相對來說對推進這個東西的興趣也是比較大的，所以應該說前前后后來看的話，有這么一個脈絡在這里。

張新文：小平同志講話非常重要，因為我講了，在1988年-1991年期間，其實也開過幾次會，92年初的會，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可能開完會有就完了，有講話完了我們就寫成了紀要，并且同意由體改委起草有關制度的文件，這種情況下，國務院只用十幾天的時間就批下來了，說可以，責任體改委聯合有關部門起草相關性的文件下發等等，沒有小平講話這個速度是沒有那么快的。

袁岳：鄧小平那個話講的很狠，說你們能搞改革就行，不能搞就滾蛋，就是要搞改革的那種。

張新文：我們不是要證明什么，我們主要是長期研究中國企業改革，中國企業改革是進入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企業不搞活，中國經濟沒有希望，因此我們是長期研究企業改革的，和個人利益沒有關系。為什么說個人利益沒有什么關系呢？人家早期都說承包制，我們非說公司制，那不是很被動嗎？政治上很被動，但是我們就是認準中國企業不是所有制的改革，不推行中國公司制，中國企業就沒有希望，中國企業沒有希望中國經濟就沒有希望。

袁岳：1992年，借著這個東風就下海了，你有沒有想過那個時候起草文件的過程中間，把這個東西整出來了，自己也順著下海。

張新文：我當時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事兒，因為人下海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價值取向，像我的價值取向，是多為國家做一點事兒，當時這個情感比較重一點，第二，人是不是順利，我曾經就想過，如果國家是不用我，或者貶低我，不讓我發揮作用，我可能就下海了，但是我能夠為國家做點事兒，已經很順了，你還要怎么著，因此就做下去了。

袁岳：所以你總的來說是比較順的，反過來說明，東升你那個時候是不是有點不太順的事兒，說說。

陳東升：怎么講順和不順，因為那個時候在體改委，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很活躍的中青年，那個時候是很大的一個節點，因為中青年就是四分五裂了，還有鄧小平南巡是最重要的，我那個時候倒沒有說不順，那個時候我也賺了很多錢，當然也是為國家賺的，那個時候價值取向，就覺得實業救國。我也看到一篇文章，我記得是北大的商業評論，說當年改造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國這一下海的老板局面都是為了賺錢，有哪幾個有這種理想，誰才能做大事情，我們當年就是這樣的。而且像我搞500家企業評價對我影響很大，因為世界經濟的強弱和永久跨國公司的數量是完全成正比的，這個對我很震撼，現在一樣，美國現在很有意思，去年中國在世界五百強排第二名，你是第二個老大，日本現在第三，這個規律一直在，所以當時我就認為國家要崛起，那個時候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個時候我們經常被這句話。

袁岳：“92派”下海，不像現在說下海創業要做公司，要把它作大，那個時候就是把偉大意義，把社會意義把它放的挺大，不管干什么事兒，老覺得自己是要對國家這個。

陳東升：所以后來也說過，我那個時候也是副總編副局級的，那個時候我們很清楚，你跳到哪個市里面當一個副市長，你想當官是可以轉換的。

袁岳：在那個時候的“92派”我也注意到一個現象，我記得我下海辦營業執照，跟我們現在講有兩個精神，第一，給我一看你的公司沒有見過的，我們很容易批你，為什么呢？現在正在搞改革嘛，那個時候剛批了一個偵探公司，說當時又怕出事兒，因為碰上改革了，所以小子算你走運了，要是沒有見過的他先給你上，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自己還有一個咨詢中心，他說你讓我給你辦馬上就上，所以我這個公司，叫北京零點市場調查與政策分析公司，他說零點市場調查很新，說政策分析太多了，說要把政策兩個字去掉，所以我現在這個公司還叫做北京零點市場調查與分析公司，咨詢公私要多少錢，他說900塊錢，我說不用了，因為我是學法律出身的，我自己把章程都寫好了，不行，他說不規范，我說哪里不規范他說沒有，最后他說有錯別字，我改，改完了之后，他說你蓋一個章上面，他說蓋個章不行了，涂改了，整了十幾回，最后他就說你就別整了，給900塊錢就痛快了，給了900塊錢，“92派”創造的行業都比較新，它跟92年以前無論是農村改革中間大家做的生意，或者是城市改革，那個時候城市改革也有一大批下崗工人開始做生意，這個是不太一樣的，這是第92派”在新產業，包括宅急送，拍賣，保險，那個時候都算很新。

