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商人不談政治遭女企業家反對：不信下跪才能活

2013年08月09日 07:32
來源：中國青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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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權，知名投資人（圖/姜曉明）

王瑛，中恒聚信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圖/梁辰）

王功權，知名投資人，生于1961年。本科畢業后任職于吉林省委宣傳部，80年代末辭職，赴海南創業，曾與馮侖、潘石屹等人創辦萬通集團。1998年之后轉做投資人，成為中國最優秀的風險投資家，并積極投身各項社會活動。2011年5月，王功權私奔引起社會熱議，并于2012年1月從鼎暉創投辭職，后赴美游學。回國之后，王功權稱將致力于推動公民社會建設。此外，他還是中華詩詞研究院創始人，兼任北京詩詞學會副會長，并任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倡導“教育平權”。

王瑛，中恒聚信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生于1953年。曾在內蒙古插隊6年，在基層法院和司法局工作10年，80年代末從體改所辭職，后南下廣東做實業，曾擔任企業高管二十余年。還曾參與創辦“世紀中國”網站，并擔任《東方》雜志社社長3年。2013年6月，王瑛因“退出正和島風波”進入大眾視野。王瑛長期擔任“社區參與活動”NGO理事，2012年發起“尋找馬小平”活動，現在主要做的是弘愛人文閱讀推廣中心和“一起讀”活動。

“今天偶見23年前在廣州有過一面之交的女企業家王瑛的退島帖：‘我沒有什么可猶疑的，幾乎立即發出了這個退島的帖子——我不屬于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態度在社會上是公開的。為了不牽連正和島，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島……’”

6月22日晚上，王瑛發出退島帖第六天，王功權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出了上面這段話。

這位因私奔而出名的企業家有著嚴肅的另一面：關心時局、熱心公民社會建設、為教育平權奔走呼告多年，今年年初結束了在美國一年的游學。他自稱“一個閑人”、“退役企業家”，樂意接受采訪或者演講、座談的邀請，“我想利用一切可能的場合和機會講我想講的東西”，不幸的是每次都事先跟人說好了不談私奔，“國家的前途命運比我那點兒破事兒重要得多”，最后卻總是“被人眼睛都不眨地推進火坑里”。

他沒有因為一次次被消費而設下防備，“我沒有幼稚到媒體能夠像我希望的那樣去評價我，我只想利用好這個關注度。”他提醒我們去看他私奔時期所發的微博，“全是講公民社會、講自由民主的，我個人情感的腳步走得有些凌亂，不代表我就沒資格談論公共事務……我可以不再經商，放棄一切，我不能夠放棄的是公民社會這個事。我就算跟別人跑了，也不可能對中國社會的事，全都不管了。”

王功權的辦公室設在北京東三環一個著名的商業樓盤里，4個多小時的交談中，“公民社會”、“去恐懼化”、“宿命”、“十字路口”是他反復提及的幾個關鍵詞。

一周之后，我們在位于南二環的高檔公寓里見到因“退島”聚集媒體關注的王瑛，發現這兩個久未謀面的人用詞高度一致。王功權在互聯網上的個性簽名是“VC007”，王瑛的新浪微博名是“王瑛006”，倆人在思想上恰如這兩個數字比鄰而居。

“我倆有些共同的朋友，他們都說我肯定會和功權聊得來。”王瑛愛笑、言語溫和，與其文字之犀利尖銳形成反差。發出退島帖翌日，她又寫了一篇檄文風格的退島聲明，直率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矛頭直指著名企業家柳傳志“不談政治，在商言商”之說。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媒體報道放大了島內的爭論，討論迅速蔓延出正和島外。財經作家蘇小和撰文指出柳傳志“不談政治”的具體語境，并表示“真正的企業家，他唯一的使命，只能是讓消費者滿意”。而“泛道德化的批評”則“貽笑大方”。他的文章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商業的社會責任》里所下的結論，“僅存在一種、而且是唯一的一種商業社會責任——只要遵守職業規則，那么它的社會責任就是利用其資源，并且從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潤的活動，也就是說，在沒有詭計與欺詐的情況下，從事公開且自由的競爭”。

支持王瑛的輿論則表示，如果說“泛道德化”的要求是一種意見綁架，那么無視中國市場里那只看得見的權力之手，埋頭高喊“在商言商”與其說是恪守本分，不如說是自欺欺人。

在這個急于表達和站隊的年代，很多復雜的問題都被簡單化、標簽化。這一次同樣如此，爭論中有些非常重要的聲音被忽視，王瑛和王功權一再強調關心公共生活、不做“政治的局外人”只是個人選擇，“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環境難言理想，企業家之間要互相體諒”，“社會不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綁架企業家，就像當年非得逼迫大家捐款一樣，去強迫企業家進行價值觀表態……”

