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發文悼老師阿爾欽：為什么沒有拿諾貝爾獎(2)

2013年02月26日 09:49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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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不少朋友傳來美國的網頁，對阿師的評價皆高到天上去：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歷史上最杰出的價格理論家。最常見的是問：為什么阿爾欽還沒有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這些評語一般出自認識阿師的朋友，或是他教過的。我因而有這樣的感受：愈是接近阿爾欽的人，對他的評價愈高。這是違反了世俗的圖案吧。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跟阿師很熟的John McGee和我舉他為天下經濟學者之首，使還沒有認識阿師的巴澤爾感到奇怪。后來巴兄認識阿師，過了一段時日，對我說阿爾欽名不虛傳。

阿爾欽是個從來不介紹自己的人，文章發表在哪里無所謂。曾經在蘭克公司與他共事的阿羅(Kenneth Arrow)有這樣的回憶：一九五七年，阿爾欽寫了一篇足以震撼行內的關于成本與產出(Costs and Outputs)的文章，被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取錄了，但當受到邀請為他的老師出文章結集時，就把該文交出去，推卻了大名學報。有誰可以這樣呢？我自己做不到，但受到阿師的影響，我不論學報的聲望，文章寫好就交給自己喜歡的編輯朋友。

不求聞達有代價。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阿爾欽在歐洲不是那么大名。一九八五年，英國要再出版他們的經濟學百科全書，稱New Palgrave，邀請我寫四項：公有財產、經濟組織(即公司)之外還要寫《科斯》與《阿爾欽在歐被寫的經濟學家要有點名氣，也要在六十歲以上。該百科全書的編輯部嚴格地規限字數。《科斯》他們給我幾千字，但《阿爾欽在只給幾百。幾百字怎可以表達阿爾欽的貢獻呢？后來我對阿師道歉，解釋因為字數的規限我無能為力，他報以一笑，說：“這不重要。

要寫《阿爾欽》，我可以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事實上，在中語文章我滔滔不絕地寫過阿爾欽。希望經濟學能在中文世界搞起來，讓阿師在神州大地名垂千古。同學們不要忘記，較早時我給香港讀者寫阿師，用的譯名是“艾智仁”

一九六三年我開始聽阿爾欽的課，兩年后成為他的入室弟子。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是在他與赫舒拉發的指導下寫成的。我多次提及阿師的悉心教導，包括教我怎樣寫英文，這里不再說了。要補充的是他教我治學要一絲不茍，要執著于解釋現象，要遵守作為學者的原則。

純為真理而追求、為興趣而思考的學者，經濟學行內不多見。是我之幸，阿爾欽之外我還認識幾個。然而，能從始到終都保持著一個小孩子的好奇心，我認識的只有阿爾欽一個人。

記得一次他從日本旅游回歸，召我到他的辦公室，我以為有什么重要教誨，原來他要我看一件他從日本帶回來的物品。是什么呢？是一個小小的紙盒，內里空無一物，用一張紙包著，其包法跟香港的低檔市場通常用的差不多。阿師顯然沒有見過，說：“你看東方人多聰明，為什么我們不知道可以這么簡單地包的？”

我自己生長在香港西灣河的山頭，喜歡在街頭巷尾跑，知道的瑣碎現象無數，每次跟阿師談及，他總是興趣盎然，問長問短。例如我向他提出的在激烈競爭的市場出現的討價還價行為，他和我研討了多次。可惜十多年前我終于找到解釋后沒有機會向他細說端詳。我也沒有機會向他細說我找到的關于捆綁銷售與全線逼銷的解釋——以中文下筆是傳達的困難。要是他知道一定會像小孩子那樣左問右問了。

一九七六年，朋友為阿師的榮休舉行第一次聚會——敬仰他的人太多了，為他的榮休或什么的而聚會起碼有四次。第一次我交出《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意圖推翻他一九六四年提出的關于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賽的優座票價偏低的解釋，他讀后沒有說什么。但三十年后的二○○六年，我寄他一本自己的英語論文選，其中有玫瑰碗與優座票價偏低之文，他回郵大贊該文——只贊該文！

阿爾欽的小孩子好奇心影響了我自己整生的經濟研究的取向。由他指導寫《佃農理論》時，在文中我提到一種英語稱為citronella(香茅)的植物，其產量在臺灣土地改革初期急升，而我的理論清楚地解釋了為什么這種香茅的產量急升。阿師對該香茅極感興趣，要我跟進種植的細節。

為了興趣與滿足好奇心而做學問是不能不管細節的。從出道到今天，我不重視政府或機構提供的數據，也不重視統計學的回歸分析，但重視細節。這主要是源于阿師的永遠像孩子那樣提問的影響了。不知細節經濟學難有趣味，而沒有趣味做學問沒有意思。

在個性上，阿爾欽和我是兩個很不相同的人。他謙謙君子，正如科斯寫他，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典雅。天下沒有誰會這樣看我！然而，阿爾欽是我敬重的老師，學不到他的典雅也學得他作為學者的操守：我們追求的是真理，責任是解釋，可以提出政策建議，但除了這些前面就劃著一條線，跨越就不是學者的行為了。這些年為了一點關心在中國改革的問題上我寫了好些文章，偶爾破口大罵，但阿師劃下來的界線我沒有跨越過。另一方面，盡管因交易費用與權利界定的看法我多次提到科斯，但解釋的方法，細節的考查與不越線的操守，主要還是阿師教的。

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研究院，要找阿爾欽研討不容易。這使同學們覺得阿師有點不近人情。起初我也以為是，后來知道不是。如下故事是真實的。

一九六七年初我寫好了《佃農理論》的第一長章(是后來出版時的第二章加第三、四章的局部)，突然收到香港的來信，說比我年長一歲的哥哥死了。我知道母親最愛這個絕對值得愛的哥哥，想母親一定傷心欲絕，于是考慮放棄論文，回港照顧母親。當時我在長灘大學作助理教授，駕車到母校找老師赫舒拉發，對他說哥哥的不幸，要回港照顧母親。赫師回應說我的論文進展得那么好，放棄可惜，但他會與有關的委員考慮，讓我只憑那第一章拿博士。

那天下午去找阿爾欽，要跟他說上午我對赫師說的。阿師顯然知道我的來意，先開口，說：“不要告訴我你的私人問題。”我于是什么也不說，離開了。過了一天，我在長灘收到阿爾欽寄來的信，附著一張五百美元的支票，信上只有簡單的兩行字：“這五百元你可以買糖果吃，或可聘請打字助手，快點把論文寫完。”那時五百元是我稅前的一個月薪酬，不是小賬。我還有什么選擇呢？后來不到兩個月我把論文寫完，阿師說是奇跡。今天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不應該把該支票兌現，花了那五百元。要是該支票還在，讓子孫與同學們看看，是多么值得驕傲的事。又或者拿出去拍賣，一紙支票有機會傳世。

今早跟阿師的太太與女兒通電話，她們說阿爾欽是到了一個更好的地方。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

(五常按：同學們要品嘗阿爾欽的驚人天賦，可拜讀他出道時的一篇文章：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科斯對此文的評價：It was clear economics had a new master.)。

(楊懷康補筆：一九七八年有幸跟阿爾欽和張教授請益。那天阿爾欽指著張教授向我跟侯運輝說：“I was once his teacher, now I am his student.”這句話三十五年來一直縈繞腦際，“學無先后，達者為師”者何？阿爾欽老師給我補上這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