陳東升：滑雪，像超市，那個時候都沒有的。

袁岳：那個時候廣告也算比較新的。那個時候做房地產不算特別新。

陳東升：馮侖和潘石屹他們更早了，萬通那個樓，也就是這個時期，當年振動整個北京。當年很轟動，說北京最高檔，最貴的樓，我印象很深。我們那個時候還有一個，你在朝陽區，我們一定要拿在國家工商局注冊的，等待一個拍賣行，100萬，50萬就夠了，為什么整兩千萬呢？說拿中國字頭一定要兩千萬的資本，所以我們就弄了兩千萬資本，一定要到國家工商局注冊，因為那個時候還是有一種價值的等換，說正局級，這樣的話在社會上信譽很大，過去打廣告說國有企業，那個時候國有企業是招牌，做什么事情都說國有企業。

袁岳：這個說的挺有意思，我下海的時候當時調查這個行業，一個是杜研，一個是黎東明，他們都七搞八搞就搞中國字頭，中國社會調查所，后來偷偷的又把章蓋出來，這兩個人打仗到現在還沒有冤家沒解，他們這些人跟我相比較，中國字頭情節好強，誰搶到中國字頭就覺得自己占山為王了。

張新文：這個還是有很強的影響力的，帶中的字頭，對于提高在社會上的信用度，以及潛在的商譽都有一些。

袁岳：那個時候你們起草的條例，起草這個東西，除了你們把這個東西規劃出來，你們對多個產業，新產業的發展推動什么的，這個不在你們考慮的范圍之內吧。

張新文：我們不會考慮這個的，但是這個文件，兩個規范意見出臺以后，因為新的公司組織形式，在這個招引之下，很多新的人開始進入了企業，進行經營活動，比如知識分子，機關干部下海，他們所帶來的資源和農民，和街道城市貧民他們掌握的經營資源是不一樣的，他們有信息，可能會提出現代的服務業，他們有一些技術，可能會是現在的加工業，他們也可能在國外留過學，對國外一些新的，比如說像網上這種新的模式有所掌握，他們就能夠帶進來，因此在那段時間，技術型的企業，現代服務型的企業，這方面的企業就比較多，這是由于下海人的，投資人也好，管理人他的知識結構和他的歷史背景決定的，他已經不是農民，已經不是工人，已經不是城市居民，所以他們產生了一個新興的行業，我覺得是這么一個歷史機遇。

袁岳：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各位，在1992年-1994年，這三年中間創業的舉手，我看看，1992年-1994年的，我們現在這個大泛“92派”，放三年來看，都屬于小平南巡講話，我們推動一下，有兩三位。在互動之前，我問東升一個問題，很多現在在機關里面的年輕人也會這個問題，說你們“92派”體制內，我們那個時候也看到很多的機會建設，去下海做生意了，現在也有一些年輕人說，雖然我當公務員是我媽說的，或者是社會上的流行，我們就進去做了公務員了，但是進去做了公務員以后發現其實我們真的不喜歡干這個活兒，干的這個工作氣氛，因為現在的小孩子成長環境，到機關里面，機關的風氣還是當領導就是一個領導，所以對于現在在機關里體制內的氛圍，站在我們“92派”的創業前輩的角度來說，你覺得對于他們，就是覺得我們的這種經歷或者對他們有什么借鑒作用，或者對他們有參考作用嗎？

