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素史克“賄賂門”背后商業賄賂案有待破題

2013年07月19日 06:38
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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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化浪潮看，跨國公司一直扮演者著主要推動力的角色；從改革開放至今的中國經濟來看，不僅是一部中國企業的快速崛起史，也是在華跨國公司由“貴族”到“平民”的變化史。

此次葛蘭素史克（GSK）中國公司的“賄賂門”事件結果雖仍處于調查過程中。但這次案件無疑會成為跨國公司在華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外資企業跌落神壇

從受寵到被調查，甚至受罰，外資企業近幾年在中國的地位急轉直下。

2010年5月，持續近一年的“力拓案”塵埃落定：4名被告人犯有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侵犯商業秘密罪。2010年10月國務院發布通知，決定自當年12月1日起統一內外資企業和個人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制度。

由此，外資企業享受的超國民待遇正式終結。

“這是我國的里程碑事件，意味著今后我國境內所有的企業，將在統一的稅收法律和政策下實現公平競爭，標志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走向成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當時如此評價。

在這之前，頭戴“貴族”光環的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并不在一個起跑線上。政策方面，外資企業享受了內資企業享受不到的各種優惠政策；市場方面，消費者普遍相信跨國公司的商品、服務質量比內資企業更高。

“直到現在，外資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上也仍然享受了不同程度的品牌溢價。”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對證券時報記者說。

今年初，國家發改委對境外企業價格壟斷開出首張罰單——三星、LG、奇美等6家國際大型液晶面板生產商，因壟斷液晶面板價格，被處罰3.53億元。

7月，受國家發改委對多家洋奶粉企業進行反壟斷調查影響，包括惠氏、富仕蘭（美素佳兒）、多美滋、美贊臣等品牌在內的洋奶粉先后宣布降價。不久前，工信部公開表示，爭取在兩年之內，讓嬰幼兒配方乳品的十大本土品牌企業的產量，占社會總量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60%以上，5年之后，提高到75%以上。

這一系列事件是否預示著：中國要拿跨國公司開刀？

事實上，從反壟斷來看，矛頭并非針對外資企業。在對三星、LG等企業開出罰單前，反壟斷法已經施行4年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對49起價格壟斷案件開展了調查。案件涉及醫藥、造紙、液晶面板、水泥、保險等多個行業，被調查的市場主體既有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有外資企業。

針對GSK的商業賄賂案件，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日前也公開表態，中國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沒有也不會改變。依法查處GSK案，進一步表明中國政府將繼續致力于完善、優化投資環境，努力為各國投資者創造公平、平等競爭機會的決心。

商務部數據還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已經連續20年成為利用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劉俊海認為，雖然中國打擊跨國公司在華行賄的工作依舊任重道遠，但是絕非表明中國會改變對外開放、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戰略。

GSK案例的標桿意義

“如果不是這次臨江旅行社偶爾進入了公安機關的視線，也不會發現這個驚天的秘密。”在劉俊海看來，這次GSK的案例帶有偶然性。一直以來，我國打擊商業賄賂的重點主要是內資企業，沒有明確將監管的重心瞄準跨國公司。

事實上，跨國公司在華行賄并非新鮮事。按照美國證交會網站披露的資料，迄今按照《反海外腐敗法》被處罰或和解的跨國公司一共有80余家，其中三分之一在中國涉案。

有業內人士還指出，跨國公司在華的商業賄賂行為不僅集中于醫藥行業，像金融、電信、資源開發、房地產、工程建設等政府管制比較嚴格的行業都是高發區。此次GSK的案例也傳達出一個信號，即中國的反腐、特別是跨國反腐的力度在大幅加強。

從整個商業領域來看，中投顧問產業研究部經理郭凡禮對記者表示，中國整頓市場環境為廣大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有利于市場經濟發揮正作用。中國對于危害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行為都會嚴格打壓，跨國公司在華行賄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中國今后打擊跨國公司在華行賄的力度會加大。

從GSK所在的醫藥領域來看，劉俊海認為，這次的案件應促使我們反思醫藥市場的制度設計漏洞，進一步減少政府審批項目，盡量閹割不必要的行政管理項目，進一步鼓勵公平競爭，打破不法壟斷，建設一個消費者友好型的公開、透明、公正、理性的醫藥市場。希望GSK不僅會成為我們凈化醫療市場的標桿案例，也會成為中國醫藥市場改革的重要拐點。

“我們應該在監管上進行查缺補漏。除了進一步健全現行法律，抓緊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之外，最重要是要建立這種常態化、規范化、全方位的企業商業賄賂的嚴懲重處機制。”劉俊海說。

郭凡禮則預計，隨著中國市場環境、法制環境的日益規范和完善，外資企業過去在中國的野蠻生長將會結束，轉向合理的符合市場規律的生長路徑。

商業賄賂案件待破題

在業內專家看來，此次GSK案件的另一個關注點在于，它能夠改變我國在打擊跨國公司在華商業賄賂案件中，長期存在的行賄犯罪與受賄犯罪不匹配、不成比例問題。

此前，跨國公司在其母國被查處的案件來看，有不少跨國公司的罪名就是“向中國官員行賄”，但是接下來，中國司法部門并沒有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受賄行為展開進一步調查。

例如，去年8月，輝瑞被美國證監會指控在中國等國家行賄，為此其計劃以6000萬美元來平息丑聞。在輝瑞制藥“行賄門”曝光之前，美國證監會還披露西門子“行賄門”事件涉及在華3家子公司。

劉俊海認為，制約因素有多方面，例如兩國沒有相關的司法協助條約，境內司法部門取證難等等。此次GSK案例，犯罪行為在中國境內發生，不存在取證難的問題。“要加大對受賄人員的刑事責任追究力度，一定要順藤摸瓜，擴大打擊犯罪的成果。只有這樣才能根治醫藥領域收受賄賂的亂象。”劉俊海說。

此外，在去年底的“市場經濟思維下的行賄罪重構”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劉為波也曾表態，我國對行賄犯罪與受賄犯罪的打擊不成比例。

“舉例說，如果我們打擊的受賄罪有100件，那么相對應的行賄罪卻不到20件。這里既有觀念上的原因，也有制度上和立法上的原因。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需要重視打擊行賄罪和受賄罪不成比例的現實，并應當設法解決雙方懸殊過大的問題。”劉為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