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的兩大抓手:提高農民收入 規范分配秩序
本報記者 張蕭然報道
幾近爛尾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2012農歷年末峰回路轉:臘月25(2月5日),國務院批轉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無疑,這讓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氣。
這份包含了7部分、35項具體內容的收入分配改革路線圖,可謂面面俱到,從促進就業到社保一體化、從限制國企高管薪酬到取締非法收入等,洋洋灑灑近萬字。面面俱到固然周全,可問題的關鍵是,縮小貧富差距、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綱和領在哪?不然難免讓人無所適從。
拆除城鄉分割的藩籬
從2002年到現在,10年間在東莞打工的蔡勇工資已經漲了好幾倍,從原來每月幾百塊錢到現在的3000多,但河南老家的糧價卻是十年如一日,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自從年前糧價開始上漲,一斤漲了一角多,可是算下來,一畝地全年2000多斤的產量才漲二三百塊錢,還不夠去年上漲的化肥和種子錢。”蔡勇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
每月3000元、每年3000元,這只是兩個簡單的數字,但數字背后卻呈現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停滯不前的鄉村正在被高速發展的都市遠遠地拋在了后面。
“城鄉差距是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第一大因素。根據有關學者的實證研究發現,城鄉差距可以解釋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40%以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
如何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這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成為當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第一要務。
意見也強調了此項內容,單列“建立健全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章節,并提出富農總原則:堅持工業反哺農業、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促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一體化,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城鄉差距也是多年積累的結果。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表示,新中國成立后,依靠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農業為城市的工業化提供了積累。
“改革開放后,農村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輸送城市建設所需的勞力,并廉價地向城市提供了建設所需的土地。農民農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卻不能享受與城市同等的待遇。”李義平說。
如果說城鄉二元的福利、社保和公共服務體制為新中國成立后城鄉差距埋下了伏筆,而改革開放后僵化的土地制度則使這個差距進一步擴大。有研究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如果土地自由貿易被允許的話,中國農民的人均真實收入將增加30%。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根據對歷年數據的測算也發現,從1952年至2002年,農民向社會無償貢獻的土地收益為51535億元,其中僅在2002年當年無償貢獻的土地收益為7858億元。
對于如何縮小城鄉差距、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李長安建議,要果斷加大戶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堅決拆除導致城鄉分割的藩籬。盡快剝離依附在戶籍制度身上的各種福利功能,還原其人口登記和管理的基本特性。進一步推進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
根據專家的測算,如果社會救助制度覆蓋面能夠直接惠及10%的人口,則貧富差距的縮小幅度會增大一倍以上;如果國家財政支出中有30%用于社會保障及相關福利,則轉移支付的力度會擴張一倍以上。
李義平建議,不要人為壓低糧食的價格,要加強農村的基礎建設,讓農民就地就業,讓農業也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提高農民收入不僅是提高農民的工資和收益,把農民的醫保、社保、教育都安排好,這也等于是提高了農民的收入。
意見提出要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確權活動,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李長安指出,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只有明晰的土地所有權,才能保障農民自由耕種的權利,也才能加強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定價權和話語權,農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轉讓和土地增值過程中的利益和好處。
意見提出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重點推進解決舉家遷徙及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問題。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我國農業欠賬太多,要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的投入。”李義平說,多年來,農村對于中國經濟,對于中國城市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了,理所當然地應當反哺農村,現在是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
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在意見中,“推進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受到空前的重視,不僅作為第六部分單列,而且下列了7項具體內容: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清理規范工資外收入;嚴格規范非稅收入;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
隱性收入和灰色收入一直作為非主流存在,不受官方重視,但這部分收入恰恰最令民眾不滿,并成為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一股重要力量。這次這些名詞之所以能“登堂入室”,彰顯了本屆領導對灰色收入的重視和反腐的決心。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曾以自建模型推算,僅2008年全國居民隱性收入大致規模為9.3萬億元。最高端10%的家庭掌握了62%的隱性收入,最高收入10%家庭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大約為65倍。
盡管具體數額到底有多少尚存爭議,但灰色收入的存在本身就說明國民收入分配已嚴重扭曲。
據李長安分析,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的來源主要是圍繞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尋租、侵占公共資金和他人收入、聚斂財富等行為。權力尋租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痼疾,也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引發民眾強烈不滿的根源之一。
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甚至認為,灰色收入不僅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因,而且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最難啃的硬骨頭。這也是中國特有的特色,必須要納入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
意見中提出要健全法律法規,加強執法監管,加強信息公開,實行社會監督。 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銀行、稅務、工商等相關部門信息資源,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收入信息監測系統,完善個人所得稅信息管理系統。建立城鄉住戶收支調查一體化制度。 整合公安、
“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公開透明的收入制度是遏制尋租現象泛濫的有效手段。”李長安說,“只有深刻地認識到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全面性和誘發性,才能真正使此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取得成功。
收入分配的復雜性也決定了此項改革的長期性,不可急于求成,短期內也很難出現大的改觀。正如國發〔2013〕6號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所指出的那樣:“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必須通過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來逐步加以解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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