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事件不能僅歸咎于技術因素

2013年08月23日 01:13
來源：中國證券報作者：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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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8·16”事件后續影響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楊濤

光大證券“8·16”事件日前鬧得沸沸揚揚，這也使得A股市場一些頑疾再次浮出水面。基于“陰謀論”而指責這起事件，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但也不能簡單以“技術性故障”來掩蓋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這包括券商層面、交易所層面和股市制度層面的缺失。

國內投資者曾經津津樂道的，只在國外股市才出現過的“烏龍指”事件，目前也出現在自己眼前，并且顛覆了許多股民對股市的某些傳統認知，這是A股市場建立以來的標志性事件。對于事件的發生，其中最重要的啟示之一，就是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技術進步已經開始使我國股市同步全球股市，處于風險與機遇并存的前沿。在明顯改進現代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也引發巨大的威脅，尤其是以高頻交易領域為突出代表。

在各國金融市場上，基于經過計算機處理過的數據信息，進行的交易已成為主流。尤其在股市上，高頻交易商越來越依賴于“策略時序交易”，這種技術由程序算法來識別并分析金融數據，以此來捕捉其它市場參與者留下的交易痕跡，在此基礎上做出交易決策。然而，這種大數據時代的高頻交易模式，既可能放大信息錯誤而引起股市動蕩，又可能加劇股市崩盤風險。對此，我國的監管者和投資者與國外站在同一起跑線的情況下，必須充分認識這些新風險，并且及時有效調整市場規則。需要強調的是，在應對技術進步挑戰的同時，還需避免缺乏制度約束下的人為因素。

為此，現代股市監管中要徹底改變“維穩”心態，目前“維穩”思路浸透在金融改革與監管模式中。監管部門在18日的通報中指出：“經初步核查，在核查中尚未發現人為操作差錯，但光大證券該項業務內部控制存在明顯缺陷，信息系統管理問題較多。”如果考慮到“8·16”事件中的潛在信息誤導、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跡象，顯然不能簡單地把關注輿論集中在交易軟件的缺陷上，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某些人為因素。

事實上，在當前全球股市的發展中，一種值得質疑的現象是，將股市中的失誤損失和操縱事件，歸咎于高頻交易模式，而非操作風險管理缺陷和違規交易，把市場不公平歸咎于技術因素而非大機構行為和監管漏洞上。對此，許多國家的監管者在職責和壓力下，都在努力進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無奈應對。如果監管層仍停留在“捂蓋子”式的思路中，面對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大數據化、大機構主導化，將會縱容更多的市場“機會主義者”和潛在風險。

當然，與“知道真相”相比，可能更為重要的是“處理結果”。例如，在因交易員導致的2010年5月6日美國道瓊斯指數暴跌千點事件背后，真相反而可能是美國證監會給出的結論，即電腦自動執行的一筆高達41億美元的“高頻交易”賣單，引發了市場恐慌。無論真相如何眾說紛紜，但該事件卻導致了新的旨在保護市場的游戲規則出現。

長期以來，很多人把A股市場的內在弊端之一，歸結為散戶主導型運作，由此提出要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注重中小股東利益形成外部制約。可以看到，歐美市場顯然是機構主導的市場，但我國如果缺乏對大機構的制度約束、不改變對股市運行的習慣性行政干預和指導，則即便進入機構主導的股市模式，亦會出現機構與上市公司的普遍串謀，甚至機構對普通股民的利益侵害。換句話說，如果對股市缺乏相關的立法司法制度變革和約束，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衍生金融產品的創新、機構投資者的規模擴張、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開放等，只會帶來一場諸多“大鱷”吞噬公眾財富的新盛宴。

需要承認，在股市“烏龍事件”發生后，各國的小股民往往都難以獲得事后索賠，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監管者的無所作為。筆者認為，從加強保護中小投資者的角度出發，可以藉此研究和建立旨在控制高頻交易風險的“熔斷機制”，亦可對某些人為因素或內控失誤施加嚴懲，來提振公眾對股市的信心，防止對券商等機構投資者的嚴重信譽損害。此外，要約束機構投資者針對股市異常波動來謀利的行為，同時為中小投資者提供更多直接或間接的避險工具。

總之，監管部門的核心職責是抓住股市“壞分子”，這不僅是指上市公司，也包括機構投資者。考慮到光大證券在IPO保薦中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以及光大期貨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使人不得不懷疑其內部控制漏洞與交易投機心態。應該說，該事件再次挑戰了監管者的應對策略，如果確有“故意犯錯”行為，則需予以嚴懲以儆效尤；如果屬于“過失犯錯”，則應以此為契機來減少引發過失的土壤，促進市場規則的完善，實現機構投資者“良幣驅逐劣幣”，加強中小投資者保護，并有效應對新型市場風險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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