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與企業應各守界限

2013年07月27日 01:46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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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耀

方輝

城鎮化作為新一屆政府發展經濟的重要抓手一直備受關注，本報連續刊發相關報道后，引起廣大讀者對城鎮化的路徑和模式問題的熱烈討論？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在接受《中國經營報》專訪時表示，在城鎮化進程中，地方政府確定的城鎮化率目標要以產業規劃為依據，“產業的園區和居民的社區要同步配套。”政府和企業應該分別扮演公共服務提供者和就業崗位創造者的角色，政府不能大包大攬，企業也不能辦社會。

政府和企業不能串位

《中國經營報》：2005年10月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至今已經過去8個年頭，今年新一屆政府提出城鎮化概念，新農村和城鎮化，是兩個獨立的概念，還是有先后承續？二者內在的聯系是什么？

陳耀：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完全是兩個概念，新農村建設是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沒有脫離農村的范圍，城鎮化是轉移農村人口，是農業人口市民化，農民的身份發生了變化。

不過從內在的邏輯上看，二者也有一些聯系，具體表現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部分地方進行整體的村莊改造，人口集中，基礎設施改善，這里的新興農村社區與城鎮化就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城鎮化概念提出后，部分地區主動將當地的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聯系起來，比如河南大量搞新型農村社區。但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最大的區別在于人的身份沒有變，土地性質沒有變，農村的土地沒有實行國有化，沒有變成建設用地。

《中國經營報》：現在很多地方都希望通過地方的大企業來帶動當地的城鎮化，但在實踐中，并沒有對企業作用的明確定位，你認為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和企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陳耀：現在大家講城鎮化，一般都指政府在推動。其實政府和企業的角色是不一樣的，城鎮化的整個過程都是可以由企業來參與的。

城鎮化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轉移人口、市民化，相當一部分是政府來承擔的，為農民轉變身份，以及市民化之后要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些都是政府必須提供的。

在上述過程中，政府的行為也需要有企業的配合，比如政府出資興建的保障房需要企業的參與，農民轉變身份后需要有就業崗位，政府解決不了所有的就業，企業的作用、產業的地位就凸顯出來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在就業需求的同時，也在創造需求，這就是良性的循環。

但這里政府與企業也要有明確的界限，政府不能包辦市民就業，政府也不能辦社會，政府提供的是基礎設施、服務和保障。

單純拉大城市框架風險大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表示，在推動城鎮化的同時，還要推動工業化，是不是意味著就某一個地區而言，城鎮化的進度要受工業化的制約？這與各級政府提出的城鎮化目標是否矛盾？

陳耀：我們講四化同步，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需要良性互動。現在部分地方政府拍腦袋就提出城鎮化目標，很不科學，因為這個東西在理論上應該是由產業發展的進程、水平決定的，但產業的發展水平有其市場規律，不是能人為的。

城鎮化目標要不要設定？應該說要科學地設定，設定要有依據，這個依據就是有沒有產業的發展程度，什么樣的產業發展支撐什么樣的城鎮化。比如某地方在未來20年城鎮化率要達到70%，他們要提供多少就業崗位，工業、服務業的投入要有多少，要發展到什么程度，這些都要考慮到。

我經常提出要注重城鎮化的質量，不要片面追求規模，如果只是將人口從農村轉移出來了，新的市民沒有就業崗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跟不上，就只能算是低水平的城鎮化。

《中國經營報》：最近各地頻頻曝出“鬼城”，大量的基礎建設和房地產項目完工后沒有人使用，其中很多都是超前規劃，舉債投資，你怎么看待此現象？

陳耀：“鬼城”現象不僅暴露出城鎮化水平低下，還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底特律的事件對中國很有啟示，雖然中國的城市不會破產，但投資的錢是市場化融資得來的，終歸是要還的。按照正常的邏輯，政府主導基礎設施的建設，引入人口，同時把產業培育起來，企業進駐，有就業、有稅收，政府才能有錢還債，如果沒有統籌規劃，單純從造城造房來看，融資成本就太高了，對經濟形成巨大風險。

我認為比較好的做法是，將培育多少個龍頭企業，創造多少就業，與造城計劃匹配起來，也就是產業園區和居民社區要同步配套考慮。社區的過度超前建設容易導致產業和企業的培育不足。當然，城市化里的基礎設施建設應該適當超前，但不能太過超前，產業的培育過程要與之相符合。如果一味拉大城市框架，沒有產業培育方案的話，風險就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