陳東升：當然有了，但是情況不一樣，那個時候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整個是一塊空白，所以機會完全跟現在不一樣，但是現在也不是說沒有機會，但是現在你要創造一個大公司，成功的概率，那個時候還是少的，我們那個時候，實際上失敗的概率不在于大家去創業，很多人失敗，就是走偏了，都是出了事兒，或者是不堅持，其實失敗不是因為你的商業模式選擇失敗的，現在來講，你出來你占山為王的這種大面積的機會缺失，還有一個我堅信大家絕對有資源，而且自己有價值趨向，有這種想法的，我覺得任何時代創業都是人才。

袁岳：好，謝謝！

我們今天說的“92派”這個話題，講到體制內和體制外互動的問題，就這個話題我們給臺下的各位留一點可以提問，可以評論，可以有疑問，都可以，臺下有兩位泛“92派”的“中軍說兩句。

王中軍：我可能跟“92派”，因為我創業是做企業。

袁岳：你原來不是干機關吧。

王中軍：我是國家公司總局的，但是我辭職比較早，我85年就下來了，那個時候不叫下海，我當自由藝術家，那個時候畫畫了，當了好多年的自由藝術家，又去美國留學，我是94年從美國回來的，但是我跟體制內的這種感覺是一樣的，因為我是81年進入公司，干了五年，然后就辭職，我們那個辭職還沒有像東升他們去做企業，我那個時候完全是一個藝術家情節，能天天搞創作的，后來做生意。

袁岳：你這個下海，后來包括做廣告，你當時在物資部的資源也沒有什么起到太大的作用。

王中軍：沒有什么資源，就是學藝術的，但是我對東升他們這批人我比較了解，像他說掛中字頭這個，我的同事里出來的這個級別太多了，因為我們物資部跟國家工商總局非常熟，那是一個年代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那批創業精神，有一批青年人在一塊由于社會變革的時期，每個人的想法非常多，但是成功的人非常少，我們一批出來的人到今天其實能夠生存下來的比例非常低，我也只能提出這樣的分享，謝謝！

袁岳：謝謝你這個跨度比較大，原來是干物流的，后來專門出來當藝術家，專門是搞人流的。

王先生：我是來自我們陳總的家鄉湖北的一個企業，我當時也1992年、1993年就承包了國有企業的一個分公司，當初我們的企業正在湖北的一個城市，我想陳總他們如果說當時有這種勇氣下海，我想還是在北京的頂層設計，掌握到更多的信息和資源，我們在中國的一個城市襄陽，當時我想對國家政策的理解，我掌握的不夠，應該說當時在海南，我當時在做營銷，到處跑，也到了海南，有一個夢想，剛才你提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說當時可能還比較順利，在那個時候掙了一點錢，日子過的很好，就沒有這種對于更高價值的追求，我想現在我當時看到“92派”這本書之后，應該說是，如果說我有那種機會，或者是說在北京有那么高的平臺，我想今天我也能坐在上面和大家進行交流和分享，盡管我的企業今天不是很成功，規模還不是很大，但是這是一個細分的行業，我做到了，因為我在1996年，我是做電動機控制系統，那么我在98年，帶帶領我的團隊從襄陽這個小地方出發，要打敗五百強，我們用五年的時間，在一個細分的行業做了一點事情，今天看了“92派”今天做的這么成功，看了這本書，有了這個交流，依然感覺到熱血沸騰，我當時我想我的一個夢想，我見到陳總，就是64的學潮，對于我是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當時到襄陽很偏僻的地方工作，如果說不是這個原因，可能今天的命運也會發生一些改變。

袁岳：說不定不是那個原因你也不會下海。

王先生：當時的下海是一個價值取向。

袁岳：你是屬于不太順利的那個。

王先生：不太順利，后來我們國有企業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在當時1992年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承包，在我們內地也是一個先例，在內地一個小事情，收入很高，年收入可以達到20萬，對我的誘惑很大，所以毅然決然的下海，但是這種體制之內，一路走過來，走到今天，所以跟我們在座的這些“92派”的前輩們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我們不后悔，依然會堅持走下去。

