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顯然開錯了藥方，需要反思

2013年03月02日 01:49
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鐘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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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羅納德·哈利·科斯(Ronald　H.Coase)以《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講述了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因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錮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快速的變化，任何人都無法窮盡“這一驚心動魄的人間戲劇的全貌”。隨著新事物的出現，這本書的細節將會有修正。但“書中呈現的中國經濟市場化的大致脈絡是清晰的，改變的可能性并不大”。

科斯的杰出貢獻是發現并闡明了交易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推崇經驗研究，批判經濟學因脫離現實而踟躕不前。科斯對經濟學的貢獻直接影響了張五常、周其仁、盛洪等眾多經濟學家。

在《變革中國》中，關于中國發生的一切以及對此的解讀最先由王寧提供。王寧獲芝加哥大學博士，自1998年起擔任科斯助手，現執教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兼任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國際主任。在對重要事件重要性及相關性的討論、糾正錯誤及矯正論點的過程中，科斯與王寧通力合作，該書是合作的成果。2013年2月中旬，我們越洋采訪了王寧。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

答=王寧

問：為什么科斯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

答：中國經濟轉型不是任何計劃的結果。中國改革一直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之路都是闖出來的，逼出來的，事先沒有藍圖。改革之始，中國政府有改革的決心和勇氣。在經歷了反右，荒唐的大躍進，瘋狂的“文革”，以及持續不斷的階級斗爭之后，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必須改弦易轍。改革不是選擇，而是生死存亡所迫。由于與外面的世界長時間隔離，中國領導人對市場經濟知之甚少，市場化不是改革的選項。他們力圖拯救社會主義，搞活國營企業，把中國建設成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逐漸放手，監管老百姓和地方官員登場，雖然國企改革不盡如人意。但回歸現實求讓中國領導人從激進意識形態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從而一步步認可市場經濟。政府和民間的通力合作，成就了中國經濟市場轉型的改革大業。

問：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體現在哪里？

答：市場經濟不是經濟演進的終點，而是人類擺脫貧困，開創文明，追求自我完善的一個平臺。現代市場經濟在中國才剛剛起步，奢談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為時尚早。

問：為什么許多西方學者會把中國的經濟崛起完全歸因于政府的力量？

答：政府一直宣傳自己是改革的制定者和執行人，同時，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仍然很多，政府控制的國企在經濟中位置仍然凸顯，資本和土地市場也由政府主導。難怪學者誤讀中國經濟。而且，如果我們比較中國和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經濟取得了傲人的成績；同時，只有中國除外，共產黨在其他國家都失去了執政黨的地位(越南是另一個特例)。人們很容易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績完全歸因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這種誤讀在國內學界也不乏其人。

問：為什么說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是開放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識基礎？

答：思想市場是針對知識的生產要素市場，猶如資本市場之于資本。在市場經濟的萌芽時期，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的崛起功不可沒；在19世紀和20世紀，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最關鍵的制約因素。審視當今的全球經濟，知識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生產要素，決定了技術和制度創新的方向和進度。因此，自由開放的思想市場是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知識根基。同時，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有其內在的道德約束和倫理價值，而道德始于真，倫理成于恕。思想市場崇尚求真，寬容異見，平等待人，遠離特權。因此，自由經濟的道德倫理基礎非思想市場不可。

問：科斯先生認為當今中國之所以沒有形成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的障礙是什么？

答：一方面蘇式共產主義僵化了馬克思理論，視之為最后的真理，從而排斥其他學說，這對所有共產主義國家，包括中國，都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同時，中國政治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早期歷史的影響。中國久已有之的帝王思想，自明清以降所興的“文字獄”，以及蔣介石年代的一黨訓政。這些因素在個人崇拜和計劃經濟體制下被強化，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禁錮自由思想，壓迫思想市場。近管30多年的改革開放，30多年呼吁思想解放，黨和政府還遠沒有清除這股勢力的影響。

另一方面是思想市場自身的特性。思想市場以言論自由、新聞獨立為必要條件，但其本身是一個基本的生產要素市場。如同其他市場的運行一樣，思想市場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制度法規之上。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適合思想市場的運行，什么樣的法律體系最鼓勵知識創新，都還需要大量的學術研究。值得關注的是目前現行的知識產權制度尚有不少弊病。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學術界也才剛剛開始。

