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民企各有難言之隱

2013年03月05日 06:16
來源：中國企業報作者：蔣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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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報》記者日前從收入分配改革意見起草專家組了解到，收入分配改革難點“在于企業部分”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表示，社會上普遍關注如何使企業職工的工資能分享行業和企業的發展成果，改革要讓各個利益集團、不同社會群體在決策過程中都能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讓博弈規則更公平才是重點。

重點在初次分配

中等收入人群應倍增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當前，到了下大決心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時候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出臺，但能否在實踐層面有效緩解并抑制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仍面臨某些重大挑戰。

他認為，盡快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突出問題，并明確提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行動計劃，確保中等收入群體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努力達到40%以上,使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從3億擴大到6億人左右。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該以初次分配為重點，由于行業壟斷等因素，中國尚未形成以市場經濟規律為主導的初次分配。

厲以寧對收入分配改革有以下七個方面的建議：一是盡快健全完善市場，早日形成生產要素的供需雙方公平競爭的環境，早日形成商品生產者之間公平競爭的環境，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規律、規則，包括工資標準等要認真審查，該取消的取消、該修改的修改，以貫徹市場作為初次分配的基礎條件原則。二是讓農民成為清晰的產權主體、明確的市場主體，讓土地的流轉在各個產權主體、市場主體之間有序地進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尋租”行為，保證農民有財產性收入。三是在勞動力市場上應該讓買方和賣方，也就是雇主和受雇者的地位趨于平等，消除不對稱行為。四是在工資、福利、升遷機會等存在差別的二元勞動力市場結構存在的情況下，要提高職工的教育程度，使他們有更好的機會能夠升遷。五是要鼓勵農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員自行創業，創辦小微企業。六是在當前要擴大和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讓有能力上學的人和家庭困難、沒有機會上學的人都得到同等受教育待遇。七是二次分配也重要，在中國現階段下，把二次分配的重點放在社會保障城鄉一體化上。

在厲以寧的改革方案中，還有一個大膽的設想：人力資本的投入者和物質資本的投入者一樣共享利潤。傳統分配制度中，利潤全部歸物質資本投資者所有，作為人力資本投入者的職工只能獲取工資，不能參與利潤分配。上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已提出了利潤共享原則，認為人力資本投入者也應共享利潤。

低利潤率

阻礙民企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企業是主體。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指出，企業收入分配改革的立足點是提高員工收入，激發員工的勞動熱情和創新精神。提高員工收入，為員工增加工資，不是在工資表上增加幾個數字那么簡單，這需要在企業效益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做到?，F在中國企業員工工資占企業運營成本的平均比例不到10%，與發達國家的50%差距很大。但是目前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中小企業的利潤只有1%—3%，好一些的企業也在5%左右，這種狀況下要大幅提高員工工資是不現實的。

壟斷以外的中小型企業正面臨微利時代的挑戰。周德文認為，對企業來說，一要加快轉型升級，提高經濟效益。堅決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低產出的產業和生產工藝；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采用高科技改造傳統產業，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為收入分配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二應建立職工工資協商機制，企業員工工資多少與企業經濟效益緊密聯系，但工資分配是否合理又是另一回事。

壟斷國企

亟須建立分配約束機制

壟斷國企的超額利潤催漲了其從業人員的工資單，缺乏完善的工資制度導致有些高管自己給自己定年薪，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工資制度上的弊病加監管缺失造成了權力尋租、貪污腐敗和資源浪費。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了國有企業收入分配領域面臨的諸多嚴峻挑戰。由于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約束機制未能真正建立起來，對國有企業的工資總額、高管人員收入水平和職務消費缺乏有效約束；由于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未能真正建立起來，國有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的比例，不僅遠遠低于國際上的一般水平，而且上繳的利潤也多在國有企業系統內部封閉運行；有些行業憑借行政壟斷地位和準入機制，既享受國家政策扶持，又獲取了高額利潤，并通過各種形式轉化為本行業的高工資和高福利。

高培勇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規范好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機制。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機制當在優先解決之列：其一，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以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為主線索，將所有國有企業納入上繳利潤范圍，并大幅提高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其二，規范國有企業分配秩序。要積極推進政企、政資和政事分開。與此同時，對于這些企業，要加強對企業職工收入分配的監督，嚴格實行工資總額控制制度，確立高管人員與普通職工收入之間的合理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