接受本刊采訪時，他們兩個都表示體諒工商界的難處，“可以不說話，但不要放大恐懼、制造恐懼”。至于他們自己，則選擇了發聲和行動。

他們被稱為公民企業家，由于所擁有的財富可以攤在陽光之下，加上個人強烈的社會關懷，其利益表達超越了企業和自身，參與社會生活的方式也大大突破了賑災捐款、公益慈善等既有途徑，以更主動的姿態積極進行政治參與和公共表達。

集納了英國歷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阿克頓勛爵畢生思想精華的《自由史論》中有這樣一句話：“不管誰，擁有了社會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權力。這是政治學的最高法則，如同萬有引力是物質世界的至高法則一樣。”

很多人將他們的獨立、敢言，與他們已經取得的財務自由聯系在一起，寄望這樣一群有資源、有影響力的人在轉型期有更大作為。

擔當和訴求是內生的

“我退島是因為自己要開口說話，不想牽連正和島。”王瑛接受本刊采訪時，一再強調自己與正和島創始人劉東華有著充分的溝通和交流，“正和島成立剛一年多，還很脆弱，企業家之間應該彼此體諒對方的處境。一定要求企業家有政治上的明確表達，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公道的很合理的要求，這完全是個人選擇。”

正和島是一個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的企業家社區，劉東華志在以此建立“獅子與獅子之間、獅子與鷹之間的信任鏈、生態圈。”用戶被稱為“島親”，需要通過審核并付費才能加入。目前這個平臺已經有兩千多位付費用戶，還有三百多名專家學者作為“藍色島民”活躍其間。據不完全統計，“島親”們組成了一百多個微信群，群里除了島民，還有大量島外人員，構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企業家社交網絡。

王瑛去年4月“上島”，是正和島的第一批用戶，她是一家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長，做過多年實業，還曾兼職參與著名人文思想網站“世紀中國”的創辦，做過3年《東方》雜志。

思想活躍行動力強、有人脈有見識的她被島親們尊稱為“瑛姐”，劉東華在島上稱她為“正和島的貴人”，有拿不準的事兒也會與她商量。

王瑛非常看重這個平臺，“一方面在島上學習和訓練如何在移動互聯網上生活，一方面參與和發起各種對自己和伙伴們有益的自我啟蒙、自我訓練、自我成長的活動，使自己能夠跟得上‘大時代’前行的腳步。”

正和島的互聯網技術基因決定了客戶主體是新生代企業家。王瑛認為：“最近5年內，80后就會成為重要的生力軍。這個群體扎根在市場上，大部分企業家的行業領域、商業模式、盈利模型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靠政府關系掙錢和發展的企業家比例相對小了很多。這個群體的獨立性要強一些，骨頭也要硬一些，在未來十年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中會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說，他們的狀況也關乎中國的未來與命運。他們發現通過貼近權力賺錢首先是太危險，其次是太屈辱。其中有一批人，已經不僅僅滿足于自己做一個現代企業家，他們還愿意對中國社會這個特殊的轉型期負起一份責任來。我們一定要努力去結束以暴易暴，要創建和維護和平轉型的條件。我理解這個階層應該有它的特殊貢獻。”

給他們提供什么樣的影響、什么樣的價值觀是她非常看重的。就在今年年初，她還曾作為召集人之一，組織過一場主題為“轉型時代企業家選擇”的討論會。

6月初，柳傳志召集十來家公司座談討論“抱團跨境投資”，正和島總裁兼總編輯黃麗陸代表正和島受邀參會。其后，他在正和島的信息集散地“廣場”上發帖，傳達了柳傳志在會上表達的兩個核心觀點，“一是強調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從國內看如此，從歐美看也一樣；二是企業家的態度，最重要的是聚焦、專注。柳總說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黃麗陸的帖子發出之后，迅速引起島民的關注。6月16日傍晚，王瑛邊刷手機邊等朋友，看到了四五十個支持在商言商的跟帖。“那里面很多人都認為老柳是非常正確的，非常智慧的。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都認為老柳是掌握更多情況的人，他的判斷和提醒是有意味的。我覺得我不能不說點什么了，但我不想因為我的表態影響到正和島，所以當時就‘刷’地發出了退島帖！”

“私下里談的時候，很多企業家都認為中國需要改變，但是真正出來說，出來做，每個人都會評估風險，”王功權贊同王瑛的觀點，“人們不能要求某一個人、某一個群體站出來，這個擔當和訴求只能是內生的，不應該是由外部強加的。”