袁岳：謝謝！那個時候的“92派”，就是中央機關的，還有省級機關的比較多，真的要到什么地縣的，下海的官員反而不見得那么多的，在海南或者是在深圳，其他地方這種機會也多嗎？

陳東升：多，他們有統計，應該有10萬到30萬。

嘉賓：我有這樣一個問題，可以說是特殊的一個歷史環境下產生了“92派”，但是我們還想繼續向前看，在目前一個新的政治周期已經開始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2013派呢？

袁岳：我認為不可能，為什么？我提兩個理由，剛才東升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說現在這個時候下海做一個大企業，其實跟我們以前不一樣，因為我們以前做的每一個不管什么特點，一進去都是鼻祖，我們90后，“92派”基本上都有一個特點，干什么東西都是一個鼻祖，我們哪一個哥們是干停車的，人家干停車行業，人家也是一個鼻祖，你一不小心你就是一個老祖宗，現在的年輕人其實你說他做老祖宗有沒有可能呢？有的，但是這種人有一個前提不能進體制，我現在看，我是北大社會學的博士生，我和咱們李國慶，還有易車網，我們小李，我們是三個60后，70后，80后，我們捐錢建助學金，80后捐的最多，人家干六年就干成上市公司了，但是你說現在一個80后和90后，他對于網絡電子商務、新媒體這些東西的了解，我認為我們60后、50后已經很難趕上了。你還到機關里面倒騰五年，我跟你講，你絕對不是更先進，你是更落后。弄一個微博都不能在上面發布，只能潛水，還不能說話，時間長了以后寫一條就會犯錯誤，所以你到后來你不是在上升的，你是在下降的，我們以前在機關里面有一個什么好處呢？是在你機關里面呆著，你在機關里面掌握的信息機關外是不掌握的。我們天天看的什么內參，給政治局的內參，都是給領導看的，你是壟斷信息的，現在說實話群眾看到的比領導看到的還多，昨天晚上我就想到說為什么經濟學家不靠譜兒，許小年說了兩句話，說不不搞數據的經濟學家是不靠譜兒的，搞數據的經濟學家是更不靠譜兒的，我就是說同樣的道理來說，就是你現在進到機關里面，給你增加的那個正能量有多少，就是你想想，無論從工作風格，工作效率，信息機跟群眾的溝通能力，你說哪一樣你會有正能量，你什么都沒有正能量，做生意不一樣，做生意是跟市場接地氣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2013派如果大家要干出來的話，你是靠的在新媒體、新技術、新領域、新模式，機關里沒有啥新的，這是第一個重要的。

第二，就是說創業在本質上是擔當風險的，但是你知道我們誰進機關的都是尋求安穩進機關，代表我們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特點，我們以前進機關都是要改變中國的，不是為了自己的安穩，是進機關找到一個切入點，研究生到機關簡單想一想，到北京一定進部委，內心想干的事兒，現在跟安穩，公務員的位置，高福利看病的時候，可以，自己不交錢什么的，這個追求根本是不同的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以這個群體來說的話也不產生2013派。所以我想真正的是在現在的風浪中間，更可能會產生，但是我覺得這個跟現在2013的公務員也有某種關系，就是進機關年輕的2013以前的年輕這些公務員，都有一個特點，都是尋求安穩的，膽子很小，將來膽子小的公務員跟社會上膽大的組合，這是一個美好的組合，從這個角度說2013派而是在體制外的創造派，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嘉賓：其實袁總談到的也是我剛才想提的，現在年輕人畢業了以后，就是考公務員的大軍越來越多，那么對于中國未來十年經濟的一個影響，還有一個就是假如說他們不選擇公務員，選擇是體制外，那么他們就是按照現在的一個經濟環境來說，又不是可以成為一個鼻祖的一個地方，就是說這個創業環境，因為有很多的行業大的競爭對手，現在已經出現了，那么他在這個行業再脫穎而出的困難就相對比較大，那么對于80后，90后，在現在的社會形態下，他們想脫穎而出各位的一種想法能不能談一談。

