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救援：“配角”的力量

2013年04月25日 04:12
來源：時代周報作者：韓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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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救援：“配角”的力量——在災難中成長，助政府一臂之力

4月22日，王中匆匆趕到公司，坐下沒多久，哈欠連天、昏昏欲睡，因此被主管領導教育了一番。大家幾乎都不知道，過去兩天，王中只休息了兩個小時。

只有在虛擬世界，媒體策劃王中才會暴露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地震信息員。他服務于卓明震援通訊社(下稱“卓明社”)，國內目前唯一的以專業處理、發布地震救援信息為主要內容的民間志愿組織。

4月20日8時02分，雅安地震。王中與同事隨即開始工作。不到13時，他們已經完成了第一期簡報。這份2000多字的材料詳細介紹了震災波及范圍、受災地區的地理位置、天氣路況以及政府與民間救援組織的動態。

這份簡報即刻發布于卓明社的官方微博。更重要的是，它被立即發送至那些已經到達或正在前往災區的救援隊員的接收設備上，給予他們全景式的信息支持。

此刻，汽車之家副總裁馬剛已趕到機場，他是在前往上海車展的路上收到了集結短信的。他用“1秒鐘”和老板請假，預支了20萬元救援費用，在下午2時30分登上了飛往成都的飛機。晚上9時52分，他駕駛0號調查車到達震中蘆山。

馬剛的另一個身份是北京藍天救援隊汽車隊隊長。陸陸續續，作為國內最大的民間安全救援志愿者組織，藍天救援隊共有280多名隊員飛抵四川，對雅安地震展開救援。

事實上，雅安地震發生后，國內至少有數十家民間公益組織積極參與救援，最快的志愿者組織在震后8分鐘便啟動救援。而24小時內，14家公益組織組成了救援聯盟。

無疑，經歷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等災難后，民間救援力量正聚集起一股巨大的能量，而如何使之發揮最大的正面效應則是擺在政府面前的問題。

助政府一臂之力

4月20日雅安地震當天，“免費午餐”發起者、媒體人鄧飛撥通了王中的電話，討論幾個問題—他是否有必要去災區，去了之后能做什么，免費午餐應該去嗎？什么時候去。

梳理、研究各種信息后，王中根據以往的經驗作出了兩點預判：第一，脆弱的道路系統將是救援的致命傷；第二，陸續奔向災區的救災者或將多于受災者，物資也可能供過于求。

王中給鄧飛的建議是，“免費午餐”可以在災后第三天進入。那時，政府的救援物資已經到位，“免費午餐”可以側重解決當地沒有戶口、沒有身份關系的災民的吃飯問題。

同時，他們都認為，可以讓中國水安全公益基金的志愿者一同入駐，避免汶川地震時的飲水問題重演。

在公益圈內，已成立3年的卓明社小有名氣；而在公益圈外，這個民間組織并不為人熟知。這個組織的核心骨干有十多人，大多是80后，職業各異，分散在全國各地乃至國外。

通常，卓明社會在地震救援期間每天發布一份簡報，內容翔實、清晰，涉及救援進展、物資需求、交通狀況等，其中常常標有“已核實”、“信息有效期”等字樣，有別于普通的新聞稿件。

目前，卓明社與華夏公益聯盟及藍天救援隊兩家組織的后臺已經聯通，經過處理的救援信息會通過電話、網絡甚至無線電的方式向藍天救援隊、壹基金救援聯盟等公益組織的一線工作者傳播，而前方救援隊員掌握的信息也可通過相同的方法回傳。

正因如此，卓明社與前方隊員的聯絡頻繁。隊員們還會收到公眾無法看到的“內參”，比如，通往某個村的哪條道路暢通，去某個受災點怎么走、需要注意什么……

4月22日20時，王中又一次與前線隊友語音通聯，開始“對接信息”。“他們一到前線就像進了黑匣子，只能看見眼前的事物，聽到對講機里的內容，無法得知外界的信息。而我們就要成為一雙眼睛，告訴他們哪兒需要救援、哪條路搶通了、哪里又塌方了……”

王中告訴時代周報，近年來，民間組織的力量不斷發展；同時，NGO也愈發明白，面對災難，必須把握一個度—助政府一臂之力。

“經過幾次災難后，中國政府的救災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盲點依然存在。比如，物資一卡車一卡車地拉進災區，但由于交通堵塞或是路面過窄，依舊無法送到災民手里。民間組織機動靈活，哪怕志愿者肩挑背扛也能把東西往里送，這就解決了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他說。

而卓明社的出現是為了消除一個救災盲點—解決前線與后方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問題。比如，一個企業想援助物資，提供棉被、食品和水，但問題是，他們如何知道哪里有這些需求。

