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的罪與罰：從座上客到階下囚轉變只在一瞬間

2013年07月21日 12:00
來源：新金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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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杰的罪與罰

從座上客到階下囚，對曾成杰來說，轉變只在一瞬間。作為湘西民間集資的最后一位買單者，至死也沒有明白，非法集資與民間融資，邊界在哪里？

新金融記者彭俊勇曹曉龍湖南報道

曾成杰也許從沒想過，自己會在中國民間金融史上留下這樣一筆——2013年7月12日在長沙沙坪刑場，以非法集資罪被執行槍決。

從邵陽到湘西吉首，再到省會長沙，路程不過幾百公里，見證了曾成杰從平凡到輝煌再走向消亡的全過程。

2008年12月18日被抓捕、2011年12月26日被湖南省高級法院以非法集資詐騙罪，二審判處其死刑的原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三館公司）總裁曾成杰，在經過將近5年的牢獄生活及抗爭之后，終于回到了故鄉——以骨灰的形式。

在他的骨灰被兒女帶回新邵安葬的途中，邵陽市去往其家鄉故居的道路拐口矗立著一座當地首家按五星級標準建設的酒店——邵陽華天大酒店。

該酒店前身是三館公司旗下開發的新林大酒店。根據曾成杰的二審和死刑復核辯護人、北京市盛廷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少光的辯護詞，2011年這個被實物資產及土地使用權評估總價值為16878.26萬元的項目，被湖南民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掛牌價1.53億元賣給了華天大酒店。

曾成杰的死，五年之前已經埋下了引線，在當時吉首的民間集資浪潮中，曾和他的三館公司一直處于最耀眼的位置，結局已然注定。

到2008年崩盤為止，吉首的民間融資持續了13年，在時間跨度上，全國之最的稱呼不無道理。

“作為集資者，尤其是比較早的集資者，從開發公司那里獲得了利潤，當然不會恨這些人，擊鼓傳花最后一棒的人，才是最終的受害者。”吉首大學一位對當地集資頗有研究的副教授對新金融記者表示，而他自己“實話實說也參加了集資”。

在當時，關于吉首的說法是全民集資，雖然有些夸張，但這里成為當時國內集資重鎮卻是不爭的事實。

有人總結了吉首集資的四個全國之最：資金額全國之最；參與融資人數和家庭全國之最；涉及的湘西自治州及四省邊區面積全國之最；融資時間長達13年，全國之最。

2000年，吉首有了建設新城的計劃，當時想要在2005年將政府機關等搬遷到乾州新城，將老城區的土地用于商鋪和住宅開發，有將黃土變成金的想法。在當時，建設新城，利用政府機關的轉移來進行土地置換和開發，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全國各地的成功樣本不乏先例，只是在湘西，遇到資金短缺的問題。

作為湖南的貧困地區，2000年前后吉首的財政收入僅有約3個億，尋找資金進行開發成了整個建設中最重要的一環。

這樣的背景下，遠在邵陽的曾成杰成為了吉首政府的座上客。包括其控制的三館公司在內，依靠民間集資進行開發的公司迅速成長，這其中包括后來與曾一起被當做非法集資的福大、榮昌、偉業等公司。

當年，無論是曾成杰還是其他公司，依靠自有資金進行大規模的開發都是捉襟見肘，而在當地銀行機構又很難得到貸款的情況下，民間融資被認為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

這其中，曾成杰的三館公司后來居上，一度成為當地集資最大戶。最終，民間融資由曾經的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到全面整治，曾成杰轉瞬間從座上客淪為階下囚。

“成功的就是企業家、民間融資，嘗試金融新探索；鏈條斷了或許就是非法集資，就這么簡單。”吉首一位曾經參與集資，并在其中經歷了跌宕起伏的人士這樣為曾成杰做了總結。

慘痛的崩盤

事實上，明眼人看來，步子邁得太大，是當地集資最后崩盤的主要原因，而這其中曾成杰的三館公司無疑是最激進的。

新金融記者得到的內部資料顯示，截止到2008年8月，曾成杰的三館公司共參與集資38個月，在所有受處理公司中排名第五，其涉及金額為32億元。與此相對，融資時間長達238個月的光彩公司最終的金額僅為19億元。在所有被處理的22家公司中，三館公司涉及金融最大，所受到的懲罰同樣最為嚴厲。“只有曾成杰被判了死刑，別人頂多是無期徒刑。”

在吉首的民間與政府之間，對待集資的態度有著讓人難以捉摸的差異，雙方在此事上，輪流扮演著支持與反對、反對與支持的角色，在中間取得短暫的共識之后，對待開發商們的最終態度有著天壤之別。

最初時刻，州市領導經常出席開發商的各種破土動工儀式和開盤剪彩慶祝活動，有意無意中為民間借貸吃了一顆定心丸。

如果說，最初的時候吉首的民間融資還是處在可控的軌道上，隨著集資企業的增多和民間熱情的提高，利率開始了快速上漲，終于走到了崩盤的邊緣。

曾成杰曾對外說過，2004年到2005年，大部分集資公司給出的月息由3分飆升到5分，三館公司2004年給的月息是2.5分。而到了2007年，融資月息都已普遍在6分以上了。

普遍高息融資的背景下，吉首對集資要開始整頓的信號已現端倪。

2008年3月15日下午，吉首房地產商會融資企業董事長會議在該市個體私營協會召開，在融資領域占有一定地位的多家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出席，三館公司代表為曾成杰的妻子鄧友云。

據當時參加會議的一位個體協會人士代表向新金融記者回憶，當時，會上已經顯現了政府要整頓民間融資的氛圍，“這么多參與融資的企業老總參會，據我所知還是第一次”。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當時的吉首市副市長李衛國發表了重要講話，“政府通過商會把防范融資風險的工作部署反復與大家溝通后，絕大部分老總的認識基本到位，這一點應該肯定，”但同時，“政府支持大家搞建設，但是絕不支持利用非法集資的辦法來搞項目建設。”

事實上，以湘西州紀委2008年6月26日發布的12號文件為起點，從民間融資到非法集資的政府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民間集資的字眼已經在官方文件中消失，而僅在一月之前的5月，湘西州民間融資規范小組的文件中，還將民間融資和非法集資按照規范和打擊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并且設立了一企一策的思路。

當地的房地產開發商們也曾想過自救，當時協會要求從2008年8月19日開始，要在半年時間內，將民間借貸月回報逐漸降至3%以下，以降低負債，平穩著陸，并且將此公告在當地電視臺反復播出，只是此時，一切已經來不及，歷史已經不給他們糾偏的機會。

三個月整治期內，停本停息的情況下，當時依靠利息維持生活的人家立即陷入困境，導致融資企業門前人流不散，穿梭不定，議論紛紛。最后的崩盤時刻終于到來。

與此同時，當地出臺的相關文件，規定了房地產項目必須自有的資金比例，就是為了遏制民間融資，只是此時，曾成杰們已然是騎虎難下，一企一策的方法并沒有得到真正落實，最終的結果是一刀切，所有參與者都成為了“非法集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