袁岳：我先請陳東升回答一個問題，因為我前一段時間發現陳東升同志他的兒子在哈佛讀書的那個，他在哈佛讀書前兩年搞的中國論壇，也做得很好，居然現在回來跑到貴州去當村官，我覺得這個事情讓我覺得挺有意思的，我說這個陳東升到底想干嘛呢？他到邊緣同志，在胡錦濤同志工作過的地方，你的路徑到底是什么樣的，怎么樣脫穎而出。

陳東升：我覺得他今后不管是，直說吧，從政，或者是接爸爸的班，或者是自己創業，我覺得這一段經歷對他都有影響，為什么有影響呢？還是要接地氣，他去了以后，我去看過一次，有一件事，他跟他的鄉長，他是村里，鄉到縣城，還有到地區的城市，那個城市叫做凱利，他們12點種開車，拉著一車白菜，兩點種到那兒賣到早上五點，你知道賣了多少錢？573塊錢，我說小子你有這個經歷就夠了，其實很簡單。

袁岳：我為什么特別要讓東升大哥講一講這個例子，我認為再一個普遍追求安穩的時代，一個年輕人懂得做這樣的事情就會脫穎而出。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如果你不是走這個路，那是干什么東西呢？我認為現在這個時代做鼻祖的機會比我們那個時代多多了，你知道在美國這個股市上面大概一共有將近80個表現還不錯的電子商務公司，其中有6到7個是綜合電子商務，還有七八十個都是縱向電子商務，美國有一個公司他是干嘛的，就是今天測一下你吃多少牛排，吃多少東西，大概多少熱量，然后今天你有多少活動，檢測以后出來一個數，要求每天你把檢測出來的數弄完了，就是看你的重量，這就是一個上市公司，這個上市公司現在有39億美元的市值，其實我們現在都希望有這么一個東西，說明有一個警示我們東西的時候就會改變行為模式，這就是一個生意，在這個領域中間你把它看作是一個，這個叫做身體狀況檢測，這個領域中間你可以做出若干個，體重是一種，每個領域都可以做出若干個好公司出來，在美國的股市上一共有14個檢測公司，這個東西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太小，專門把手機上裝了兩個機制，這個手機同樣給你測兩樣東西，第一條每天測多少熱量，然后活動多少熱量，減下來的負數是多少，這個公司有可能未來會成為，這就是大學畢業兩年同學干的事兒，有可能會成為這個鼻祖。在完全嶄新的領域，50后、70后，也趕不上80后，90后他們會創造他們的新領域，這些新領域在我們看來是小的，但是現在人們整個的生活標準和水平不一樣，它本身就已經被擴大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新領域的總量比以前多的，只是跟我們以前的那種領域一樣，跟更多年輕人所擅長的，比如說現在年輕人信息技術比我們擅長，娛樂技術比我們擅長，藝術素養比我們擅長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其實是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的時代中間，大家的機會還是很多的。

嘉賓：你好！我是來自大慶高新區的工作人員，非常高興參加這個論壇，我想提這么一個問題，因為在網上經常見到您的言論，今天終于能當面見到你了，非常容幸，“92派”的產生可能有兩個條例，這樣一個制度催生，您剛才講到了美國有很多的年輕人創業，但是在美國有他創業的制度基礎，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對于我們中國今天的年輕人創業，您認為是不是需要一個類似于當年92這樣一個條例的背景，制度或者是文化的這樣一個基礎呢？

