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劍勇：土地城市化抬高房價

2013年07月11日 10:50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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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十三

【核心觀點】

近十多年來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雖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產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會不穩定與環境代價大等弊端。這是一種飲鴆止渴式的增長模式。

發展方式轉變困難有制度背景

新京報：這些年我們一直在講，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什么這么難？

范劍勇：經濟發展方式粗放、不可持續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收入分配矛盾尖銳、內需不足，也普遍達成共識。這里面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問題，我想從城市化的視角進行說明。

中國經濟近30年發展得非常快，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市場化改革取代了計劃經濟，而是城市化、工業化使得經濟發展的分工水平不斷加深、并得以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最終使經濟蛋糕越做越大。

比如說，生產100個杯子平均下來一個杯子可能需要50塊錢，生產1萬個平均下來需要10塊錢，生產10萬個平均下來可能需要5塊錢，也就是說隨著需求規模擴大和分工細化，成本不斷降低。

農村勞動力持續流向城市，其實也是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分工不斷細化、規模經濟逐漸體現的過程。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困難背后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沒有觸及這一制度背景，對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無異于隔靴搔癢。我認為，只有轉變現有土地城市化模式，才能逐漸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新京報：經濟蛋糕做大以后就要分割，為何會出現分配不公？我們忽視了誰的利益？

范劍勇：經濟蛋糕切割的份額大小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稀缺性。在中國，勞動力是最不稀缺的。當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隨著經濟蛋糕做大，對稀缺的土地要素會產生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決定的經濟發達地區土地價格會越來越高。

農民工流向到城市里面，就住房而言，本應在經濟蛋糕做大后產生的土地增值中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說，至少政府應該替他們解決基本住房需求，況且經濟蛋糕做大本身是由農民工貢獻了很大一部分。

現實情況是，由于沒有住房，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以蝸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來解決住房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發。

土地城市化抬高房價

新京報：農民工為什么得不到應有利益？

范劍勇：土地城市化模式是在現有體制下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比如，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計地把GDP搞上去，這時面臨一個矛盾：有限的財政或者向銀行貸款的錢，究竟是用來提高地方GDP的增長，還是用于民生工程建設？現實情況是，各地方政府為GDP考核而展開激烈的地區間競爭，而對本轄區內居民的公共產品提供并不是其最優先考慮的目標。

一方面，招商引資可以把GDP做大；另一方面，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帶來很大的GDP貢獻。后者與土地城市化關系密切。政府從農民那里低價征地，然后把這塊征地分割，拿出20%-30%土地進行拍賣、并由開發商進行商品房開發，用40%-50%搞工業園區，工業用地面積大、住宅用地面積小。

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城市化維持的超額投資對地方GDP的貢獻是非常大的。要維持地方GDP短期而又“持續”的增長，只有不斷進行新一輪的征地、新一輪拍賣、新一輪的土地融資進行城市化建設，土地價格抬了上去，住宅價格也跟著抬上去了。

新京報：房價什么時候能夠真正降下來？農民工住房問題怎樣能夠解決？

范劍勇：之前房價上漲這么快，我認為是體制性原因，只要體制不改變，房價沒辦法真正降下來。同時，現在的房價不可能再漲了，因為高企的房價已經變成了政治問題，涉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從理論上來講，土地的稀缺是地方政府壟斷供給造成的。

新京報：你認為地方政府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范劍勇：地方政府應退出土地市場。從國際經驗看，地方政府是不參與土地市場的。而我們的情況是，地方政府先把地征去，再高價賣給你，中間大量的錢用來搞基礎設施。也就是說，近十多年來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雖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產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會不穩定與環境代價大等弊端。這是一種飲鳩止渴式的增長模式。

不可急推土地城鄉一體化

新京報：農民工問題和我們當前面臨的產業結構低端化有關系嗎？

范劍勇：我自己有一項研究，在中國從事加工貿易或國內市場銷售的企業，其生產效率是不高的，而這類企業雇傭的勞動力，大部分是農民工。

同時，從農村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就業結構來看，處于20歲到40歲之間的年輕勞動力往往外出打工，50歲-70歲之間往往在老家從事家庭農業經營。

