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做葛文耀的考狄利婭？

2013年05月25日 04:03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鮑勇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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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勇劍

假如莎士比亞來訪上海，他可能將《李爾王》換成《上海家化葛文耀》。李爾王聽信兩個女兒的甜言蜜語，把國土傳給了她們。最愛李爾王的三女兒考狄利婭因為拙于表達，被遠嫁法國。當獲得繼承權的女兒陰謀驅逐父王之時，卻是考狄利婭千里伐兵，拯救父王。2011年11月，葛文耀力挺的平浦投資(平安信托子公司)終于獲得上海家化集團100%的股份。現在，葛老卻已經被驅逐出家化集團。葛老在上市公司的職位已經進入倒計時。誰將是他的考狄利婭？

基金要發聲

這場看似金融資本方與實體經營者的沖突反映出仍然薄弱的商業制度。受大股東決策的影響，5月11日驅葛臨時董事會之后的7個交易日，30家基金公司的73只基金浮虧約18億。本來應該是關鍵利益相關者的基金只能私下、個別發出不同的聲音，公開、集體卻保持緘默。問題就在于沒有發聲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機制。

反觀1998年“長期資本(LTCM)”解困危機，2008年美國政府接管AIG的細膩過程，美國企業、政府接企業家之間可以關門爭斗至相互詛咒。但是，在維系行規和制度上表現出驚人的妥協能力。在法律常規不能企及的地方，行會非正式的壓力和商業領袖之間的默契成為不可替代的托付力量。

裸奔的時候才看到別人怎樣保護最關鍵的體位。家化之爭遠沒有到上述制度危機的程度，但顯現出中國市場缺少必要的行會影響力和非正式制度工具。

有觀點說，“大股東有權憑借資本的合法權益任意自利”，這是資本市場的顯規則；“標書上沒有法律約束的承諾可以任意翻悔而無后果”，這是中國市場的潛規則。它們是選擇性地應用產權理論簡化豐富的商業事實，是有害的繆論。任何商業制度既包括顯規則，也包括潛規則，既有正式的法律秩序，也有非正式的文化行為，既依賴文本合同的規范，也需要誠摯意向的輔助。

在潛規則與顯規則的關系上，南加大鄧穗欣院士的研究表明，每當交易一方利用潛規則侵蝕顯規則的時候，少數人暫時受益，社會制度資本長期虧空。潛規則應該扮演補全顯規則的角色。

今天的例外可能成為明天的邏輯。為了制度茁壯，基金不能沉默。如果葛文耀違法，基金要做家化的考狄利婭。如果平安違約自利，他們應該做葛文耀的考狄利婭！

活的商業制度

在一個昌盛的市場中，正式法律效應不是唯一的游戲規則。越來越多的經濟歷史研究展現，市場制度就像行為藝術，在活動中交錯形成多重規則。

通過研究公元950-1350歐洲地中海沿岸的商業活動，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格雷夫(Avner Greif)梳理出現代歐洲興盛崛起的社會原因。它不是蒸汽機技術革命，而是商業制度的革命。他發現，伊斯蘭的拜占庭帝國衰落，歐洲大陸國家崛起，是因為后者更擅長開發“正式與非正式，潛規則和顯規則互補增益”的商業制度。

富有非正式互補制度設置的市場更有活性。從古代文獻中，格雷夫發現，中世紀的貿易缺乏正式的司法治理結構。于是交易伙伴之間建立了“集體守約”的一系列習俗。它包括1)只和圈內人做交易；2)讓(騙人)的壞事傳千里；3)集體歧視、冷落、報復犯規者，直至當事雙方和解；4)任何人都可以騙行騙的人而不受社區懲罰；5)用歷史聲譽決定傭金高低；6)異地對等報復。即一位商人行騙，所有來自同地區的商人都可能受報復；7)對不可能事先規定細則的合同，按優良傳統執行。這種“事先承諾，事后兌現，犯規共懲”的集體守約模式就是著名的馬格里布交易模式(Maghribi Trade)。

集體守約模式有很多開放性的模糊條款。商人通過具體的行動建立傳統。例如，同時自理和代理胡椒的商人以二種價格出售了貨物。為了保持自己的商譽，他寧愿自承低價。又如，有被錯罰的商人選擇放棄申訴，以示無條件服從傳統約定。通過具體而豐富的行動，商人們建立正式與非正式的行會制度，讓破壞規則的機會主義商行沒有生意可做。制度既是外在的客觀限制條件，也是內在各股力量主動創造，積極行為的過程。在家化平安之爭的背景下，“行動創造制度”顯得尤其迫切。

國資委不能走

葛文耀爭取家化脫離國資委，因為制度不完善限制了員工的創造能力。大股東為自利驅離葛文耀，也折射出現行股份制度的不成熟。受國資委管理的大企業遠遠不只是謀求利潤的機器。它們就是社會。信托公司是資本的代理人，企業高管是股東的代理人，國資委是社會的代理人。大家都是代理人。金融資本少用西方已經被批判的“金融代理人”理論冒充社會經濟的主人。一個良性的社會經濟秩序只能在多頭代理人矛盾與沖突之間尋找促進社會福利和進步的平衡點。誰也沒有“天賦神權”。過去，國資委計劃性的控制束縛了管理者對應市場的創造力。現在，退半步，國資委還要扮演社會代理人的角色監督其它代理人的行為。否則，談什么中國特色。

《黑天鵝》一書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Taleb)在其新書中把商業參與者分為三種：白說不負責的學者，為利益而戰的商人，為信仰而戰的使徒。對上海家化和平安信托的管理者而言，他們只有選擇為信仰而戰，為一個潛規則與顯規則互惠互益的中國商業制度而戰。以他們的規模和影響力，他們就代表中國市場。通用汽車的斯龍有句名言：凡是有益于通用的，就有益于美國。同理，凡是有益于中國商業制度建設的，就有益于家化和平安。

那些刻板的把商業制度僅看成法規和條款的人也許可以留心一下2008年金融危機過程中華盛頓與華爾街之間細膩的互動，留心一下彼爾德伯格年會(Bilderberg Group)這樣的非正式商業閉門會議。有大謀略的商業領袖人物之間非正式的協調有時比書面合同更靠譜。有愿望領導世界經濟的中國商人必須學習相互遵守規則，共同養育默契合作的制度。三十年中國大發展，斗轉星移。商業舞臺也從爭奪謀生的小利升華到統領世界經濟發展。假如平安和家化的領袖順勢而為，以此契機開啟新型的金融資本與實體管理者的默契合作模式，那將善莫大焉！

“1210年3月28日，遠在意大利熱那亞的商人坎布同意為居住在盧卡城的約翰尼支付他在英國倫敦的100馬克先令的債務。這看上去極其平常的契約只是當時成千上萬的契約之一。它們反映了一個成熟的商業制度。它們開啟了歐洲的現代經濟。”格雷布用上述的文字作為他分析西方崛起歷史的著作開場白。

“2013年5月某日，平安信托、上海家化、73只基金在上海國資委的協調下結成新型的戰略同盟。他們立誓以排它的方式嚴懲商業制度的破壞者。這個非正式的上海協議開啟了世界商業的東方時代。”我們希望后來的史學家以此為端語。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課程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