袁岳：我首先糾正你兩個你以為的，其實不是這樣的，第一，中國的每年的創業總量是美國的4倍，創業者總量，是美國的4倍，第二，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大部分不是一般的所謂制度機制，它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政府帶來的權力，政府很大，美國的政府很小，美國休斯敦是第四大城市，這個休斯敦將近有五百多萬人，除了警察以外五百多萬人，我們北京朝陽區就將近一萬公務員，除了警察以外五他養了那么多人，警察要沒事兒，公務員沒有事兒干嘛，上你那兒調研和考察去，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不是再要整一個條例，我是覺得我們的政府太大了，政府太大了必然與民爭利的，為什么我們創業者那么多呢？當年允許注冊個體戶的，目前有多少個體戶，4070萬個個體戶，這是我們注冊的量，你知道我們網上有多少個網店嗎？網店是5800萬個網店，89%是80后和90后，換句話說是現代年輕人干出來的玩意兒，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今天蓬勃的創業熱情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年輕人好想創個業，發個財的，我們中國的創業熱情比哪個國家都高，基本框架也有，但是咱們的政府也都是比誰都大的。你個兒很大了以后，人家跑你那兒吃的標準也越來越高，我覺得現在如果站在真正有利于推動進一步的創業，把公共服務轉變成為不是行政性的公共服務，而是民間型的公共服務，也就是公益的公共服務，用這種方式去做，大量的裁減行政機構，這時候創業的魅力和能量才會發揮出來，站在現在的階段，那個時候有這樣的條件是歷史性的，中國的行政權利出現大幅的限權舉措，那才是革命性的。謝謝！

趙先生：我姓趙，畢竟有體制內的經歷，體制內的成功，我覺得和當時的機會也好，包括掌握的資源也好，包括不幸也好，這個東西有它內在的一個特殊的環境，真成功以后，我想問的問題就是說這個體制內的大多數的體制內教育多年，應該說它的價值取向，應該說跟純粹說掙錢，當然我們也有掙錢的目的，就是說可能跟純粹社會上的又不太一樣，我想問的問題就陳總，您從下海以后，從咱們的保險公司從十幾億做到七百多億，甚至做到世界五百強，從您的經歷來講，我們在體制內的人，他的價值取向，不知道你未來在更大成功的時候，我們別于其他的這些企業家也好，我們應該有沒有什么可以總結的東西，就是體制內有沒有可以總結的東西，商業模式也好，管理也好，都是因素，但是我們從價值上來講，價值取向有沒有什么比較值得堅持的東西。

袁岳：你做到現在，我們鑒定了比較成功，但是說實話社會上也有很多人也做的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大也蠻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體制內下來的，就是咱們這種出身的人，“92派”出身的人跟他們非“92派”出身的人，咱到這個地步了，追求，價值，能總結一下，跟他有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嗎？

陳東升：我覺得就是袁岳講的，每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文化的烙印，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鄧小平的好學生，江澤民的好戰士，我們用過去的歷史，就是你的價值觀是那個時候的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改革開放學了西方現代的公司，下海辦公司，所以還是有很強的長久的戰略，就是我們這一代，可能就是一個歷史的現象了，我也看我們這代“92派”和港臺的差別，有時候別人看不懂，或者不太習慣，就是你們動不動就是國家情懷，天生的這樣走過來的，所以這是跟他們的不同，就四句話，市場化，專業化，規范化，國際化，這是我堅定的四個原則，你才能夠把企業走遠。

袁岳：我給你總結一下，我就看陳總，他跟一般做這么大的企業最大的不一樣是什么，他雖然是一個董事長，他看著就跟部長和總理的感覺差不多，那個氣質。另外雖然做的是生意，他思考的問題，他跟部長和總理也有差不多的地方，就是做的是生意，在商言商，但是咱們不是從生意角度去看它的意義。我說了一下我的印象。我記得像鐘清厚，他講生意人就是生意，你講其他的他不是你的事兒，生意人做好生意就是你的全部，但是最近有點進化，他以前認為公益都不用做，為什么，咱們生意人就是做好生意，就是最大的公益，“92派”是把事情意義的關聯，我們做的事情跟其他的關聯會連接的比較緊，會比較多。這是泛政治經濟學模式吧。