年輕一代在外地打工，年老的在家里務農，這兩部分收入各占一半、共同構成了目前的農村家庭收入，維持著“小康以下，溫飽以上”的生活水平，這就是中國的一個現實。

現在的問題是，打工的年輕一代從事的是低端化的制造業生產，他們的收入不足以構成整個家庭的支出。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在西方國家，環衛工人的勞動力有可能在城鎮上養活一家人，因為他們有很好的社會福利。而我們的農民工在城鎮上的基本住房需求都難以得到保障。

現在有人提出來要用土地私有化來解決這個問題。我想說，不要以為市場經濟能解決所有問題，簡單把農村耕地賣掉或者把宅基地賣掉遷入城市中來，由于產業結構的低端化與社會保障不健全，很可能會造成社會動蕩或貧民窟的產生。

新京報：大多數農民工生活艱難，但據說在大城市，也有農民買法拉利跑車的例子？

范劍勇：值錢的土地往往位于沿海地區，或者是大城市的郊區。北京有些地方的土地補償幾千萬甚至上億元，農民一下子有錢買法拉利，甚至出現將法拉利當作出租車使用的情況。沿海地區、大城市郊區的農民受益，中西部地區的大部分農民不受益，使本來已經尖銳的收入分配形勢更加惡化與不公平。

新京報：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范劍勇：目前學界與社會有一種普遍的誤解，既然地方政府扭曲了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并占用土地出讓的絕大部分收益。那么，為了徹底扭轉這一狀況，索性將土地出讓的所有收益徹底讓渡于農民，使地方政府徹底干凈地退出土地市場。我認為，這是一種過于簡單的思維方法與邏輯推斷。

在城市就業機會不充足、產業結構低端化造成的低工資收入等情況下，這種急速的土地市場一體化完全可能打破目前穩定的農村生活、農業生產局面。只有在城市廉租房已經大量建成并對流動人口開放的情況下，家庭成員的非農收入能維持其在城市中基本的生活需求，資本下鄉的前提條件才是成立的。因此，不可以急速地推進土地市場上的城鄉一體化。

從一定意義上講，目前的城市化實際上是不完全城市化或者偽城市化。

總結起來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雖然有頂層設計等措施被提出來，并試圖解決體制性問題。但是，我認為，如果沒有抓住土地城市化這一主要矛盾，在邊邊角角做文章、回避主要矛盾，是不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

范劍勇從研究學術轉為研究現實問題

作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一名教授，范劍勇長期以來一直專注于空間經濟學理論在中國區域間的應用研究，也就是用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去驗證新經濟地理學若干假說。這種學術研究與貢獻更多地體現在學術圈內。大約從去年開始，他轉變過來，著重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若干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

“農民工”是這次采訪的關鍵詞之一。“農民工對城市經濟做出很大貢獻，但是他們享受不到經濟增長果實。”范劍勇說，我們已經把經濟蛋糕做大，但是并沒有把蛋糕切好，這容易爆發由利益分配不均導致的社會動蕩。范劍勇認為，收入分配當中最急于解決的問題是農民工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然后是其他社會保障問題。

采訪過程中，范劍勇幾次談到深層的機制問題，“地方政府主導把經濟蛋糕做大，但沒有踏踏實實把經濟發展的基礎夯實，急功近利的情緒體現得非常明顯。”說到關鍵的時候，范劍勇還用PPT展示，用圖表來闡述。

“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名義來拆你的房子占你的地，土地收益被拿去投資基礎設施，這種在要素市場上‘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做法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他說，如果“體制不改變，房價是沒辦法降下來的，農民工住房問題在短期內也是無法解決的。”

在范劍勇看來，從表面上城市化發展很快，城市化率達到50%以上，而真正的城市化率水平，去掉沒有享受公共產品的農民工后，中國城市化率僅30%出頭。“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目前實際上只是偽城市化。”而最讓他擔心的，“不是農民引發的社會動蕩，而是農民工引發的社會動蕩。”

他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困難背后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沒有觸及這一制度背景，對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無異于隔靴搔癢。他希望，切實解決農民工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進而夯實經濟發展的內需基礎，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