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企業家如何轉型

2013年04月18日 01:21
來源：華夏時報作者：蘇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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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放的意義上，民國初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初級階段。

所謂開放，即向西方發達經濟體學習。顯然，對于一個傳統的、古老的封閉經濟體而言，人們的第一種姿態，必然是對新技術和新秩序的拒絕。第二種姿態，則是思考如何利用別人的技術和秩序，如何將這些新的技術和秩序中國化，即所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如果說晚清企業家向西方世界學習，是為了一種民族主義意義上的“商戰”，那么民國的企業家市場行為，就不再擁有那么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個時期的企業家，包括貿易商人、買辦、手工業者和漸漸崛起的現代工業企業家，更具有純粹的市場精神。

這是一個市場的事實——民國初年的企業家不再是政府和官僚的附庸，中國的企業家制度建設正在從官商結合的傳統窠臼中走出來，并形成了一個市場和社會雙向的獨立意義的階層。代表著中國現代資產階級的新興企業家，大多數都具有出國留學的經歷，他們了解發達國家企業和市場的發展狀況，因此有能力擺脫傳統企業家的種種觀念和方法的約束，而成為民國這個新興時代真正的建設者和推動者。

歷史作證，這樣的市場轉型和企業家轉型，是一個事實，更是一個過程。

第一個事關企業家轉型的事實，是新老兩代企業家出現了明顯的不同。從晚清傳遞過來的一部分老一代企業家，或多或少還有一些政治和經濟，政府和市場聯系在一起的痕跡。比如張謇，在袁世凱的政府中出任實業總長，就是一個看上去理所當然的事實。的確，張謇有著豐富的官場人脈，企業也風生水起，又是晚清狀元身份，袁世凱看中的是張謇的地位和影響力，而張謇本來就有產業報國的功名心態。所以，從1914年到1921年，張謇一方面是官第加身，一方面則是他的南通大生紗廠的生產能力增加了一倍，可謂官場和企業雙豐收。比如虞洽卿，民國初年出任上海總商會的會長，這是一個半官場、半民間社會的職務，在民國走向共和的過程中，這樣的社會職務，可謂觸類旁通。虞洽卿正是這種官場和市場都能游走的企業家人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投資200多萬兩資本創辦和經營輪船公司，著名的三北輪船公司、寧紹輪船公司和鴻安輪船公司，都是虞洽卿的大產業，而且鴻安輪船公司，還是他從英國商人手中，通過資本運作并購而來。

新一代的企業家，就沒有張謇和虞洽卿這樣的風景了。比如穆氏兄弟之穆藕初和穆恕再，穆氏兄弟興起靠的是民間資本的驅動。清末民初，企業家和官僚政府的關系，的確降到了史上最冷的地步，原因在于，民國之初的政府，是一個標準的小政府，晚清的大政府模式已經瓦解，新的大政府模型還沒有建立起來，企業家的騰挪空間足夠大，因此他們不再需要絞盡腦汁去巴結各路政府官員，而是堅定地奉行市場開放的原則。企業家的這種經營方式，很快形成了一種社會的共識。恰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原來主要由德國人操控的紡織染料進口渠道被戰爭中斷，市場出現了一批投機性的商人打開了一系列新的染料進口通道，在短期之內賺得驚人的利潤。他們將這些資本投資給了穆氏兄弟，使得穆家在1917年創辦了規模巨大的紡紗廠和織布廠，穆氏兄弟可謂經營有方，接下來的大概10年時間，企業的發展一帆風順，財源滾滾。

更加著名的榮氏兄弟之榮宗敬和榮德生，當然更是市場自發秩序的結果。早年趕上了經營錢莊的好時候，接著就開始在無錫、上海、漢口等地開設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紡織公司等企業。到民國11年，也就是1922 年，榮氏兄弟已擁有12家面粉廠和9家紗廠，有民國時代真正的“面粉大王”和榮棉紗大王”之稱，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代的大企業家。如果沒有民國初期民間金融的自由市場秩序，以榮氏兄弟的家庭背景和官場關系資源，他們不可能積累早期發展的原始資本；如果沒有外國紡織技術的大量引進，沒有基于國際貿易和國內市場的雙向展開，他們也不可能切入到紡織行業和面粉行業。市場的自由發展和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使榮氏兄弟早就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具有現代性的企業家。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仔細考察過穆氏兄弟的企業發展史，他認為，這是民國初年企業家自治社會和市場自由交換交相輝映的結果。所謂社會自治，是指穆氏兄弟主要依靠了民間商會和同鄉會的資本支持，沒有這樣的民間組織，穆氏兄弟的企業不能開始。所謂的市場自由交換，則是指穆氏兄弟一開始就沿用了開放的國際企業經驗和技術，穆氏兄弟的企業發是新型的現代性企業，不是嫁接在官商結合紐帶上的陳舊企業，他們做的是對外學習、對內盤活的大生意，視野之開闊，技術之先進，市場之靈活，不是老一輩的企業家所能比擬的。

(作者為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