問：廣泛的區域競爭讓試錯學習的時間大大縮短，優秀的經濟發展方式得以迅速擴散。但如何理解當今中國貧困縣花巨資維持貧困的現象？

答：窮則思變是人之常情。貧困縣花巨資買貧必然是因為地方官員可以向中央政府伸手拿到更多的扶貧款。貧困地區大多與外面的世界交流有限，當地老百姓深受信息貧乏之苦，而且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他們潛在的企業家精神難以施展。

問：為什么說“全民所有制能更好地為公眾服務并保證共同富裕的陳詞濫調，已經被中國的市場經濟實踐證偽”？

答：根據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社會主義的主要優越性是能夠消除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與體力勞動者差別)，實現共同富裕。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它既不能實現富裕，也不能消除不平等。

30多年的改革之后，少數既得利益者以宣揚公有制為名，行打壓和排擠民營經濟之實。國企員工和管理人員(以及政府公務員)在收入分配上，既不受市場的約束，也不受人民的監督。國企和民企雇員在收入上的差異，以及政府官員和老百姓在收入上的差異是造成中國目前貧富不均的主要因素。國企管理人員揮霍無度的報道，老百姓已經見怪不怪了。

任何制度，包括所有制，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全民所有制亦然。全民所有制企業如果與民營企業平等自由地競爭，其自身的缺點也會因為市場競爭而收斂；如果它一家獨大，其自身的優點也得不到發揮。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敗。對政府而言如此，對企業亦然。

問：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最嚴重的缺陷是什么？

答：從表象看，目前中國市場經濟最大的缺陷是官權泛濫，不受法律制度的約束，從而侵害民權，擾亂市場秩序，危及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由表及里，當今中國最致命的硬傷是道統和學統頹廢，思想市場缺位。晚清重臣張之洞有句名言，“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哀，其表在政，其里在學。”誠哉斯言。

問：科斯在書中提到“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開錯了藥方，需要反思”，他為什么這么說？

答：從字面上講，計劃生育似乎錯，沒有人愿意看到無計劃、無節制地生育。問題的關鍵是，誰計劃，誰生育。一個社會，如果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小孩，這個社會一定人口凋零，不可持續。人口學研究有一個基本概念，更換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　rate)。它是說一個社會要保證人口一代一代的穩定，每個婦女的平均生育率。因為人口死亡率的變化和移民的影響，更換生育率和零增長生育率往往不一致。在發達國家，更換生育率平均是2.1，發展中國家，更換生育率要高一些。無論如何，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小孩一定低于更換生育率 (除非每個女性多次結婚，離婚，每次婚姻都生小孩)。

中國政府強力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史無前例。尤其在初期，因為社會阻力大，政府不得不加大執行強度，給計生委無上的權力和經費，暴力執法造成的人間悲劇不勝枚舉，中國上千萬的“失獨家庭”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而且，計劃生育政策讓中國政府背上沉重的包袱。一個自由的社會，每個成員都是推銷員。即使政府也需要向民眾推銷自己的政策，而不是把政策強加于人。一個處處倚靠執法人員的社會，一定暴虐遍地，戾氣沖天。一個社會如果時時以暴抑暴，既不可能和諧，也不可能穩定，更無幸福可言。

很多國人誤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或許錯在執法手段過于暴力，但認定中國必須靠國家力量，限制人口增長。中國領導人也認為中國推行計劃生育是對世界負責。這樣的思考方式錯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失之毫厘，謬以千里。首先，生育和計劃都是每個家庭的私事。隨著育兒成本的上升，大多家庭會自發地計劃生育。何須政府越俎代庖？其次，人口本身重來不是負擔，貧窮和無知才是真正的原因。誰會抱怨世上多了幾個陶潛和蘇軾？如果政府要有所為，應該投資教育，保證學齡兒童平等的教育機會。如果每個人學有所長，技有所專，而且有擇業的自由，即使成不了牛頓或愛因斯坦，也能為社會做貢獻。再者，任何政策本身都只是手段，人民安居樂業才是目的。但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負面“外部效應”太高。政府必須豢養一批“鐵面無私”的執法者，忍心用暴力強制孕婦墮胎，置生命于不顧。政府先滅執法者人性中的憐憫同情之心，然后驅之如豺狼，涂炭百姓。自殘心靈，自毀長城而不自知。嗚呼悲哉。

