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從數理經濟學到人文經濟學

2013年03月16日 01:22
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茅于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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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主流經濟學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創(chuàng)建的。他的不朽著作《國富論》(全名應為《國家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討論兩大經濟學的問題：財富的性質和起因，這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反而很少提到。其實這應該是經濟學中極為重要的基本問題。斯密當時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經過二百多年的研究已經有了極大的進展。例如斯密對價值的看法認為是由勞動量決定的，在他以后的一百年中，包括馬克思也都繼承了他的看法。但是近一百年來對商品的價值的認識，已經由勞動價值改變到交換價值。現代微觀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理論就包括了商品的價格決定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幾乎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石，它要用很復雜的數學才能證明。這說明了數理方法對經濟學有巨大的貢獻。經濟學離不開數學。

斯密以來經濟學最重要的變革是十九世紀末的邊際革命。由于邊際觀念的引進經濟學得以脫胎換骨。邊際概念是用了微積分中的增量分析方法，特別是用偏微分中的增量分析。它研究其他變量都不變，只有一個變量作微量增減時，因變量的變化。數學一旦進入了經濟學，立刻發(fā)揮數學的巨大功能。它把各個量之間的關系分析得極其透徹。比如商品的需求彈性，由于漲價相當于收入減少，商品需求的變化不但因本身價格引起，還由于對收入影響而產生的購買意愿發(fā)生變化(由Slutsky　方程表示)。像這樣復雜的關系如果沒有微積分的方法是極難說清楚的。

由于數學對經濟學的貢獻，經濟學越來越離不開數學。1969年諾貝爾獎增設了經濟學獎。得獎的經濟學家大多數都是精通數學的，有的本來就是數學家，例如創(chuàng)建計量經濟學的弗里希，物理學家的丁伯根，兼有文學碩士和理學博士學位的薩繆爾森，任數學研究所室主任的康特洛維奇，任數學教授的德布雷。由于諾貝爾獎的引領作用，經濟學進一步朝數理化的方向發(fā)展。現在想讀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有足夠好的數學基礎。經濟學越來越數理化，越來越接近自然科學。經濟學的這種發(fā)展方向，明顯偏離斯密時代把經濟學看成人文科學的本意。斯密不但寫了《國富論》，更寫了《道德情操論》。他本來就是邏輯學和倫理學的教授，和數學沒關系。

斯密的一個重大貢獻是承認自利的正當性，在一個市場制度中自利對社會是有利的。自古以來都認為自利有害于別人，認為生意人賺錢是不道德的。斯密的這一發(fā)現原本是倫理學的范疇。但是經濟學的數理化將這個道理簡化成經濟人假定，并由此推導出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這和斯密的本意并不相符。也使現代社會步入歧途。中國改革中充分發(fā)揮了經濟人的指導作用，取得經濟增長的空前成功，但是也把全社會引入錢眼。一切朝錢看。物欲橫流，買官賣官，恬不知恥，連踢足球的勝負都可以拿錢買。社會也陷入了唯GDP論。環(huán)境保護，分配公平，社會公益，統(tǒng)統(tǒng)讓位于賺錢。所以經濟學要回歸到人文性。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從數學進入經濟學的。1979年我推導出擇優(yōu)分配原理，1981年出版了油印小冊子《擇優(yōu)分配原理及其應用》。此文原封不動地在2007年4月北大的《經濟學(季刊)》再次正式發(fā)表。1985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擇優(yōu)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這本書以后又在商務印書館和暨南大學出版社印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總銷量接近十萬冊。

