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中速增長和企業應對(實錄)
主持人劉曉光:我們今天下午分論壇開始,論壇的主題是“中速增長和企業應對”,支持我們論壇是奧迪汽車。這個主題意思是三十多年高速增長期結束了,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中速的增長期,這是事實,也是體制內共識,接下來可能我們需要精耕細作,蠻力增長引起的問題開始呈現出來,我們企業是經濟領域的最敏銳的神經,我們已經探知一兩條,問題可能兩三個問題,第一大的問題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期;第二個問題中國的企業怎么全面應對中增長期。
我想中國經濟下降是不爭的事實,另外日本媒體把中國經濟現象叫“經濟慢性病”,主要看世界經濟規律,環境緊缺、財政投資引發的產能過剩等,我們知道經濟有發展的規律,企業在某一個行業中取得超高利潤之后,會引起其他企業跟進,最后形成超高利潤,你要獲得更多超高利潤,可能改變資本構成、創新,下一步來講我們創新、我們提高技術、資本構成,怎么應對挑戰、去取得更高的利潤或者被淘汰?
第一個問題普遍來問一下大家,現在是不是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經濟的中速發展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是一個多長時間戰略階段,每個人簡單回答一下,待會兒再深入問問題。
梁錦松:這個應該是經濟學家來回答比較好,中國進入三十年增長,現在基數很大,也很難預期或者期望降很大的基數,畢竟我們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還是以前10%甚至更高的增長也不合理,所以光從這個來看,中速增長是正常的。另外主持人也說了人口紅利也差不多,換個角度就業壓力應該小了,很多企業特別是做制造業的朋友,現在都抱怨勞動力少了、價格高了,從這個角度中速增長時期不會大,我對中國前景比較看好,畢竟增長動力還是有的,一個城鎮化、另外怎么讓民營企業有更大的參與、占更大的份額,畢竟民營企業對創造就業來講,對于整個生產力的推進都應該比國營企業高,只要在城鎮化和怎么樣讓民營企業參與經濟?我自己比較看好。
主持人劉曉光:剛才發言是黑石集團大中華區主席梁先生。下面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首席執行總裁錢大群先生。
錢大群:梁先生也講了,我本身不是經濟學家,所以很難預測經濟,所以我把觀察到、學到分享一下,在2月份亞布力論壇上,有一個經濟學家談的我印象很深刻,未來十年隨著中國人口紅利慢慢消失,隨著全世界市場未見因素,對于中國經濟未來來講維持8—10%增長,其中每一年3%的增長來自于生產力的提升,那天觸動很大。中速成長同樣代表很多機會,怎么樣使各行各業提升競爭力更重要?這方面我覺得有幾個重要:
1、創新和科技的方法做以前不一樣的方式。
2、以前不一樣的領導力、領導新的模式。
我的回答可預見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維持中速的發展,同樣代表很多的區域挑戰,假如這位經濟學家預測對的話,我們怎么通過創新維持新的增長。
主持人劉曉光:下面請武漢當代科技產業董事長艾路明先生。
艾路明:我們自己做企業,涉足行業比較多,比如紡織行業自己有紡織企業,十幾年前進入低速發展期,但是醫藥行業,近幾年我們企業從上市公司年報來看,每年保持50%增長高速發展,而且預計未來保持30%增長還是可以有三到五年時間沒有問題,這是行業不同。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提升,以及休閑的時間富余,旅游產業有更大的發展,這幾年從幾個景區來看,從前期投資到三年以后才有較好的收益,現在基本有兩年差不多啟動起來,一個地方旅游人口從10—100萬水平來說,原來等到三年左右的時間,現在很快發展起來。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劉曉光:毛總。
毛振華:這個判斷有些不一樣,肯定有一條經濟增長沒有原來那么快,我們定叫“次高速”,以前叫超高速,兩位數叫超高速,我們現在叫次高速,從現在開始到未來一段時期還是維持7%速度,最近有一個說法,中國不是告別7、8%概念,而是告別6%的概念,從世界第一來看、從經濟史角度來看還是很高的速度,其實翻兩番年均增長7.2%,7%左右的速度還是蠻高的。
