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桓：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的稅率水平應相當

2013年03月06日 05:3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周瀟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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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促進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這亦是全國兩會期間，委員和代表們熱議的話題之一。

如何建立公平的稅收制度？隨著相關稅種的日臻完善，調節功能的提升，還需做哪些準備？個稅的免征額，在個稅改革中究竟有多重要？房地產相關稅種，在抑制房價過快增長中，作用有多大？何時開征遺產稅比較適合？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

個稅免征額應常態性調整

《21世紀》：目前個稅體系中，最大的問題在哪？

劉桓：個稅改革，是很不到位的。中國個稅產生在1980年，那時收入很低，主要是工資薪金，別的收入比較少涉及。但現在工資薪金在整體收入中，占比在下降；別的收入，如股息、紅利、財產轉讓所得、特許費所得、租賃所得等，其比重在上升。但這部分收入的稅率，低于工資薪金的稅率。

工資薪金所得，最高一檔月收入超過免征額8萬的，稅率是45%；但買賣股票，針對上市公司的股票利差所得，稅率是10%，針對一般企業，融資的紅利所得是20%。

按常理，勞動所得稅率應當要低于資本所得，但我國剛好相反，這有悖于收入分配原則。從長遠來說，應該要使得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的稅率水平相當。這些年，關于工資薪金收入分配的研究很多，但對于非勞動所得的關注和研究，是不夠的。

即便如此，工資薪金所得的改革也是不到位的。2011年個稅的修改，只是調高了免征額。但我們認為，個稅免征額不宜過高，若只是片面提高免征額，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很多人脫離納稅義務后，其社會責任感會有所減退。二是，對免征額的爭論，會永無止境，因為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免征額的意義在于，讓居民的基本生活費是免稅的；超出的部分，才交稅。

《21世紀》：各地區生活成本不一樣，是否意味著免征額最好是有彈性的？

劉桓：沒錯。彈性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允許各地區有差異。因為中國各地差異很大，如北京上海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一些西部地區還差得很遠。如果免征額全國統一標準：若標準低，在北京上海，可能連基本生活成本都難以覆蓋；若標準高，很多地方的稅收收入就會大幅減少。針對免征額，在國內分不同等級，是完全能做到的。

二是，隨著物價的上漲，應該有所調整。這幾年我國CPI上漲很快，未來，應該允許免征額常態性地進行調整。

建立個人信用系統

《21世紀》：意見中指出，要將所有收入全部納入征收范圍，操作起來，是否有難度？

劉桓：我國目前收入系統比較復雜，一個人可能除了工資之外，可能還有勞務收入、股息利得等。政府能完全掌握的就是勞務所得和工資薪金；其他的收入，如果收入發放單位管理不規范，政府很難掌控，因為我國大量交易是靠現金，收入發放單位也有各種避稅手段。

在發達國家，大宗消費基本是劃卡，碰上大宗現金消費，會被要求登記身份證號碼。因此，絕大多數消費行為，都會留有痕跡，有據可查。個人在進行個稅申報時，稅務部門可以核對個人開支，判斷此人是否有偷逃漏稅行為。

所以個人信用系統的建立，是未來中國必然要走的路徑，否則個稅改革，會一直處于混沌狀態。這牽涉到國內金融體制的改革。現在國內是鼓勵現金消費，現金消費有優惠，而刷卡消費則要收取費用。未來應該要鼓勵刷卡，通過刷卡優惠，引導更多消費進入金融系統數據庫中。

《21世紀》：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該怎么推進？

劉桓：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是因為我國個稅收入體系，現在分成十一類；每類收入，都有自己的征收辦法，且互相不影響。這也會帶來不公平的問題：有多渠道收入來源的人，相對單一收入來源的人，稅率要低。

要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制度，推進的路徑可能是這樣的：勞動所得相關的稅種如勞務報酬、工資、稿酬等，先合并在一塊；資本利得、財產轉讓所得，暫時不合并進去。因為勞動相關的是經常性的收入，而財產或資本利得，則是偶然的。

這僅是第一步的合并，最終的做法，是將所有的收入都合并起來，再調整相關收入檔次的稅率。工薪所得最高稅率設計為45%，這檔稅率有點偏高。

《21世紀》：稅務系統要借助金融系統的信息，來實現對收入的全面監管。但現實是，稅收征管法的修訂，就卡在“信息共享”上，這是怎么回事呢？

劉桓：要實現稅務、金融、工商等系統的信息共享，需要更高層次的協調，可以通過“電子政務”去實現。如銀行系統有居民的收入情況，稅務系統有居民的納稅信息，海關有個人出入境記錄，住房系統有居民房屋財產情況等，通過更高層級的協調，可以實現各方面信息的共享。