在擇優(yōu)分配原理中我證明了均衡價格能夠導致資源最佳配置，這個證明回答了微觀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為什么要均衡定價。拿數學來講，因為價格衡量了商品的邊際效用。在收益遞減的條件下等邊際效用能導致資源最佳配置。而且公平競爭能出現均衡價格，所以資源配置不需要政府干預。我還發(fā)現普遍的最優(yōu)化原理是一個擇優(yōu)分配的過程。約束條件下非線性最優(yōu)化的一般方法，拉氏乘數法(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就可以從擇優(yōu)分配的概念直接推出來。這給拉氏乘數法一個經濟學的清楚明了的解釋。我進一步用擇優(yōu)分配的基本概念推導出動態(tài)最優(yōu)必須滿足的條件，即變分法中的歐拉方程。比如說，匯率調整中一步到位還是逐步改變，哪個最優(yōu)，就可以用動態(tài)最優(yōu)的歐拉方程來回答。歐拉方程是變分法中的經典方程，它是用數學方法推導出來的，沒有任何經濟意義。我發(fā)現它可以用擇優(yōu)分配的道理來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我研究這個問題是為了回答物價改革走什么道路最好，和現在的匯率調整問題十分類似。如果沿著當時我開辟的研究方向做下去，現在的我將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人。但是因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任務吸引了我，我決定放棄數理經濟學的研究，轉到經濟改革的研究中來。1997年我出版了《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討論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是從數理經濟學轉向了人文經濟學。不過當時我自己也沒有這樣清晰的認識。以后又從經濟學進入到人權研究，回答了為什么市場經濟必須以人權為基礎，更是人文科學中的問題。近年來我寫的許多隨筆，作的許多演講，都在談論經濟學和人生，和社會，和國家，和世界，越來越朝人文的方向發(fā)展。我提出來資源配置就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又提出“錢盡其用”是一個擇金融業(yè)創(chuàng)造財富的貢獻，要為高利貸平反，鼓勵大家都去放高利貸，就能消滅高利貸，利息率就能市場化。這等等都是人文經濟學的議題，不再是數理經濟學的議題。

數理經濟學和人文經濟學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前者完全用客觀的立場和方法，用自然科學的立場和方法去研究市場。自然科學中沒有“是”和人非”的價值判斷，只有“對”和人錯”的邏輯判斷。所以樊綱說過“經濟學不講道德”。他是指的數理經濟學。而人文經濟學則以人的立場來研究市場，要回答的問題是，人應該建立什么樣的價值觀，人和人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自利是不是一定害人，社會和國家應該按照什么原則建立，什么樣的制度能實現全社會的福利，人如何認識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這種研究已經跨越純經濟學，進入到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交叉領域。這種研究不那么客觀，它和時代背景有關。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任務，因而人文經濟學在各個國家中研究的重點是不同的。而數理經濟學則沒有這種區(qū)別，它放諸四海而皆準。經濟學家的理論基礎都是一樣的，但是他們對現實問題的答案不同。因為從人文經濟學來看，答案必定受環(huán)境的影響。斯密寫的厚厚的《國富論》其中大部分內容已經和今天無關。他是從當時的環(huán)境有感而發(fā)。

經濟學中有一個重大爭論，即人的利他性如何在經濟學中作出解釋。其實，答案就在數理經濟學和人文經濟學的區(qū)別中。數理經濟學把人看成經濟人，是一臺只講自利的計算機。而人文經濟學把人看成人，他不但利己，而且也有同情心，愿意利他。這樣看問題，這個爭論就不存在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數理經濟學能夠解釋現實的花花世界，是通過個人的效用函數來實現的。每個人的效用函數不同，有人喜歡吃甜的，有人喜歡吃辣的。雖然人人都追求效用極大化，但是表現出千差萬別的現實世界。有人用效用函數來解釋人的利他行為，說有些人的效用函數中包含了利他使自己得到的滿足。這樣說法和經濟人的假設前提矛盾。如果一位經濟人把利他包括在利己的效用函數里面，就不能有討價還價，價格就不能形成，整個經濟學大廈就倒塌了。比較好的說法是：人是社會的人，并不是一臺只講利己的計算機。

人文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分支。它屬于經濟學，討論的問題是經濟學的問題，包括如何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提高社會財富生產的效率。但是它不同于經濟學其他的分支，它從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可能有的經驗出發(fā)，揭示經濟學的奧秘。它的出發(fā)點是生活經驗，不是基本公理。不論什么經濟學，從出發(fā)點到達結論都要用到邏輯。但由于出發(fā)點的不同，結論雖然相同，到達結論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而且人文經濟學討論問題的重點也不同于數理經濟學。人文經濟學重在對生活的理解，而不在理論結構的嚴密和完整。

