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紅會改革是中國體制改革的交匯點

2013年05月07日 03:53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楊志錦

0人參與0條評論

雅安蘆山地震以來，中國紅十字會(下稱“紅會”)再度陷入輿論漩渦。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4月28日表示，“如果兩到三年，還是不能翻轉‘黑十字’印象的話，我自動請求辭職！” 雖然如此，外界對紅會能否完成自我救贖仍疑慮重重。

紅會到底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如何進行改革？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下稱社監委)王振耀。

王振耀認為，紅會一身兼具政府性、國際性和民間性三重性質，因此紅會的改革必定是中國體制改革的交匯點；紅會去行政化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紅會可以利用其和政府的關系，爭取財政資金為公眾做幾件切身能感受到的事情；紅會決策應該向社會開放，最終政府性弱化，社會性和國際性大發展。

紅會社會開放度不夠

《21世紀》：此次雅安地震發生后，紅會爆出救災物資閑置二十余個小時、未按照捐贈者意愿使用捐贈資金等問題，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王振耀：物資擱置了二十個小時，那么為什么不能快速將物資發放？要快就得改變體制，實際上是要求紅會進行轉型，轉變政府職能。

未按照捐贈者意愿使用捐贈資金說明紅會溝通機制出了問題。其實不僅是紅會，包括政府使用民間捐款的時候，往往和民間溝通不夠。而在臺灣，地震之后的重建委員會一定有民間組織的代表。政府千萬不要關上門來做這一件事，這就要求政府體制和公共管理體制開放。其實不止是使用捐款，使用財政款也是這樣，世界大多國家都是公開的，但是我們不公開或者公開不夠。

捐款必須透明必須開放，所謂的開放必須以尊重捐贈人的捐贈意志為最終目的。因為在使用過程中肯定會面臨許多新的問題，紅會可以改變捐贈資金使用用途，但是前提是你和捐贈者要商量。

從我在政府機關工作的經歷感覺，大家在捐贈上存在一些這樣的公共管理理念誤區：第一，捐款，我不貪污，我怕什么？我沒貪污，你問吧。但是不貪污就沒有問題了？不貪污只是最低標準。不貪污，我直接捐給乞丐就行了，他肯定不貪。這恰恰是公眾希望紅會等公布這一整套工作程序，讓外界介入。第二，我公開了，你到《人民日報》上查。我怎么沒公開，你不查你怎么知道我沒公開。

這都是以前我們這些人犯過的錯誤。當時民間質問我們：你說你在《人民日報》公開了，我們捐是給《人民日報》捐的嗎？捐款是我們捐的，但是公開卻對著另一面。后來我們把捐贈資金使用情況打印成冊，送到捐贈者手中，做了這事之后捐贈者也滿意了。其實捐贈者把錢都捐出去了，他要啥呢？他要的就是尊重。

《21世紀》：前述問題說明紅會在自身內控和外部監督方面存在哪些缺陷？

王振耀：社會開放度不夠。紅會現在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會，也是再提高開放度。社監委只是第一步，后續決策也要放開。例如臺灣紅會很開放，尤其是決策，很多有聲望的人在臺灣紅會中是發揮作用的，形成一種官民互動的局面，執行層面和社會是有機聯系的。

《21世紀》：紅會在地震中短期內募集到大量物資，對資金的募集使用、監督及透明度，你的建議是什么？

王振耀：比如說能不能成立一個捐款使用的委員會，讓一些大額捐款者派駐代表。千萬不要走過去的老路，這也是紅會開放性的要求。

《21世紀》：此次蘆山地震，很多人不愿意捐錢捐物，寧愿自己將物資帶到災區，應如何引導民眾的善舉和捐贈熱情？

王振耀：這需要信息平臺的建立，為公民的捐贈提供便利的信息。一是政府和民間一定要有一個接口，哪怕在(政府)社會部里設立一間辦公室，但是現在沒有；另外一個民間組織之間也要建立信息分享的平臺。此次地震，壹基金聯合28家公益組織組建了一個搜救隊，但我覺得還不夠，這個聯合平臺工作機制還不發達，它需要有信息加工、信息研究等各種各樣的功能，并不是公益組織到災區救災就行。

