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李克強為什么按兵不動？

2013年06月20日 09:14
來源：財經網

0人參與0條評論

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減速趨勢還沒有得到扭轉。世界銀行剛剛出版的《2013年全球經濟展望》把中國今年的增長率從之前的8.4下調到了7.7。而國家統計局(NBS)上周公布的5月份信貸數據也顯示，貸款的增加也不盡人意，僅為6670多億人民幣，比4月還是減少了1200億元之多。當然，即使新增貸款增加到8000億甚至更高的水平，也未必意味著經濟放緩的態勢真正在改變，因為在2008年以來貸款的巨量擴張使得中國的貸款規模迅速擴大到接近GDP兩倍的情況下，新增貸款的增加很可能更多的是為了償還舊債而非為用于投資。所以真正要關注的不是貸款流量的變化，而應是存量變動，即是貸款余額是否在持續增長。但答案是否定的。

實際上，這兩年多來，由于中央政府在宏觀上采取收縮的政策，特別是房地產政策的調控層層加碼，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已經明顯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資的年增長總是會超過25%，而現在已經下降到不足20%，而東部地區的投資增速不到全國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回落，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回落的就更快了。在正常年份，工業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長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長率則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第一季度更是只有7.8%。這無疑是導致經濟放緩的直接原因，因為在中國的GDP中，工業增加值占了幾乎一半。

這樣看起來答案就非常清楚了。如果允許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勢頭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轉。畢竟，2008年在“四萬億刺激計劃“下擴張起來的產能(包括迅速積累的房地產和其它資產的規模與泡沫)絕大多數是唾手可得的。所以，一旦中央政府再次啟動新一輪的刺激計劃，這些產能就會迅速被利用起來，將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再次推高到9%，的確也不是一件多難的事。上個月，在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的一次演講活動中被問及增長率是否還能回到8%以上時，我就這么說了。那么，緊接著的問題就自然是，中國的新一屆政府領導人是否會再次啟動新一輪的保增長計劃呢？我最近去香港和新加坡，這也是一個必然被問起的問題。坦誠地說，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也不是沒有答案。我的答案是，這要看李克強在未來幾年里能容忍的最低增長率是多少了，是7.8%，7.5%還是7%？

的確，盡管中國經濟放緩的局面沒有明顯的改觀跡象，但今年“兩會”以來李克強總理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并沒有就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發表任何公開的言論，這難免讓外界傾向于相信李克強在未來幾個月里改變現有經濟政策的概率幾乎為零。有的經濟分析師甚至從李克強最近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幾次講話中判斷，李克強能容忍的最低增長率已經從7.5%下降到了7%。

如果是這樣，我們就需要問一下，北京為什么不采取行動？是什么讓李克強按兵不動？直到上周習近平主席在加州莊園與奧巴馬會面，答案才露出水面。習主席對奧巴馬說，我們其實是可以讓經濟增長得更快的，但是我們把增長目標調低了，因為我們希望通過壓低增長率來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習主席的這段話直截了當，不僅道出了中國最高領導人對當前經濟減速的最明確的看法，也幫助解釋了為什么最高領導人對經濟的放緩趨勢至今保持沉默和不斷的容忍。

習主席的這個說法很可能代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一個共識。如果這樣，那么意味著，李克強政府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清算在2008-2010年“四萬億刺激計劃”下產能過快擴張的遺產。我相信李克強總理支持這樣的看法，如果2008年以來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下形成的膨脹的產能和扭曲的結構得不到真正的壓縮和矯正，接下來的信貸放松就會迅速再利用起它們。看上去，雖然經濟增速短期內會加快，但肯定并不利用中長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不可否認的是，2008-2010年的溫家寶政府推行的大規模刺激計劃拖延了中國經濟升級的步伐。本來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到來之前，中國經濟在2005年的匯率沖擊下已經開始累積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從其它東亞高增長的經濟體的經歷來看，匯率沖擊并不是很壞的事情，因為對于一個具有長期增長潛能的經濟體，外部的沖擊往往是政府和企業推進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催化劑，而匯率升值往往就扮演這樣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在中國，匯率升值推動的這個結構調整的進程剛剛開始就被2008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終止了。在政府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支出下(2009年的投資增長率高達32%)，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不僅被干擾扭曲，而且那些在結構調整中會被逐步壓縮和淘汰的產能反而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固與擴張。

因此，李克強的策略似乎應該是，要讓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再回到08年之前，繼續開啟中國經濟結構升級的窗口，就需要痛苦地清算過去5年投資擴張的遺產，去壓縮那些阻礙結構調整的產能和矯正被扭曲的投資結構。而要做到這些，中央政府必須能夠容忍經濟增長的持續放緩，維持偏緊的宏觀政策基本不變，從而給地方政府和企業(尤其是沿海地區)持續增壓，讓他們別無選擇，唯有尋找新的增長源泉和增長方式方能實現進一步的經濟增長。

東亞的經驗表明，產業的升級，企業的轉型多為應對外部沖擊和內部壓力的必然回應。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和工資上漲，特別是2008年的外部沖擊發生以來，以出口導向戰略為主的中國沿海地區的壓力已經最大，加之國內經濟的放緩，那里的加工制造業向內陸省份的轉移必然加快了，而沿海發達地區更是要尋求以更大的開放政策和更市場化的改革來推動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產業升級。這就是為什么在深圳前海特區方案之后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計方案能很快獲批的原因。

如果這樣的解釋順理成章，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認為李克強對經濟增長放緩的這一忍耐沒有限度呢？過去我們一直用自行車的平衡原理作比喻說，中國政府是不能容忍經濟增長低于8%的，因為較快的經濟增長有助于緩解和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問題與矛盾。相反，低速的經濟增長將帶來更多的問題，引發社會不穩。而今天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持續在8%之下運行而李克強還能按兵不動，一個解釋當然是，與10年前相比，在總量上，今天中國的就業壓力已經大大緩解。這可以從最低工資普遍上漲的事實中得到佐證。如果中國今天面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那種失業沖擊和就業壓力的話，現在經濟的持續放緩就會讓政府十分被動。而且真是那樣的話，想必李克強總理早已出手挽回局面了。

很容易理解，工資的上漲趨勢和就業壓力的變小是中國經濟中那些長期結構因素隨經濟發展而變化的結果。在當前面對外部沖擊和內部壓力的節骨眼上，出現工資上漲和就業壓力的緩解這一趨勢對打造李克強總理的所謂中國經濟升級版其實相當有利，這該是幸運。如果真能穩住了這個局面，并能積極布局和推進中長期的全面改革方案，那么，我們就應該對中國經濟未來巨大增長潛力的實現保持樂觀，就像習近平主席對奧巴馬總統所說的那樣，“中國完全能夠在不斷戰勝困難和挑戰中繼續保持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對此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