嘉賓：我想代表年輕人向陳總提一個問題，來到亞布力年會，我感覺大家都是在創業路上的先行者，或者說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人，但是作為我們年輕人而言，我們想知道如果年輕人脫離了這個體制內的優勢，如何讓年輕人創業從不敢到敢，因為我們知道“92派”的成因，其實大多數還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它有體制內的優勢，而現在大學生之所以成為公務員，也是因為社會環境，因為他在社會當中缺乏安全感，所以他要尋求一些穩定感，所以想向陳總請教一下，如何讓年輕人在脫離體制內的優質下，從不敢到敢，謝謝。

袁岳：還是授權我來回答，我認為不可能，我告訴你，“92派”實際上是一伙什么樣的人，他們是一伙試圖進入機關，駕馭機關去改變社會的人，我們今天進機關的人是什么人，是到機關里面當寄生蟲的人，你明白嗎？所以一個想駕馭機關和改造社會的人他再去搞一個組織，去改造一個組織的聲音，理論上可能性是挺大的，如果你本來想到這樣一個機構里面去，本身活力是比較弱的機構里面當寄生蟲的，然后你到一個活力比較強的當寄生蟲都很難，你何況駕馭那么有風險性的組織呢？我也不反對有些年輕人進機關，因為這個世界的特點就是這樣的，什么樣的人就是進什么地方，所以我想今天這個時代可能跟以往相比較，跟以92派”最大的不一樣，我們希望機關里面出現一些誠實的本份的公務人員。

謝謝。我最后提一個問題給張總，因為前面已經解決了一個問題，說你當初因為沒有想到那個時候看到其他的同志下海，沒下海，因為價值觀，你現在已經在上市公司，你也看了很多企業，我覺得你是一個重要的旁觀者，那個時候從國有企業沒有改造過的，到改造中的，到改造后的，你看了很多的企業，如果把“92派”時代的那種企業，這種生命力跟今天你現在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企業的演進變化來說，給我們做一個總結，如果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企業更加具有生命力，更加具有整合資源的能力，你覺得有一些什么樣的特點，或者說有些什么樣的新趨勢，給我們總結三條，既是給我們作為“92派”的企業繼續前行，給我們一點參考，也有其他的創業者，我們其他企業正在往前走，給他們一點參考。

張新文：我說不夠權威，因為我本身并沒有搞經營，雖然我也潛意識的具備一定的資本經營的能力，但畢竟沒有搞過經營。如果說現在企業怎么保持持續發展，還是那么幾句話，一個就是說要有一個比較睿智的眼光能夠發現好的項目，代表經濟發展前景，并且有市場機會的項目，這些項目光發現還不行，還要考慮是否具備項目實踐落地的這種技術也好，管理也好，人脈關系也好，就是這種可行性，另外就是在法律的風險和可行性，都得考慮到，這樣的話才能夠創業能夠成功，企業才能夠不斷的往前推進，我觀察社會二三十年，我發現每隔幾年，其實社會都會產生一個新興的一個機會，這些機會都會產生一些超額利潤，因此銳意的觀察力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人脈關系和人才也是很重要的。

我在實踐中發現有很多人找不到機會，那么在相對較少的人中很多人他能夠發現機會，但是他只是感覺，他并沒有超過這個機會的法律知識，專業知識，只能是迎著風險上，如果大家創業也好，還是持續發展也好，都能夠很理性的，很知識的來對待我們的經營活動，從發現機會到法律風險，到經營風險，到市場的可行性，到自己管理上的完善等等，一步一步的都做好，那么這個企業就能是夠持續的，如果你能夠創業你就是成功的。