他倆都贊同企業家朋友們“如果覺得有風險，可以不說話，但不要去放大恐懼、制造恐懼”。

王功權說：“以前我在博客或者微博上寫點啥，老有朋友提醒我，‘哎呀，功權你這是要干啥呀！”

采訪那天，他正郁悶。一個交往多年的老朋友給他發了一條絕交短信，“整天不做任何幫助建設祖國的事兒。一身的負能量……”那位他所珍視的朋友在短信中說，“以后別人再跟我要你的電話，我就說不認識你！”

還有各種關于他被關注被監控的傳言，“工商界好多朋友嚇得不敢跟我聯系。很多人傳說，我是很危險的，屬于被有關部門盯著的。沒有這事，我該出國出國，在海外該演講演講。回來，大家都說你回來會怎么樣，我回來也沒怎么樣呀。那誰誰誰的事情，我該呼吁呼吁，這兩天這不還在微信上呼吁嘛……”

“我不是干革命，我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我們的國家、民族在這種重復的暴力更迭中損傷太慘烈了……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為這個國家的良性變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評之聲。我也沒有上街游行，對吧？我也沒有上街鬧事，對不對？我也沒有組織啥力量來怎么樣，對不對？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事兒，并且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為什么這樣做點事說點什么都會被渲染成這樣。”

王瑛的政治主張和他非常接近，“我不喜歡革命黨，我也不喜歡那些宣揚要建立某個理想國的政治家，包括廣場政治等等，這些東西都不是我所喜歡的。一個社會，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內生的需求，渴望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才是結實的。”

話題回到了柳傳志身上，“我不反對企業家做柳傳志這樣的人，可是我反對柳傳志在中國企業家群體里頭，已經有了這樣地位和影響力的時候，他還要說現在這樣的話。”

言語一直溫和的王瑛突然提高了音調，“通過直接參與政治來推動社會進步，這當然不是企業家責任范圍之內的事。但在當下，企業家要去考慮，哪個是我的底線？你可以不發聲，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這已經是底線。無論你是誰，柳傳志也好，王傳志也好，我覺得應該看清楚，這是自己的一個邊界，不能再超越這個邊界。”

在商言商

游學美國時，王功權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稱自己“是中國為數不多站著把錢掙了的人”，但豪邁背后也有無奈，這些年因為不愿意低頭，不肯與權勢合謀，“少掙了很多錢” 。

柳傳志“在商言商”的言論被媒體聚焦之后，王功權在微信圈上發表了“我理解的所謂企業家‘在商言商’——1. 不加入執政黨政治組織；2. 不與特權合謀；3. 不作為人大代表履行參政議政職責；4. 不勾結、賄賂政府公共權力；5. 不為規避政治壓力而讓企業作出業務犧牲。”

他曾經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柳總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更多地考慮社會各個方面的反應，他希望整個社會是和諧的，他希望大家更加關注自己的專業，把自己的企業做好。他從一個企業領袖的角度，從一個兄長的角度，可能主要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但他又同時覺得：“我不認為‘在商言商’代表了大多數企業家的心態。因為在中國，事實上企業家是無法完全做到徹底的‘在商言商’的。政府管理國家的理念和方式使得政商關系密切，在很多方面對商界介入頗多，政府甚至利用公共權力參與商業競爭。……在這個國度里，就政商關系而言，每個企業家都逃脫不了這樣的影響。”

在杭州，浙江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教授董明通過互聯網密切關注著這場“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的爭論，她特地收藏了《南方周末》關于王瑛退島一事的報道。自1993年起她便開始關注和跟蹤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發展，著有《政治格局中的私營企業主階層》、《新興商人群體形成與地方社會轉型》等多本著作和大量論文。

“中國的企業家要操很多不必要的心，在官商關系上投入莫大的心力、物力。”她剛給一批浙江省的民營企業家上完政企關系課，“說實在的，大家做的很多都是事倍功半、千斤撥四兩的事情。”

十多年前，她將中國私營業主的政治參與心態分為4種——恢復型的補償性政治參與、功利型的經濟性政治參與、民主型的發展性政治參與、退縮型的規避性政治參與。

2006年全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私營企業主的政治態度表現出鮮明的利益特征”。她自己曾經借助浙江省工商聯系統的網絡平臺做過一個問卷調查，62%的參與者表示自己參政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企業更好發展”。

在她所做的實地訪談中，一位地市級政協委員表示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浙江省甚至是全國政協委員，“通過政治平臺認識更多的領導，企業有問題可以解決困難，能有人出來說幾句話，現在中國的政府就是這樣。”

