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體制創新是最大的紅利

2013年03月23日 11:17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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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鳳凰財經訊 3月23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表示，體制創新是最大的紅利，因為體制改革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每個體制背后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

以下是部分發言實錄。

鄭永年：謝謝主席，也謝謝主辦方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中國改革的一些看法，因為時間關系，我只講幾點：

第一點，中國的改革現在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因為中國從去年開始，經濟增長緩慢下降，高增長已經過去，開始進入一個中速增長階段，這個非常重要。如果中國今后十年、十五年能維持一個中速增長，比如6%到7%的增長，十年、十五年之間，中國可以成為一個高收入社會，高收入經濟體。如果中國能達到這個目標，中國有可能成為亞洲的日本四小龍發展經濟體，如果發展不好，中國可能無可奈何成為另外一個泰國，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出現中產階級過小，社會不穩定，社會暴力叢生。如何保證中國比較好的轉型？從世界歷史來看，除了經濟上的問題，一要是有效的政府，第二要有正確的改革策略。現在都在講改革是紅利，最近國內也在討論，很多人把它理解為發展是紅利，強調改革非常重要，不是光強調發展，所以體制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但我覺得還應該加上一條，體制創新是最大的紅利，因為體制改革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每個體制背后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國有企業、銀行、公務員、大學每個背后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改革還是非常不容易，美國、日本都在改革，不容易，都是因為既得利益。為什么大家對美國的體制比較有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并不在于改革容易，而在于創新容易，所以創新與體制改革并存，我覺得需要多強調體制的創新。

剛才吳敬璉老師講了中國改革體制的很多方面，我今天只講一點，那就是城鎮化。城鎮化需要很多的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大家都在講城鎮化，關鍵是土地制度。現在所謂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集體所有制，在集體土地所有制下，農村集體擁有土地，土地表面上看是農民的唐僧肉，誰都想吃，地產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級政府想吃，但是表面上唐僧肉的主人——農民吃不到。中國大部分文化都跟土地有關，為什么？這個很簡單，農民歸根到底原因是土地的數量是固定的，而集體是不固定的，有人出生了，有人死掉了，不固定的，土地產生的利益一直被分配，重新分配，利益分配會產生很多沖突，所以很多地方官員說中國集體土地所有制是所有問題的根源。

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就要改革，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的一個突破口，很多體制改革改革不動，國有企業怎么改革？怎么改？下一步城鎮化不可避免，中國所有社會主體里面，農民還是最大的弱勢群體，最需要體制保障。城鎮化從結構上說，確實可以支撐中國比較長期的經濟發展，第二個比較容易，因為農民是弱勢群體。土地問題為什么重要？中國社會我稱為三流社會，城鎮居民、農民工、農村居民，農民工現在是第三人，非工非農，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的，找到工作就是工人，所以是農民工。這三個都是土地問題，土地制度不改革，中國這三個群體的關系處理不好。如果改革，有人提倡土地私有化，有的人提倡土地國有化，我覺得中國的政策環境里面，比較容易做的，因為土地的私有化很困難，無論是意識形態的因素，還是一些傳統的因素，土地私有化比較困難。土地私有化也不見得能解決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地方政府各種因素，但是土地是可以國有化的，土地國有化過程中，土地另一方面，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私有化。如果自主創新的話，同樣一個改革兩步走，第一步土地國有化，在土地國有化的同時，宣布土地使的私有化，家庭化也可以，80年代承包制就是這么做的，如果沒有這樣一步走，城鎮化也好，城市化也罷，會成為新一波掠奪農民土地的運動，這是非常危險的，已經出現非常多問題了。因為他們是弱勢群體，沒有制度保障，但是土地國有化不能成掠奪農民土地的運動，有的地方政府宣布我這里沒有農民了，都是城市化了，這是對農民土地的掠奪。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城中村，因為農民也不抵抗，我覺得突然國有化以后，要給農民一個補償。

首先一個補償，臺灣和其他國家比較好的經驗，補償以后馬上就可以對土地使用化的私有化、家庭化，這樣會比較順利的推行下去。如果把土地改革作為一個突破口，就像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一樣，大大釋放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中國的農民工不放棄土地，成不了城市居民，就要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助于中國實現中國夢。中國夢很大一方面，居者有其屋，中國如果做了居者有其屋，可以換來20年到30年的政治穩定、社會穩定，那個時候，中國可以達到一個比較高收入國家水平。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很多問題就會自然的消失，否則的話，我們就會陷入長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會面臨很多無窮的問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