現在大批的“92派”這種現象已經沒有出現歷史的土壤了，現在應該是穩定的持續的，你想進入經濟界你就去進入，但是你能不能成功，我發現在現在來講，一個年輕人如果直接去開闊，除非你有很好的信息來源，比如說你從網上學習能夠發現一種經營模式，這種經營模式是能夠落地的，而且是能夠可實現的，也可能你能夠發現，但是對于更多的年輕人來講，無論到國家機關，還是到民營企業，還是到國有企業，你先到一個經營環境，一個經濟環境，一個管理環境先提高你的認識水平，讓你站的更高，看的更遠，眼睛更睿智，能夠發現機會，這樣以后你再說自己能夠創一個什么樣的業，否則你只能玩一個網站。

謝謝大家。

袁岳：我想總結三句話作為我今天這個主持的結束，第一句話，經濟也有周期，“92派”只是在某一個周期中間得到了一個很好的(英文)，在正常的經濟中間五到六年就有一個小周期，大概10到12年是一個大周期，在每一個小周期和大周期的時候，其實為什么美國五年，美國十年，會有企業大批的死亡，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夠趕上這個周期，不同的時期是有不同的周期，不同的周期產生不同的機會，“92派”屬于“92派”的機會，“92派”中間持續成功的人不是因為靠了“92派”那個時候的資源，超越了若干個周期的限制，而獲得了若干個周期的資源。昨天晚上王石發表的演講，王石同志60高齡了，還講企業家的自我學習，就是指超越我們的周期律對我們的限制。

第二，我要講的第二個跟我們相關的話題，盡管我剛才說年輕人在機關里面說他下海什么的沒啥機會了，創業有很多種形態，有一種創業是親自操練，管制這個環境，還有一種創業是什么？是和創業者為舞，今天一個時代，在一個公司里面，你真的是非常專業，非常敬業，在崗位上面做得非常棒，你是有可能被賦予股權的，很多公司把股權激勵作為一種常規的形態，所以有一種人他是員工，但是他可以是股東，所以是一種新的創業的形態，所以我覺得今天即使你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一些大公司在國有企業，但是你在一個專業的崗位中間，在這個領域中間做得很棒，使得這個組織，你雖然是一個螺絲釘，但是少不了你這么好的一個螺絲釘，你會成為某種創造型的員工，或者說是可以當一個創業企業中間的股東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要換一些不同的思路來找到不同的人，在大創業中間存在機會。

第三，跟我們亞布力有關，任何的時代都有江湖，我看過一本書叫做《東北往事》，是講黑社會的，這本書是從文化大革命講起，講到改革開放初期，講到現在，黑社會經過了五到六代，每一代的江湖都不一樣，每一代的老大都不一樣，剛才張總跟我們來講，說這個人脈，社會關系很重要，其實今天的人脈是用江湖和圈子的方式存在的，亞布力是江湖之一。所以我們有這個里面的老江湖，也有一些小江湖，但是我們有自己原來圈子里的江湖，也有一個跳出圈子外的江湖，將來江湖和江湖要相通，所以水可以導流，可以形成水域的體系。

更主要的是大家現在都看好中國，現在無論到美國，到歐洲，一說中國來的，人家說有可能來投資嗎？大家都很把你當回事兒，也就是說江湖不僅僅是守著那個江湖，還要打通，還要擴大，不是多認識一個人，是多認識一個江湖，所以這種資源擴充的模式，我認為甚至是在“92派”那個時代所沒有的，“92派”那個時候想象說能夠弄一個這個，只是想，現在不只是有亞布力，還有阿拉善，還有達沃斯，還有多了，現在中國會就是多，會所就是多，所以這個江湖是很多的，我想我們在江湖中間要學會混江湖，學會走江湖，學會江湖人士，在江湖里面才有市場真正發展的養分和真正我們所需要的讓我們發展的很多的資源，我總結這三點，它不只是跟我們“92派”有關，我覺得跟我們每一位都有關系，所以我用這三點作為我今天主持的結束。

謝謝大家，謝謝！

(討論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