“我們就像一座橋，災區急需什么、全國各地捐助的物資應該運送到哪里，我們設法讓這些信息交換。”王中說。

其實，卓明社只是民間救援的樣本之一。雅安地震后，民間的救援力量迅速積聚。4月20日當天，通過微信搭建的“成都公益圈”救援平臺誕生，14家民間公益組織組成聯盟。截至22日下午，已有近50家NGO加入。

“民間救援雖然永遠只是輔助角色，不可能成為社會救援的主力，但第一，所謂術業有專攻，我們的一些隊員擁有國家救援隊所沒有的技能；第二，民間救援隊分布廣泛，地域上的優勢可以為救援贏得更多時間；第三，如果災害范圍較大，政府的力量不足，我們可以成為補給。”北京藍天救援隊隊員張清臣告訴時代周報，專業上的搭配，區域上的互補，數量上的補充，這些是民間救援存在、發展的意義。

成長于災難

過去5天，不少民間組織因自己在震區的艱苦工作而收獲贊譽。

4月22日，外媒稱贊說，雅安地震發生后，中國政府出動包括正規軍隊在內的大批救援人員進入災區搶救生命，許多民間團體也不遑多讓，迅速以各種方式展開救援，讓人們看到了民間救援力量迸發的正能量。

而在5年前的汶川地震，民間救援卻是一個讓很多人不知所措的名詞。那年5月，在一趟飛往成都的航班上，一位空姐做了統計：乘客中有多少人是前往災區的志愿者？答案是1/3，包括志愿者和媒體記者，還有北京大學校醫院口腔中心一位名叫郝南的醫生。一腔熱血的他幾天前向領導告假，奔向汶川。

在郝南的建議下，空姐做了上述調查。郝南詢問了同個航班的志愿者，很多人與他一樣，滿心想去災區幫忙，卻不知道該去哪兒、怎么幫。

到了災區后，郝南發現，這里和自己此前在北京時所想的地方完全不同，預先準備的東西也毫無用處。這些都是災區內外信息嚴重不對稱所致。

于是，郝南開始了地震信息協調的工作。他自己掏錢在成都租了一間四室一廳的大房子，作為志愿者驛站，以促進信息交流、傳播。此后，這間驛站備受歡迎，最多時一晚住進了40個志愿者，這也讓郝南收獲了好幾個QQ群的志愿者好友。不過那時，還沒有卓明社。

同樣，藍天救援隊彼時也還只是一支由資深驢友組成的非注冊志愿機構，主要的社會活動是開展戶外安全知識講座。第一次面對這么大的災難，他們的協調和組織尚不成熟。但其中一支志愿隊仍然利用專業的技能和裝備，成功搜救了綿竹市漢旺鎮罐灘村120人、安縣五福村80余人，并為當地村民帶去了第一批救援物資。

救援結束后，總結經驗，參與的隊員得出了幾個結論：第一，對于突發性、群體性的災難，僅僅依靠政府是不夠的，民間組織要成為補充；第二，僅憑熱忱參與救援遠遠不行，必須要有兩個層面的提升—一方面，隊員需要具備參加這類救援的心理、技能和體能；另一方面，要有組織地參加救援，最大程度地發揮作用。

“救援是一場戰爭，需要多個專業兵種密切配合，協調作業。”這是張清臣當時最深的體會。

受之啟發，2009年11月，藍天救援隊北京分隊成立，并向官方申請注冊。沒過多久，在青海戶外聯盟的基礎上，藍天救援隊青海分隊成立。與此同時，藍天救援隊的建隊模式開始在全國推廣，以“藍天救冠名的救援隊在各地陸續“萌芽”，至今已有70多支，注冊隊員3萬名。

藍天救援隊對隊員的要求很高。北京分隊曾經介紹，他們的隊員必須具備三本證書：國家無線電臺執照，能夠熟練使用無線電設備；紅十字會急救員證，具備心臟復蘇、骨折包扎、止血等院前急救能力；高山協作員證，可以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救援。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地震。藍天救援隊再次參與救援，行動力已大有提升。24小時內，藍天救援隊趕到玉樹的隊員共有79人，搜救幸存者12人，和志愿者醫生一起巡診治療1165人。其中，藍天救援隊青海分隊在15日凌晨到達災區，成為最早抵達的民間救援隊伍。

玉樹地震也促成了卓明社的成立。那時，王中還是民間組織“青海學子在行動”的一員，因為從小在青海長大，對這片土地飽含感情，他正和一幫大學生通過各種方法在后方發動募捐，無意間發現了郝南的“5·12地震信息QQ群”

此時，郝南正在探索一種地震信息協調的模式，希望使之機制化。而王中非常熟悉青海的地理位置和風土人情，很快便參與其中。于是，第一期地震簡報誕生，通訊社的主要工作是通過志愿者等各種渠道核對前后方信息，并實現相互傳播。

“有一次，我們開物需會，有人建議要給這個‘偉大’的組織起個名字。有人說，叫‘卓明’吧，因為，電影《2012》里，拯救人類的諾亞方舟基地就位于西藏一個叫卓明谷的地方。大家都笑了，但挺喜歡的，后來，我們又給‘卓明’想了一個更貼切的解釋。”王中說。

