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百年榮辱系于華爾街

2013年03月06日 07:38
來源：國際金融報作者：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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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它是印第安人的土地；400年前，它是荷蘭人的一座墻；200年前，它是梧桐樹下的金融種子；100年前，它塑造了美國的崛起。今天，它是一張撒向世界的金融之網，這張網強大而脆弱，光明又黑暗；這張網既能讓經濟增速，又能讓經濟窒息。它就是華爾街。

華爾街是Wall Street的中文譯音，它起初就是一道墻，是由最先來到這里的荷蘭人建造的。如今，“華爾街是一詞早已超越這條街道本身，成為附近區域的代稱，甚至是整個美國經濟和金融的代名詞。那么，這條僅1/3英里長，11米寬的狹窄街道，究竟是如何成為美國的金融中心？它又有怎樣的獨特魅力？

市場篇

資本引領金融中心建設

“金融是整個產業鏈中最頂端，一個國家有沒有金融中心并非主觀意愿可以實現，它需要很多先天性條件。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一定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貨幣國際化程度以及地理位置有關。

——中歐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芮萌

紐約城市面面觀

紐約這個坐落于美國東海岸的國際大都會，只有300年的歷史，卻擁有諸多耀眼的光環，紐約擁有全球最大的證券交易所，紐約控制了全世界40%的金融資產。在這300年的歷史中，紐約究竟發生了什么？它是如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

紐約的城市人口有1800萬余人，是美國第一大城市，最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在芮萌看來：“紐約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因為它是美國的紐約，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GDP總量仍占全球首位；與此同時，美元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貨幣，充當著儲備貨幣、交易貨幣、定價貨幣的職能，無論是總量和相對值都無人可及。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朱寧則給記者描述了這樣一個華爾街：街道的一頭通海，另一頭通往墓地，中間是個“幼兒園”。海是大西洋，墓地是紐約最早的英國教堂墓地，“幼兒園”便是紐約股票交易市場和金融區，年輕人在這里脫胎換骨。

華爾街位于紐約曼哈頓區的南端，這條只有500米長的街道，是美國資本市場和經濟實力的象征，影響和牽動著全球資本市場和全球經濟。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經顯示了華爾街對經濟的巨大破壞力，它讓美國家庭總財富縮水1/4，世界經濟進入了最嚴重的衰退。但是，近200年的歷史證明，華爾街創造的財富遠遠超過對財富的破壞。

華爾街是世界上就業密度最高的區域，在不足1平方公里內云集著2000多家金融機構和40萬金融從業人員，正是這1平方公里把紐約造就成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也是美國聯系世界資本市場的紐帶和門戶，在華爾街設立分支機構已經成為金融機構身份和影響力的象征。

紐交所“稱霸”華爾街

華爾街最著名的建筑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來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家公司在這里上市。其中，有近50多家中國上市公司，無論是上市公司在這里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的數額，還是上市交易股票的總價值，紐約證券交易所都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交易市場。

而在朱寧看來：“華爾街之所以能夠吸引這么多金融機構入駐，與紐約證券交易所密不可分。市場在哪里，機構自然會去那里。每天從紐約證券交易所傳遞出的信息對于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也正因為它的存在，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在這里集聚。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每天全球外匯市場的交易額達到2萬億美元，每月股票市場成交額達到7萬億美元，每時每刻，資本都在不停息地流動著，金融的全球化讓我們看到一個金融星球的出現，在這個星球上，華爾街的影響力變得尤為明顯。

“9·11恐怖襲擊和金融危機以后，華爾街已經發生了變化。”朱寧告訴記者，“許多金融機構已經離開了地理意義上的華爾街，搬遷到交通方便、視野開闊的曼哈頓中城區。華爾街附近擠滿了古舊建筑和歷史文化街區，道路也像蜘蛛網一樣難以辨認，實在不太符合金融機構擴張業務的需求，有些機構干脆離開了紐約這座危險的城市，搬到了清靜安全的新澤西。

現在，除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之外，沒有任何一家銀行或基金公司把總部設在華爾街。朱寧說：“這其實也反映了金融體系的變化，原先的金融交易都是圍繞交易所展開，但是，隨著金融一體化和金融創新，電子化交易所(納斯達克)的出現，都進一步降低了金融機構對于華爾街的依賴。

前世篇

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

“在紐約，有超過70萬人從事金融工作，而有更多人值守在這條金融大道的兩旁，不管是因為職業責任還是利益驅動，都在保障圍繞資本市場的公平交易。100多年前布蘭戴斯的話至今回蕩在華爾街上空：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燈光是最好的警察”