存量財產應有稅收調節

《21世紀》：房產稅在收入分配中，處在一個什么地位？

劉桓：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涉及到房產，是因為針對存量財產中，是否牽涉到一個稅收調節的問題。個人收入公平，不光包括收入，也應包括財產。我國現行稅制，針對財產稅的部分，比較欠缺。

財產稅深層次的問題在于，針對財產積累的過程，如果屬于傳承的財產，這并不是通過個人勞動所得，是否應該征稅；如果是通過自己工作積累的財產，因為個人抓住有利的投資機會，占有了過多資源，是否需要為社會做貢獻——這些都牽涉到稅收倫理的問題。

財產稅存在的合理性，首先需要倫理觀念的改變。過去因為吃大鍋飯，個人間的收入財產差不多，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但現在差別很大，面對這些變化，該如何去應對？對這些現象，持什么看法，關鍵在于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即倫理問題。而倫理的形成，意味著達成某種共識。要達成共識，需要先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討論，否則就會造成對財產稅的分歧。

現在我國就需要探討這樣的問題，國家和公民是什么關系，國家通過什么方式與公民產生關系。實際上，國家與公民應該是平等的關系，公民向政府納稅，政府應當承擔起相應提供公共服務的功能。

《21世紀》：最近房產新政，規定在二手房交易過程，產生的增值收入，要征收20%的所得稅。這想達到什么目的？

劉桓：在房產交易環節征收20%的稅率，主要是為了打擊頻繁換手，打擊房產炒作行為。

這個政策出臺，會存在稅收轉嫁的問題，稅收怎么轉，取決于供求關系。如果針對房產交易中的差價，征收20%這么高的稅率，價格因此提高，最后沒人接手，則會對目前火熱的房地產交易，起到降溫的作用。但如果是在如北京、上海、廣州這樣剛需很旺盛的城市，房價再高，還是有人被迫買單，則會進一步提高房價，加大購房者的負擔。

但這個辦法，在實施中，很有可能被扭曲。

房產稅和遺產稅難題

《21世紀》：在保有環節開征房產稅，目前只在上海重慶試點，你如何時評價這兩個試點？

劉桓：試點兩地，效果不好，主要因為同時還存在限購政策。因為限購，限制當地房產買賣，產生的稅收少，效果自然不顯著。一旦放開限購政策，房產稅一定能對房價起到調控作用。

在交易環節征稅，能打擊房價，但在交易環節也容易帶來稅收的轉嫁，因此調控對象是不確定的。照理說，房地產交易中的契稅、營業稅、所得稅等，都應該是賣方承擔。但我國普遍的情況是，交易中所有稅費，均由買方承擔。所以，交易環節并不能準確打擊到炒房者。

在保有環節征稅，這樣會增加炒房者的負擔，會逼迫他們出手持有的房產，這樣進一步加大住房的供應，或者是二手房，或者是擴大租房市場。房產稅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打擊炒房，保護住房需求，同時鼓勵住房用地的節約。

地方政府之所以對房產稅還有所顧忌，一個原因是，2009年金融危機時，各地都出臺政策，扶持房地產市場，鼓勵大家買房，而當時并未事先聲明有房產稅一說。

另外一點，地方政府現在比較糾結。如果開征房產稅，會增加當地財政收入；但同時，可能會打壓到當地房地產市場，可能對地方經濟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房地產涉及到十幾個行業，創造就業、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是其他行業所難以取代的。

《21世紀》：有高校統計，世界上60%多的國家都有遺產稅。遺產稅現在是否適合開征？

劉桓：中國對遺產的觀念不同于其他國家。中國的養老模式是家庭養老，父母年老，需要子女贍養，那么父母財產歸子女理所當然。而國外則是社會養老，老年人的贍養義務，由社會承擔，那么積累財產，自然應該對社會做貢獻。

另外，開征遺產稅還需考慮對國內招商引資環境的影響。近年來，我國投資環境已經有些微妙的變化。相比東南亞國家，我國勞動力成本提升比較快，使得一些外資企業從我國沿海地區，撤到東南亞。

若現在開征遺產稅，可能會加速這一趨勢。在國內開征遺產稅的時機，應該是當國內投資環境足夠完善，使得稅收問題降級為一個次要因素時，再來開征遺產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