一直與民營企業家們保持著密切關注和溝通的她說，“十多年前民營企業家政治參與心態的4種類型里，功利型的經濟性政治參與者是最多的，到現在為止，這個分類和結論還是適用的，沒有過時。我不知道該為自己的預判準確而高興呢，還是為我們的企業家所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大環境沒有發生改變而遺憾。”

在《對私營企業主階層研究的有關文獻綜述》一文中她寫道，改革開放之初，很多西方學者預測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發展壯大起來以后，會像西方的邏輯一樣，成為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階層，然后進一步提出民主的要求，但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就連西方學者也看得很明白了，“中國是帶著行政權力支配經濟的種種遺留和傳統闖入市場的，國家發揮著重要與核心的作用，企業家不得不與政治親近，與政府和官員結成庇護與被庇護關系，且必須經營這個關系網，以贏得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確定性。”

“不是所有工商業主都可以被稱為現代企業家的，工商業主他可以不考慮社會正義這個事情，還有很大一批人在權錢上連得很緊，甚至給權貴集團洗錢、干臟活兒，難道都管他們叫企業家嗎？但是正在成長中的企業家群體中有一批人他們是愿意有所擔當的。”王瑛毫不客氣地說。

對于柳傳志的觀點，她的評論是：“在這樣一個慢慢從成長走向成熟的‘公民企業家’群體里面，我不覺得老柳現在做的這些事情是有好處的。現代企業家是站著行走的，用不著跪著，那些選擇跪著的往往都和自己選擇的生意有關，要賺什么錢有關。既然不選擇賺那種錢，你干嘛要跪著呢？你現在不僅說，‘大家都跪下來，大家都跪下來’，還覺得，跪都不行，還得要什么呢，互相之間提醒，‘趕緊磕頭，趕緊磕頭’，甚至還要指責，‘你為什么不磕頭，你要不磕頭會牽連我’，我不認為這個社會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程度。”

與地方政府往來甚密的富豪曾成杰被秘密處死，為王瑛下面這段話做了一個慘烈的注腳，“這些年來，因言獲罪的企業家，你能夠找出幾個來？可因為抱緊權力的大腿，權錢結合，用完了，又被他們、包括被他們自己內部的爭斗，把你摁上砧板，給剁了個稀碎的，有多少？哪一年少過？哪一個地方少過？什么時候阻擋得了工商業主為此前赴后繼啊？”“我跟企業家打交道這么多年，大多數都很謹慎，沒見過哪一個言語激烈的。王瑛這樣的企業家是少數，在企業發展相對安全的前提之下，他們不僅為自己的企業，為民營企業的發展，甚至為整個國家鼓與呼，我非常樂于看見這樣的企業家存在。”

董明本人擔任過浙江省政協委員，觀察到一些著名的企業家代表、委員把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頭銜印在名片上，但本人卻很少到會參加討論。“那些頭銜對他們只是一個榮譽、一個裝飾、一種保護。”

盡管多年前她按照學理和他國經驗開列了“民主型的發展性政治參與”這一項，甚至還將一些企業界積極參政、建言獻策的兩會代表歸入其中，“其實我自己都知道，他們做的那些還遠遠到不了這個層面。只是我始終有這樣的一種期許，期望他們能對自身有更多的認識、將來能夠做得更多。”

董明分析說：“按理說，經濟達到這樣一個程度，用馬斯洛的社會需求層次理論來分析，無論是內心還是現實行為，都應該更多地具有‘政治人’的色彩。但企業家跟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者，首先要保全自己，在保全的前提下面，才發展自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理解柳傳志所說的在商言商，不談政治，遠離是非。”

“今天的企業家其實很難遠離政治，很大程度上迫于現實的壓力，跟政府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妥協姿態。做企業的都渴望一個好的環境，但你不能只想著規避風險，等著別的企業家去說，然后你去搭便車。人人都想搭便車，最后，誰也搭不上車。徐賁寫的《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真是太貼近今天中國社會現實了，每個人都奉行犬儒主義的話，這個社會不會有真正的進步。”

給學生上課時，她把這段話寫進了課件里，“政治就應該成為每一個人的副業。政治是少部分的人的職業，但是對于每個公民來說，應該是一個副業，是每個現代公民應擔當的基本職責。”

“現在有種說法，‘改革是在和革命賽跑’，革命會讓每一個人都付出巨大的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擔當。市場經濟所匹配的只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相對來說是能夠使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種制度安排。資本家根本上喜愛的是錢而不是民主，(但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下，他們的利益才能最大化，他才可以更好地掙錢。如果政策放寬，民營企業家們可以慢慢地結成一些社會的力量，例如一些真正的商會、行會，和政府之間形成相對均衡的或者平等的，一種博弈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