人文經濟學的源頭來自生活。通過用經濟學的分析反過來更深入地懂得人與人的關系，懂得人生。主流經濟學只講經濟學，不講人生，好像經濟學和人生無關。其實不然。因為人是生活在市場中的，每時每刻都離不開市場，不懂得市場怎么能懂得人生。讀經濟學的興趣也在此。因為它回答了許多人生的問題。

斯密談了財富的性質，其次談到財富的起因，也就是財富是如何創(chuàng)造的。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這個問題好像是已經解決了的，不需要再討論。其實這個問題才是一個社會最最重要的問題。按照斯密的說法，勞動決定價值，那么想要更多的財富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所以改革前我國的經濟政策建立在鼓勵勞動的基礎上。上山下鄉(xiāng)、戰(zhàn)天斗地就是這么來的。事實是失敗了。改革后我們只說了市場化，其實就是通過交換賺錢。結果成功了。其所以成功，是因為交換能夠創(chuàng)造財富；通過交換，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現代社會財富的主要來源不是更多的物的生產，而是人和物的最佳利用。這就是資源配置理論。現在世界上窮國還不少。他們如何致富？就是市場化。中國的經驗非常寶貴，但是還沒有很好地總結出來。對過去失敗的原因沒有說清楚，成功的道理也似明似暗，沒講透徹。倒也有不少文章討論中國的致富之道，可是外行人看不懂，沒法普及。只有用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邏輯才能說服人。

同一個經濟學理論，在數理經濟學里所用的敘述方法和人文經濟學里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比如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論，在數理經濟學中證明它要用不動點理論。但是在人文經濟學中可以從日常生活出發(fā)討論它。這個理論解釋了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經濟現象。為什么我們用錢能夠買到一切商品，從買糧食到買牙膏，都是一般均衡在起作用。糧食安全是由市場保證的，不是因為有足夠的耕地(國家規(guī)定18億畝耕地紅線不許減少)得到保障的。牙膏沒有紅線保障也一樣能買得到。由于有一般均衡的出現，一切商品都可以按照價格的反比互相變換。一件價值兩塊錢的商品可以交換兩件價格為一塊錢的商品。于是在一般均衡下，錢可以衡量各種商品的相對價值，或比較它們的稀缺性。也在此情況下，各種商品可以用價值相加。于是得出測量GDP的可能性。日常生活中錢能買到一切商品，證明了均衡價格是正確的價格。別的價格無法衡量商品的相對稀缺性，或它的交換能力。這就解決了糾纏不清的價格理論問題。

在數理經濟學中證明需求線的存在要用到復雜的數學推導。先要用無差異曲線，用邊際效用遞減，用收入限制，然后是家庭效用的極大化，用非線性最優(yōu)化理論決定商品的購買量。在人文經濟學中，用拍賣報價就能看出需求線的存在。雖然很不嚴密，但是容易為普通人理解，也完全符合邏輯。在數理經濟學中供需均衡決定最優(yōu)價格，在人文經濟學中通過拍賣和招標決定價格。而且解釋了為什么這種價格是最優(yōu)的，在這種價格下每一筆交易都創(chuàng)造財富，資源得到優(yōu)化配置。也說明了交換是不等價的，是雙方都賺錢的。這最終說明了社會的財富是如何創(chuàng)造的，回答了經濟學中最主要的問題。

以此類推，關于貨幣的本質與作用、利息與貼現率的社會意義、凱恩斯理論為什么成立、用計劃還是用市場配置資源等問題，都可以通過人文經濟學的方法，用生活經驗給出最基本的解釋。這就是本書的特點。它避免了難懂的數理推導，使得經濟學能夠接近群眾，并希望幫助讀者建立一個更加理性的精神世界。

(本文為作者新書《人文經濟學》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