幾個月后，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突發泥石流，卓明社第一次以這個名字出現在民間機構中。而此后，每經歷一次災難，這個通訊社就會加入幾名志同道合者。

這個過程中，郝南還收獲了愛情。他的妻子現在是卓明社的最終審稿人。他們結識于玉樹地震，后來在北京民政局的禮堂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叫了卓明社的十多個朋友參加。王中也去了，“他倆說，禮金就不用了，捐給那些大家一起干過活兒的地方吧。

王中這才猛地想起來，他們幾乎一起參加了玉樹地震之后的所有突發的群體性災難的救援。

民間救援應更專業

來到雅安地震。震后8分鐘，藍天救援隊隊長遠山作為總指揮，立刻召集全國各地的藍天隊員開啟救援，而卓明社也迅速進入工作狀態。

事實上，為了在災難發生后的72小時內進行有效地施救，這些專業的民間機構進行了長期的準備和訓練。

比如，卓明社內部就建立了一整套地震響應機制，即根據國家民政部及各個省不同的救災級別規定了卓明社不同程度的救災響應機制。

“平時，我們會定期舉行網絡沙龍，盡管隊員之間可能從未謀面，但他們在網絡中非常熟悉。而且，核心組員對全國的地理信息以及專業的地震知識十分了解，也大多有過一線救援的經歷。一旦看到震源、震級、烈度、深度等數據，我們馬上就會知道，是否需要救援，需要怎樣的救援，救援的難度是什么，諸如此類。”王中說。

而對于救援隊員而言，他們需要長期錘煉技能。據時代周報了解，藍天救援隊每年都會舉行1-2次全國性救援培訓，每次時間為7-15天，涉及40多個科目，其中，基礎學科包括急救、通訊、駕駛等技能，而專業科目包含涉水救援(潛水、摩托艇等)、洞穴救援、山地救援、城市救援等門類。地震救援屬于城市救援的一個分支，也是藍天隊員重點訓練的項目。與之相對，沒有經過培訓的志愿者的能力遠不能及。

4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通知，要求非緊急救援人員、志愿者等未經批準，盡量不要自行前往雅安災區。而此前，各種捐助、救援人招募信息通過媒體從災區前線鋪天蓋地地傳向后方，各路公益組織、大學生志愿者紛紛行動，趕赴震中。

4月30日，在距離震中蘆山縣30公里處，道路交通癱瘓，大量醫護、救援特警和消防官兵被堵城外，10多輛滿載傷員的救護車被卡在出城道路中。一時間，微博、微信以及電視中，媒體及部分網友又大聲疾呼，請志愿者不要“海量”涌向災區。

而4月21日晚19時，兩名地震救援志愿者在從成都驅車前往災區的途中遭遇車禍，受到重傷。4月22日，高河鎮至龍門山路段墜石，一名32歲的女志愿者不幸去世。

對于志愿者給災區“添亂”一說，張清臣認為，多數人的本意是想幫忙、想做事，而非增添負擔。但有時候，受經驗、能力所限，他們對面臨的環境和工作缺乏認知，最后可能發揮不了作用。這一方面是志愿者的問題，體能和技能上準備不足；另一方面則歸咎于政府。

“如果有關部門能夠明確指示，需要多少志愿者，需要他們做什么，到達災區后向誰報到。這就不會造成混亂。” 張清臣說。

“目前，政府和民間力量之間是兩張皮，統一協調不夠。從目前搜集的消息來看，民間的救援力量和公益組織、公司、個人大量涌入災區其實給救災帶來一定負面影響。這不能單單責怪這些公益組織的意識不夠好，政府管理也存在欠缺。”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副教授李明告訴記者。

這種負面效應，王中的感受尤其深切。和玉樹地震時相比，這次，卓明社的平臺更大、人手更多、資源更豐富，但工作難度和強度反而更大。“目前，自媒體已經非常發達，而一些缺乏專業知識的網民對地震非常熱心，這就使得網上的復雜性信息和無效性求助太多，從而大大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

比如，4月21日，微博上有大量轉帖稱龍門鄉五星村物資缺乏，此后，藍天馬上送去了一批足夠村民消耗兩天的物資，而卓明社估計，兩天后，該村莊連接外界的公路會被搶通，更多的物資將會輸入。

不過，這條信息并未在五星村受到藍天的救援后停止傳播，相反，很多網友繼續不斷發帖呼吁，“后來，我們花了很大力氣才一一排除這些無效求助。

在王中看來，這樣的“狂熱”還會持續。“可以預見，今年暑假前，會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支教隊進駐災區，一次又一次地揭開災民的傷疤。

“當然，大學生支教是一項善舉，不過，我們需要提高公益服務的水平和質量，讓災區的孩子真正感受到快樂。”但在這條路上，中國的民間公益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