充斥內幕交易

很早以前，華爾街也經歷了一段沒有任何法律法規的野蠻發展時期，那時，華爾街是瘋狂的，充斥著內幕交易和虛假消息。

華爾街的歷史上有一個傳奇人物，他原本是從外地到紐約來販賣黃牛的，后來成為華爾街的金融家，他叫丹尼爾·德魯。為了讓他的牛賣個好價錢，德魯會把牛牽到小溪邊喝很多水，這樣賣的時候他的牛就會重很多。之后，德魯把這個“竅門”沿用于金融投資，給他購買的公司股票摻水，以高于公司的價值發售超量股票，這就是所謂的“摻水股”

“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則是因為創新過快。”芮萌說，“金融創新應該為實體經濟服務，而不能變成金融創新為金融服務。華爾街使用的杠桿過大，最終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爆發。而國會受華爾街控制，放松監管也是不能忽視的責任。

對此，朱寧的觀點是：“華爾街的創新技術和產品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的需求，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產能過剩。與此同時，華爾街的創新有著不必要的復雜，他們不是為了欺騙客戶就是為了欺騙老板。

監管遭受質疑

每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人們都會質疑資本市場的監管。美國歷史上最大一次金融危機爆發在1929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從890億美元跌至150億美元。此后的聽證會指出，證券市場的繁榮是證券公司利用虛假消息進行炒作，公司內部進行大量內部交易掠奪小股民，上市公司不注意信息披露甚至不出年報。

美國政府意識到信息的重要性，1929年大蕭條之后，華爾街開始受到真正的法律約束。1933年，美國通過了《證券法》，確立了股票交易信息披露制度，詳細規定了招股說明書應披露的信息內容，以及對初次信息披露應承擔的法律責任；1934年，又頒布了《證券交易法》，對證券市場的信息披露進行法律約束，當年，美國證券監管委員會成立。

安然公司財務造假事件再一次重創華爾街，之后推出的《塞班斯法案》是一次及時的修復。2002年7月，《塞班斯法案》出臺，它被布什總統成為自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以來，美國關于商業準則影響最廣泛的改革行動，同時也被華爾街認為是最昂貴的法案。

《塞班斯法案》最關鍵的一點是404款，該條款要求上市公司每年必須出具一份由獨立董事簽署的代表董事會的報告，說明該上市公司在財務管理和其他重要管理方面主要弊端在哪里。《塞班斯法案》同時還要求加強外部審計師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每年上市公司必須出具一份自我披露弱點的報告，外部審計師還要獨立再出一份報告。上市公司的內控管理必須切實做到保護財務數據、維護系統安全、保護客戶數據免遭盜竊與破壞以提高公司披露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很長一段時間，《塞班斯法案》被認為是外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一種障礙，但正是美國建立起來的這個公開、透明的法律體系，讓紐約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金融中心。”朱寧認為，“健全的法律體系和制度是幫助紐約迅速從欺詐丑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的主要原因。

芮萌則認為：“相較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先天’條件，美國擁有更具競爭力的‘后天’優勢，完善的法律體系，一系列金融配套服務業，包括律師、會計師等。”有意思的是，在過去幾年里，有一些中國企業在美國公開上市，“他們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市場監管更加嚴格，可以提高他們的信譽”

故事篇

我與華爾街“親密接觸”

在加入雷曼兄弟之前(2007年)，朱寧給這家華爾街投資銀行做了3個月的金融咨詢。雖然時間很短，但是華爾街對于人才的渴求讓他印象深刻。

朱寧回憶說：“當時，我還在加州大學教書，女兒非常小。加州大學在美國的西海岸，華爾街在東海岸，乘坐飛機費時費錢。為了讓我沒有后顧之憂，平衡工作和生活，雷曼兄弟開出的條件是，幫我承擔所有費用，包括平時在曼哈頓的房租，周末回家的機票等。

對于人才，華爾街從不吝嗇，這里也成為了金融畢業生的夢想“圣地”。芮萌這樣描述華爾街：“這里集中了全世界最聰明的人，如果你想賺錢，你要去華爾街；如果你想為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你要去硅谷。”有人說，華爾街的規則是叢林法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畢業生一旦進入了“叢林法則就必須快速地把自己從兔子變成羊，再從羊變成狼。

事實上，殘酷的生存競爭給在華爾街上站穩腳跟的人帶來豐厚的收入，2007年，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3萬名員工的平均收入是66萬美元，同樣是常春藤的畢業生，在華爾街工作的畢業生是其他畢業生的3倍。