《21世紀》：蘆山地震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系統募集資金占到震后公益組織募資的一半，如何看待其他公益組織和紅會的關系，公益組織的發展對紅會的改革有何作用？

王振耀：2008年之后，公益慈善事業飛速增長，現在公益組織已經進行到多元時代，國務院鼓勵大家進行公益組織注冊，民間組織也有了公募的權利。原來救災的時候，發的文件救災捐款只公布了兩個賬戶，一個紅會，一個是慈善總會，最多再公布一個民政部的賬號。

公益組織的進步會直接和間接地推動紅會的改革。直接的促進作用表現在救災過程中紅會與其他公益組織的如何合作、對口以及合作機制如何優化。間接地表現為紅會和其他公益組織是一種慈善業的競爭，你愿意向紅會捐款還是向壹基金捐款，這是一種捐款競爭。民間組織的發展對紅會的改革是一種良性競爭的推動，紅會做得慢，全社會輿論都在批評它。

紅會改革是中國體制改革的交匯點

《21世紀》：作為一個公益研究者，您如何看待中國紅十字會的性質？

王振耀：紅會一身兼三種性質：政府性、國際性和民間性，三種性質交織在一起，因此紅會是復合型的。紅會參公管理、納入到政府體制、財政撥款，在這個意義上紅會具有政府性；紅會是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毫無疑問是國際的；紅會要募款并進行各種各樣的慈善活動，又是社會組織。

《21世紀》：您如何看待紅會的改革？

王振耀：因為紅會一身兼具三重性質，紅會的改革一定會是改革的交匯點。大家對紅會改革的要求是多重的：一種是要求紅會去“行政化”，和民間組織一樣；一種是從紅會的政府性出發，要求紅會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變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給公眾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因此，紅會的改革是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交匯點，也是中國體制改革的交匯點。

大家希望紅會改革，實際上是希望整個公共管理體制能進一步改革，這是全社會對改革的一種呼喚，集中體現在紅會上。因此，紅會的改革不僅僅紅會的改革，更是公眾對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改革的一種期盼。

《21世紀》：您認為紅會應該如何進行改革呢？

王振耀：紅會是一個帶有公共管理性質的機構，我認為紅會沒有必要立即也不可能和政府切斷關系，即所謂的“去行政化”，相反紅會可以憑借和政府的關系，撬動政府資源的杠桿，研究公眾的需求，利用好這個渠道，建立一些普惠和公益的服務項目，一定要做幾件老百姓能感受到的事情，讓公眾從身邊感受到紅會的項目。

利用政府投入做公益活動的情況在各個國家及地區都有，我們國家也有。比如上海紅會給兒童辦了一個大病醫療保險，兒童交50塊錢，上海紅會動員財政拿50元，這基本解決了上海兒童的醫療問題。紅會具有政府背景，可以從財政要到錢，可以多做一些這樣的救助。

與此同時，紅會的開放性和社會性也要加強。在社會性方面，社監委成立之后，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慮讓一些社會賢達進入決策層面，在決策之時讓他們在場并提出批評意見。擴大社會性之后，行政化就自然而然地減弱了。當紅會有幾百萬的志愿者之后，你還能按照政府管理部門的管理方法管理嗎？

先向社會開放還是先和政府切斷，我認為這是存在爭議的，我個人贊同先向社會開放的，因為這樣的改革可以操作。如此也可以達到紅會最終的改革方向：社會性和國際性大發展，政府性相對弱化。

不贊成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

《21世紀》：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紅會的公信力持續下降，您認為原因何在？

王振耀：如果說紅會受到損害，郭美美事件只是壓垮紅會的“最后一根稻草”。2008年之后，公益行業飛速發展，整個格局都改變了，紅會一家獨大的情況不存在了。因此，大家就來重新審視紅會，才發現紅會這一套體制不行，有很多爭論和意見，最后導致大家意見總爆發的就是郭美美事件。

《21世紀》：據您所知，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紅會進行了怎樣的改革？為什么成效不大？

王振耀：一是成立了社監委，二是國務院印發了《關于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成效不大的原因，我覺得大家有點急躁，有時候總想著去行政化。

《21世紀》：您覺得紅會如何做才能扭轉紅會的誠信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