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放改革紅利急需戶籍改革

2013年03月16日 02:45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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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P

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使中國經濟走到了分水嶺，以前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然已經不能持續，在潛在經濟增長率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而逐漸下降之際，中國經濟未來應該選擇何種道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P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經濟增長下滑不是風險，違背經濟規律的增長才是真正的風險，通過制度的改革，釋放改革紅利，就能找到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正確途徑。

重塑“自由遷徙”

因為有了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享受不到基本公共服務。

《中國經營報》：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經自由遷徙”一詞廣受關注。溫家寶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加快推進戶籍制度、社會管理體制和相關體制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為人們自由遷移、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你怎么看這種提法？

蔡?P：人口自由遷徙是歷屆《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到，實際上，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口的遷徙自由隨著改革的每一步都在擴大。從禁止農民離土離鄉到現在中國有2.5億農民工，離開本鄉鎮的是1.6億人，這個過程就是逐步提高人口遷徙自由的過程。但是因為有了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享受不到基本公共服務，這才是為什么各界對“自由遷徙是的提法廣泛關注的原因。這次自由遷徙的提法是和十八大的精神一脈相承的，十八大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了要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同時提到了城鎮常住人口基本服務的全覆蓋，所謂城鎮常住人口的含義就是在城鎮居住六個月以上的人，而1.6億農民工的定義就是居住在城市六個月以上的人，這就意味著實現了突破，如果這步做到了，那就是人口可以自由遷徙了，這也是改革的必然結果。

珍惜“未來人口紅利”

中國有上千萬流動兒童，幾千萬留守兒童，這些孩子是我們未來的人口紅利。

《中國經營報》：如果大量的農業人口涌入到城市，會不會造成類似國外已經出現的“大城市病”？

蔡?P：對城市過度膨脹，我們應該比較全面地看。像北京遇到的城市病，比如霧霾、堵車等等，其實和農民工進城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我們的工作重心應該集中到綠色城市，城市建設本身，而不是更多地關注城市人多人少的問題。同時，人口的自由遷徙在不同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步驟，可以有各自的時間表，包括地方政府學會成熟地治理城市也需要時間，但是雖然步驟不同，目的卻只有一個，就是為了縮小人與人之間因為制度不合理所形成的差距。

《中國經營報》：現在，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得到了各界的廣泛關注，包括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

蔡?P：我認為，相比于其他關于農民工子女教育的措施，義務教育應該放在首位。因為中國有上千萬流動兒童，幾千萬留守兒童，這些孩子是我們未來的人口紅利，但是因為沒有城市戶籍，因為沒有市民化，現在不能完成義務教育而輟學的孩子越來越多。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未來這部分的勞動力將更加不能完成產業結構轉型的需要。所以這個時期要把優先序放在解決農民工孩子的義務教育上。我認為高中教育都應該納入義務教育的范疇。決策層應該有更長遠的眼光。這是中國長期可持續增長的保障，如果未來產業結構調整調不上去，而低端的比較優勢也在逐步喪失，就會出現產業結構的真空，同時也會在未來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代價是沒法用經濟指標來衡量的，學者胡鞍鋼曾經寫過文章指出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最大公共福利產品，我想這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接受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對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第一要接受，第二要努力找到所有能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的途徑。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預測，“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為10.5%，“十二五”時期將降至7.19%，“十三五”時期會減為6.08%，近期中國經濟增長也出現了下滑的趨勢，未來中國會不會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蔡?P：這個時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可能性就在于政府不接受這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很多人認為可以用政府的力量來超越潛在的增長率，可以用產業政策，比如加大投資規模，把區域發展政策變成投資的一個引擎，甚至把短期的宏觀調控政策長期化等等來拉動經濟增長。這在國際上已經有過案例，比如日本在經濟增長減慢以后，就全盤接受了凱恩斯主義，各種凱恩斯的版本都在日本進行嘗試，導致了很多錯誤的措施、通貨膨脹、產能過剩，政府造就了很多僵尸企業。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政府的力量比日本還強大，因此，用錯政策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本身不是危險，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它，作出了違背經濟規律的抉擇，這才形成了真正的風險。日本到現在就一直走在這種道路上，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就是這種思維。

所以我認為，對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第一要接受，第二要努力找到所有能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的途徑，李克強總理所謂的改革紅利，即是通過改革能直接帶來提高潛在增長率。舉一個例子，戶籍制度改革就能起到這種效果。當前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還比較高，但是要吸引這些勞動力工作企業就必須漲工資，但如果工資持續上漲，就會有一些企業承受不了，所以也不能變成休克療法，讓很多企業因為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一夜之間就倒閉。而現在的戶籍制度改革就變成利用公共政策使農民工獲得公共福利以代替漲工資，給農民工戶口、公共福利待遇比給農民工漲點工資有更強的激勵。這樣第一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通過延長農民工的勞動年限，提高了勞動參與率，也就是提高了潛在經濟增長率。我們推算的是，2011年到2020年之間，如果每年提高勞動參與率1個百分點，就可以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0.88個百分點。另外，農村剩余的勞動力轉移出來，可以提高生產力從低到高的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促進生產率進步的因素，相應地也提高了潛在經濟增長率。

上述的生產率我們通常講的是全要素生產率，如果一個行業內，各個企業的生產率差別很大卻又能共處，即高生產率的企業和低生產率的企業能共存，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可我們現在就處在這種狀態中。有研究表明，如果中國企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縮小到美國現在的水平，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30%~50%，所以我們要通過改革消除壟斷，消除企業和投資者在部門之間的制度性障礙。無論從現實的邏輯還是經濟的邏輯，我們并不僅僅特指某一種所有制，而是要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都能自由地進入，我們做過測算，如果在2011—2012年中能把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提高1個百分點，就可以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0.99個百分點，這些都是立竿見影的改革效果，也是對改革紅利最好的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