1990年，芮萌大學畢業，他和所有人一樣渴望在華爾街工作，實現“美國夢”。他的美國導師為他設計了這樣一條路徑：去華爾街工作，首先要懂經濟，于是，芮萌拿到了經濟學碩士學位；其次要懂數量，芮萌很快拿到了統計學的碩士學位；最后才是金融，芮萌又攻讀了金融學博士學位。此外，還需要注冊會計師、特許財務分析師之類的證書作為“敲門磚”

1997年，芮萌成功進入華爾街，成為美國一家投資銀行的實習生。然而，華爾街并非如想象中一樣，它不只是個技術活，同樣有排外情緒，有階層斗爭和全權交易。芮萌說：“這并不是我想要的職業規劃，于是，我又回到了學術界。

“華爾街認為學術界應該為金融危機承擔最大的責任，因為這些產品的公式是學術界發明的。”在朱寧看來，“這就好比核能技術，技術本身是沒有價值取向的，關鍵是你如何使用它。華爾街需要為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負責。

這樣一場危機是否會動搖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芮萌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這就好像是在摩天大樓里放置了一枚微型炸彈，無法真正撼動他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目前，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替代紐約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

“不過，美國的金融業確實在金融危機中遭受了重創。”朱寧說，“最直觀的體現是，這兩年在MBA學生中，選擇金融專業的學生大幅減少，一方面，金融行業的就業壓力依然較大，另一方面，金融業的形象遭到打擊。

最新的消息是，JP摩根計劃裁員1.5萬人。朱寧向記者透露：“美國經濟和金融業已經趨于穩定，但是，今年不會有太大起色。我有一個朋友，在高盛公司工作，前兩天，他給我打來電話，第一句話是‘我終于被裁了’。其實，從整個行業來看，大家對前景都比較謹慎。

經驗篇

紐約是最佳模式？

【案例】

“相比倫敦金融城的離岸中心定位，上海更像紐約，讓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有專家這樣表示。

2006年，還在美國南加州大學讀書的Jeff Nobbs突然有了一個想法，成立一家返利網站，“如果可以得到優惠，人們不會想要以原價購物”于于是，Jeff Nobbs和宿舍“哥們”拿著一份創業計劃書參加了一個校園創業比賽，并幸運地獲得了2.5萬美元的創業啟動資金。

現在，這家網站是美國三大返利網站之一，2012年的全年交易額估計超過3.9億美元。2012年9月，Extrabux在中國成立了一家海外分公司。“我們正在與中國的潛在合作伙伴談判，包括運輸企業、支付平臺、商家。”Jeff Nobbs說。

【觀點】

Jeff Nobbs的成功并非個案，在美國，創業幾乎是每一個大學畢業生最先的考慮。在朱寧看來：“不同的教育體制和文化背景決定了年輕人的選擇，也決定著一個城市的未來和個性。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確實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向紐約借鑒。

“走在紐約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人，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充分展現著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對于金融的發展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而言，這一點非常重要。”朱寧說，紐約是除了硅谷之外，專利技術數量最多的城市，“一個城市不可能只把金融作為主導，必須是愿意居住的城市”

芮萌認為：“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3年里，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尤其是在機構集聚、市場建設等方面。從先天條件看，上海具備了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中國經濟取得了重大飛躍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在可期的未來也能實現，上海的地理位置也不錯。

在這些條件中，人民幣國際化似乎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大阻礙。對此，芮萌的建議是：“人民幣國際化是政府最緊迫的工作，更需要市場的配合，上海應該表現得更加積極，比如，發展人民幣在岸中心、開展遠期交易等。

朱寧則提出：“上海應該在法律制度、政策管制、包容精神三方面做出更大改進。其中，法律制度是根本，政策管制是突破口，一旦政策管制有所放松，比如居住證政策，將讓市場釋放出更大的能量。

【借鑒】

記者注意到，目前，國內有合法的交易所320多個，交易所已經不再是城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那么，上海的優勢究竟在哪里？

“資本市場和市場化運作是上海最大的優勢，國際化的文化底蘊和已經取得的成績是上海的籌碼。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內需市場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那么，上海有可能能取代香港成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在香港有著15年工作經歷的芮萌認為：“上海與香港之間是一種良性競爭，有利于城市經濟的發展。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把上海打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應當上升為國家戰略，當美國利用美元透支全球經濟，‘綁架’中國的時候，我們必須建立一支自己的人才‘部隊’。把上海打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相當于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艦’。沒有航母我們就會被動挨打。

與此同時，中國作為石油和鐵礦石的最大消費者，必須通過金融市場把定價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芮萌說：“未來5-10年，我們的競爭對手只有美國，不能永遠處于產業鏈的最底層，必須通過我們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更好地運用資本力量，配置金融資源。要不然我們就不能擺脫我們賣什么，什么就便宜；我們買什么，什么就貴的尷尬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