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國資委：八大投先行，國企、民企融合發展

2013年03月10日 23:15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文靜;肖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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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文靜

見習記者肖夏北京報道

2002年初，時任重慶市長包敘定在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匯報工作時說，上一年度，重慶國企包括市屬國企、央企和區縣國企實現了4億元利潤。

2001年，按照中央對全國國企三年扭虧脫困任務的要求，重慶一脫，十六大報告可以說此項任務“全面完成”

十年后，按同口徑算，重慶市所有國企的利潤已高達數百億元。可見重慶國企當時日子之艱難。

不光是利潤總額以幾何數字增長。到2013年國資委成立第十年，重慶國有工商服務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從十年前的90%多下降到60%安全線以內。重慶市國有企業的凈資產10年漲了11.1倍，達到4565億元。其資產總額漲了10倍，由1700億元增加到1.8萬億元，全國排位從第19位升至第四位。

“重慶是全國深化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精神較為徹底、富有成效的城市。”3月6日，在全國兩會現場，本報記者見到了新上任的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廖慶軒。西南證券黨委書記、原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崔堅作為人大代表，也在兩會現場。

廖慶軒、崔堅兩人共同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他們稱，八大投為解決重慶基礎設施投入不足的投融資模式被世界銀行評價為“欠發達地區城市建設可以借鑒的樣板”，為重慶創造了發展環境。在此基礎上，通過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融合，重慶老工業生產基地正走向前列。

八大投成為投融資巨擘

《21世紀》：2003年以來，重慶市先后組建了城投集團、地產集團、高速公路投資集團、高等級公路投資集團、建投集團、交通開投集團、水務集團、水投集團這八個投融資企業。十年來，八大投以4500多億元的投資額承擔了重慶市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這種模式產生的背景是什么？西部地區和沿海發達地區的投融資模式差異原因在哪里？

崔堅：八大投投融資模式實質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政府利用國企組織模式，將未來地方經濟發展增量通過金融方式提前釋放出來。

以重慶產生的第一個國有投融資集團水務集團為例，這也是八大投產生時遭遇的第一場惡戰。2000年左右，三峽水庫要蓄水前，中央決定在重慶長江沿線布局16個污水處理廠，由中央國債補助給修污水處理廠的業主每個項目50%的建設資金，當時國債管理規定，誰承擔項目，誰使用。16個民營老板都高興的答應了。結果50%的項目資金砸下去，到2002年中央來檢查，一個老板都沒動。解釋的理由都相同：錢都砸下去了，但銀行不追加貸款，不相信污水處理廠的還款能力。

國家發改委又追加25%的項目資金，檢查后污水處理廠基本建成，但并沒有運轉，民營老板稱沒有給收集污水管道的配套費用，污水廠還是建不起來。即使管道費給了，運行費誰給？污水處理廠的營運成了一道解不開的難題。

重慶市政府當時給國家發改委打報告稱，原國債只用到項目身上的模式不對，干脆由重慶市政府來組建國有大型集團水務集團，將16個污水處理廠的資產，還有國債、項目都收進來，由市里統一運行，統一財政支撐。

成立起來的水務集團將共計100億元的國債作為資本金。這家本來是主營主城區自來水供水的水務集團后來發展為污水廠管理公司，國有大集團的營運能力強，加上一定的國家政策支撐，銀行信譽高，貸了款，管道鋪上了，保證了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

重慶高速公路投資集團和7大投還有區別。沿海城市每公里高速公路造價3000多萬元，而重慶山高路陡，一個多億元才能修一公里高速路，運行初期的車流量還僅相當于東部省市的一半。

這么高的造價，如果拿給民營企業投，連投資都很難跟上。

《21世紀》：八大投從誕生之時起，就面臨著許多爭議，比如其是否壟斷，未通過市場手段就獲得更多資源或享有更多權力？

崔堅：這些問題在重慶不存在。當時，重慶的市場發育程度不夠，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誰建誰虧。像修一條輕軌動輒就是幾億元，修公路上百個老板一段段修，修污水處理廠16個老板各自貸不了款，機制運行不起來。城投集團成立后，統一取消收費，改成聯票制，交通才暢通起來。

八大投建的基礎設施只有兩種：一種可能是經營性資產，但市場信號弱或甚至是負信號的，還有一種原本就是公共產品。

當然，這種模式只是給重慶薄弱的市政建設打基礎，國企打造好了發展環境，才能為民營企業進入鋪路。有收費權的公路可以直接參與市場經營的資源

分配。八大投將一些建好的高速路賣給了中信、印度的企業等。重慶市國資委也計劃將一條輕軌拿出來招標營運，民企也可參加。所以，這種模式和壟斷無關。

《21世紀》：八大投儲備了大量的土地，這是否成為了抬高重慶市地價的動力？

崔堅：這要弄清楚八大投儲備很多土地干什么。一是為了增加資產信譽，二是土地可以增值，三是替財政賣地，最后上交財政，四是財政又把土地收入用來補充八大投的資本金及各種已建項目的資金平衡。

具體來說，八大投的土地儲備大致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修一條路拓寬的地方超過政府預算，要付錢又拿不出錢，政府就劃塊地，然后企業拿錢買地，這塊地有可能升值也可能折本。還有一種是如修一座大橋，市政府沒錢，就把任務交給國企，劃土地收益給國企。國企把土地整治好再交給政府拿去賣，把賣地所得拿來補充資本。雖然拿了地，但八大投提供的是公共產品，而不是揣進國企腰包，也不存在壟斷。