問：在提倡創新的當代中國，為什么中國政府會對中國的大學進行如此嚴格的控制？是政府不明白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會直接導致科技創新乏力？還是有其他原因？

答：目前中國政府的高校政策是毛澤東時代的繼續，而毛澤東時代的高校政策始于1952年高校大調整。當時，民國時成立的私立高校全盤皆失，譬如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圣約翰大學(上海)，震旦大學(上海)，滬江大學(上海)，金陵大學(南京)，嶺南大學(廣州)，之江大學(杭州)，齊魯大學(山東)，東吳大學(蘇州)，中華大學(武漢)。從此，高校依附于政府，學術完全失去獨立。過去改革30多年中，民營經濟重獲新生，得以返回神州大地。但中國的高校依舊，沒有本質的改觀。高校雖然多了，大了，也闊氣了，但依舊沒有獨立。

中國大學的困境不僅僅只是政府的控制和缺乏獨立所造成的。商業和市場在中國有千年的歷史積淀，計劃經濟三十年不可能完全銷蝕它。一旦政府放開經濟管制，民企便能迅速崛起，在全國處處開花。而現代學術在民國初才正式登陸中國，底子很薄。雖然飽經戰火之苦，民國的學術成就可圈可點。扼腕痛心的是，建國之后，各領域學術大師在反右至“文革”的近30年政治運動中幾乎被一網打盡，折戟盡歿。即使幸免者，也大多噤若寒蟬。學術傳統由此斷裂，薪火相傳者寥若晨星，導致目前學術嚴重斷層。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重建學術傳統，重開思想市場，現今的學人要有歷史擔當。

問：科斯說“具備批判思想、愿意挑戰權威，而又寬容、虛懷若谷的公眾，是自由思想市場發展的沃土”。這樣的公眾如何培養？

答：提高國民素質和培育思想市場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相互依附，相互促進。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有所為，也要有所不為。一方面，政府要退出思想市場，鼓勵民間和私人辦學，辦報，開放媒體言論自由，讓大學獨立，擔負追求真理，傳播知識的重任。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制度重建，把權力真正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有制度建設，才有制度積累，才能避免人亡政息。制度建設可以從最基本的入手。說真話，不說假話；說實話，不說空話。摒除各種特權，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既然是人民政府，權為民所予，權力就需要在陽光下運作，讓人民監督和參與公權的運行，讓政治一步步回歸到“天下為公”的理想。政府和官員要做以身作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問：書中提到一旦中國思想市場崛起，政治體制改革得以深化，將更好地激發蘊藏在中國人民中的創業精神，降低市場體制的運行成本，最終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勁的動力。從當前的中國社會中，科斯又看到哪些跡象？

答：在改革之初，許多中國領導人走出國門，親眼看到了中國經濟與西方市場經濟之間的巨大差距，即使對社會主義篤信不疑，他們也知道中國非改革不可。改革一旦起步，非共有制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物質財富逐漸豐富，這為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推進力。這種發展差距和因此而形成的壓迫感是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完成市場轉型的原動力。

今天的國人，出國旅行，行走天下，已經不再是夢想。即使不出國門，他們也可以通過各種媒介，與外面的世界保持同步。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他們有目共睹，中國的不足和短處，他們也心知肚明。美國硅谷獨領全球電腦和通訊技術創新，韓國企業近年來在創新方面成績斐然，民主在臺灣逐漸成熟，馬可波羅的年代，中國的確遙遙領先西方。為什么國人如今勤勞而不富裕呢？即使先富的，也似乎不幸福，轉而琢磨移民海外。為什么中國龐大的制造業只是“全球的血汗工廠”？為什么經歷了近十多年大躍進發展的中國高等教育在“錢學森之問”面前黯然無光？

思想市場受壓制是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創新、人均生產率和生活質量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寬如鴻溝。中國今天深化改革的壓力更大，改革的目標也更明確。頂層設計也好，摸著石頭過河也罷，政府需要和民間力量再攜手，共同開創思想市場，讓中國復興之路走得更平坦，更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