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應把釋放改革紅利放在首位

2013年06月21日 06:29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蔡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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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紅標

中國證監會于6月7日發布了有關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征求意見稿，這是自擬上市公司自查、抽查后的第三步，也是證券監管部門為妥善解決IPO堰塞湖問題進行的有益嘗試。

在《證券法》的大框架下，筆者想就事論事地對本次改革提幾點建議。

筆者非常贊同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的“市場化、法制化”及“標本兼治”的改革取向，但這些原則的前提應該是透明化。所謂透明化就是監管部門出臺的制度非常清晰、沒有什么灰色地帶，不需要投資者及相關各方去猜測或揣摩。如果說，有人判斷這個意見稿的出臺意味著新股8月份開閘，這不必過于理會，因為這是一家之言。但征求意見稿尚有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內容，如提出“申請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在審企業，可申請先行發行公司債”。那么這是短期措施還是長效機制？債券融資和新股融資有額度及時間上的替代關系嗎？是某些IPO企業可以這么做，還是“一刀切”？再如所謂發行“普通股之外的其他股權形式”，具體指什么？如發行其他股權，則新股發行規模是否應減少？

筆者建議，是否可以明確在通過發審會后，允許擬上市公司先發行等額的可轉債，相應減輕股市的融資壓力。其次，明確可以以固定收益為主的優先股，或者有一定固定收益基礎、在分紅率超過一定比例后還可適當分紅的優先股；鑒于優先股無表決權，因此應明確其能否上市或如何區別于普通股上市。至于是否規定優先股在總股本中的比例，則可先原則規定。

征求意見稿引進新的配售機制是個進步，尤其是引進“有效報價的個人投資者”市場覆蓋面更有代表性。但不管是“20個”還是“50個”，很難避免主承銷商“做局”的可能，甚至不排除最后入選的機構或個人投資者所獲得籌碼實際為某大戶獨得的可能。因此，應盡可能把中簽投資者信息透明化，如機構投資者公布其法人及實際控制人等信息，個人公布身份證號及居住城市等；也許還應公布其股票賬戶所在的證券公司席位。這也許很煩瑣，但在市場形成的過程中是個難以逾越的階段。

其次，關于網下配售比例、回撥機制的規定，應該講也是個改進，但若能進一步完善以下幾點則可能更好：一是網下配售比例不僅要明確最低比例，最好公布一個區間，如進一步明確網下配售比例上限為95%，這對于超級航母是非常有必要的，即證券監管部門對于融資額在50億（市場條件許可時可放寬）以上的IPO其網下配售比例為95%，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減輕二級市場的壓力，當然如滿足回撥機制可以按規定執行；二是明確“在執行了回撥機制后，有效認購倍數不得低于20倍”，以避免給市場以錯誤信號；實際上，如果對于小盤股，不妨引進二次甚至三次的回撥機制，即第一次回撥機制后的有效申購倍數還是在50倍以上，則可以再次進行回撥機制；三是網下配售部分還是要分級別，即充分引進不同性質的投資者。在香港有戰略投資者、財務投資者，還有錨定投資人，其中的一個區別是鎖定新股的時間。既然人保集團投資興業銀行的定增鎖定36個月，為什么大型IPO的戰投不可以鎖定3年？事實上，即使在目前的非定向增發中，為了得到心儀的股票、自愿延長鎖定期的機構投資者也大有人在。

筆者相信，投資者是非常歡迎藍籌股及成長股的，反對的是圈錢；但如果在發行階段通過良好的發行機制充分反映新股的價值，則市場的壓力自然會解除。這才是長效機制。

此外，新辦法仍規定“網下配售的新股中至少40％應優先向公募證券投資基金和由社保基金配售”。筆者不太贊成這個規定，應公平對待所有投資者，不能厚此薄彼。

總之，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應把釋放改革紅利放在首位；過去20多年，證券市場改良多于改革，以至于市場的融資功能與股指不自覺地掛鉤了。其次，即便在不改變國家法律的情況下，單純以技術層面而言，監管制度的完善也大有空間。不管如何，與其把壓力留在監管部門，不如徹底放棄父愛主義，讓融資的壓力由企業及主承銷商去承擔；更關鍵的是，讓股市的融資功能真正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

（作者供職于中國人保資產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