市政府對此核賬極嚴，投入和產出要平衡。那么，政府把整治好的土地拿去掛多少錢就是是否抬高地價的核心了。掛牌價和企業無關，政府掛牌價由兩只手決定，一是市場的手，土地的市場價，還有只手是政府調控。政府掌握的土地越多，調控能力就越強。

事實恰好相反，重慶的土地一直不太貴，就是政府一直在調控。在土地供應緊張時，政府多投放市場一點，房價就下來了。雖然土地應該體現市場價值，土地收入高國資的增值也高，但過高的房價老百姓承受不起。如今，重慶的平均房價還低于周邊貴陽、昆明等地，這就是政府調控的作用。

《21世紀》：由于八大投是政府的投融資公司，有人一直擔心它的還債能力，是不是存在財政風險，從而成為市政府財政的隱形負債？

崔堅：政府對八大投有嚴格的規定，財政不做任何擔保，集團企業之間原則上不做任何互保，財政專項資金不準串用。假如哪一天八大投集團破產了，政府不會插手。

值得一提的是，八大投的金融信譽至今都是國內一流的，銀行信用全部2A以上，其中水務和城投3A，地產、高速、交開投2A+。銀監、審計等機構評價“資產負債合理、資本注入到位、資源配置充足、資金管控嚴格。

八大投也不存在與民爭利。由于都是上百億元級的貸款項目，八大投盡管項目多，但幾乎沒有用重慶本地銀行的貸款，沒有擠占民企的貸款空間。

國有和民營互為融合

《21世紀》：2003年9月，重慶市國資委成立時，其直管企業總體來說經營十分困難，國資委采取了什么樣的措施，讓重慶國企扭虧貧困戶？

崔堅：我們用了老三招和新三招讓國企改變了面貌。

當務之急是恢復國企的融資功能，降低負債率。重慶市政府成立渝富公司，用約21%的成本將工商銀行157億元的國企債務全部打包買斷，使工商企業下降了10%的資產負債率。算下來，這些年渝富帶頭幫銀行處理了300億元的國企死賬。

重慶市政府主導的一系列重大重組使企業又降了10%的負債率。

現在，企業的負債率只有70%左右了。政府幫這些國企消了8000多件官司，收了50億元回來，又消掉10%的債務，從而使工商企業負債率下降到60%的國際公認合理范圍。

這是老三招。新三招則是國企換班子，讓黨性強的、能力強的專業人才來管理團隊，大量的企業整合，57次集團層面、655次企業層面的重組整合止住了虧損點，把集團下屬四級機構統統砍掉，也抽掉了很多人的板凳，消滅了大量處于微虧或不盈利的殼公司。機電、輕紡、化醫集團的殼公司，一個公司可能有若干個高管，砍掉三個人有三臺車運轉，若干支筆在職務消費，減少了出血點。

第三招是大力發展新技術，國資委直屬工商集團有23個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居全球前列，74個西部領先。重慶機電集團旗下重慶直投收購美國恩斯特龍直升機公司全部股權，使重慶成為全國唯一能生產該直升飛機的基地。輕紡集團成功收購全球第四大汽車密封條企業——德國薩固密集團，該公司是大眾、奔馳、寶馬和福特等汽車制造商的配套商。

《21世紀》：重慶的國企不光要減負，還要發展壯大，如何通過多種市場主體共同推動國企改革？

崔堅：重慶國企海外投資可謂一石三鳥，實現產業海外布局，這是第一只鳥。第二只鳥是走回來，也叫引回來，薩固密集團被我們收購后，又直接在長春和重慶辦廠，從而解決海外技術直接投到中國的問題。

第三只鳥，是最核心的，它帶動整個重慶工業經濟的發展，而不光是國有企業。重慶為何有摩托車產業，其實是最簡單的模式，嘉陵廠在日本買了兩條淘汰的生產線，銷量很好，很多人發現做摩托車不難，就去國企挖技術和工人，才有了摩托車產業做大。國企海外投資帶回來的是整個重慶的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這才是我們花大價錢的原因。非說重慶國企和民企沖突的，我覺得是不對的。比如重慶直升飛機廠，一定是產業鏈布局帶動全行業的生產基地。重慶的筆電生產基地也是用了國有西永做承載平臺，落地后垂直整合生產鏈，大批民營企業受了益。

其實，有人認為經濟這是國有的，那是民營的，水火不容，互不相干，不是這樣的。重慶國有資產當中，嚴格講國有控股企業中非公因素到去年有46%，以后還擴大，5年之內達到60%。國有企業對民企是擠出效應還是帶動效應？我們認為是帶動效應。其實產業鏈是分不開的，國企只是產業鏈某一端，中間布局全是民企，重慶的非公經濟占國企一半比重，如果國企好，民企就會好。

重慶國企不但不會擠出民企，國企每年還拿出1億元的現金來補足微小企業的資本金。據說重慶化醫集團產業鏈上的民營企業有上萬多戶。

《21世紀》：那么，重慶國企對工商產業資本的布局是否有總體思路？

崔堅：總的來說，市場能接受的，我們能退出來的，我們能干的都可以退。國資從重啤股份就是主動退出，國有不一定有控制作用。但有的我們退不了，鋼鐵是基礎產業，誰能承受得了。

我們研究國有企業，有市場影響力的我們辦好，能走出去就扎根發展；有些企業如果市場完全可以接受，賣掉后對國計民生無影響的我們愿意退出，但退出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如上市也是一種，國有的資本金占比少了，民營占多了，不一定非要退出控股地位，還是根據市場情況逐步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