整個經濟另外情況來看,有一個判斷存在的,整個經濟結束單邊上漲的增長期,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差不多有二十幾年歷史,現在進入多動期,經濟增長達不到這種水平,不管資產價格、行業增長可能基于波動性,剛開始7%很重要,大多數行業比較弱。
主持人劉曉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毛振華:還是過去賴以支撐高速增長的基本因素開始逆轉,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土地環保、全球化過去是主要因素,現在這些因素成為中國的包袱,產能過剩出來了,過去促進的東西反而成為包袱,遇到過去沒有的困難,為什么還是中速?中長期來看還是比較高速度的增長的基礎,比如城鎮化每提高1個百分點大概拉動GDP兩個點甚至三個點,歐美國家說美國城鎮化只要存在,每年一個百分點就可以拉動GDP兩三個點,現在總理說加速城鎮化發展,就是不滿足一兩個百分點速度,想搞快一點。從兩個方面可以分析:一個方面有點“拔苗助長”的看法,對于應對危機可以的,過去服務業不發達,還有增長的空間,投資和制造業還是慣性,更重要內需受到制約,所以我們把內需挖干凈,中國就進入常態,就有非常特殊的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變成比較正常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經濟大國那個時候才能顯現出來,經濟增長下滑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我們需要長期應對的事情,不是今天應對。
主持人劉曉光:周小川說沒有下滑的問題,也沒有GDP硬著陸的問題,你怎么看?
毛振華:還是下滑,上半年低,第四季度高起來,今年增長好一點,并且繼續保持第三季度的實際進程,今年上半年M2增長11.5%,GDP只有7.5% ,M2和GDP比率是2:7,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主持人劉曉光:老百姓挺明白,GDP多了、少了跟我沒有關系,關鍵GDP利益怎么分法。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總。
劉積仁:首先我覺得經濟減速是屬于正常,這么多年持續發展,已經是奇跡了,在人類發展歷史上,我們創造奇跡,在經濟危機中繼續成長,所謂超標準。
主持人劉曉光:過去怎么不正常?
劉積仁:事實上幾個大環境發生變化:
1、國際環境,過去中國三十年很大部分是出口,這個出口有很多跨國公司推動,過去出口買我們產品是富人,這幾十年富人也變成窮人,也開始儲蓄,覺得社會不怎么安全,不能像原來過渡消費,我們希望綁在過渡消費上不靠譜的,歐洲其中一半國家還看不出來未來怎么樣?美國金融危機很多人也受到教育,這個大的環境變化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上這三十年間,如果從產能過剩角度,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生產效率的提高,這個提高速度也是很驚人的,過去開發一個產品的速度和現在速度,知識的復用、合作創新各種各樣手段,使同樣投資下,造東西的能力、消耗資源的能力前所未有的高增長,加上中國GDP成長目的,肯定為了讓老百姓富足,最終讓老百姓過的好,老百姓過的好掙得多,加上市場的變化,整個消費在變化還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包括國際、國內。
2、國內刺激消費,老百姓消費首先有安全感消費才行,中國老百姓這么多年走過來,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后,有幾個基本消費品,老百姓并沒有感覺到花錢寬松,比如教育改革,這么多年教育成本沒有下來,對房子改革也是越來越貴,對醫療改革也是越來越升,除了這些衣服越來越便宜,問題是質量好也不壞。過去一年燈泡換倆,今年一個燈泡用七八年,技術變化、革新的變化構成這個要素,但是4%、甚至3%第二大經濟體一點不慢,只是太熟悉8—10%增長,就像過日子一樣,以前一年花一萬,突然花五千,實際五千也可以過。
事實上當經濟成長這個時候,一定淘汰沒有低速成長生產的企業,這個對中國非常有好處,習慣耗能,不習慣讓員工生活更好、不習慣讓社會和諧的企業,這個時候過不了這個坎,我們社會就會更美好,當然過程中也會有痛苦、也會有失業。現在真正失業是誰?不是月嫂失業、也不是制造工藝失業,這些人收入一點不低,裝修工人每天發工資,要不然第二天就沒了。現在誰失業?受過教育的大學生失業,說明現代服務業、知識產業、以創新拉動的產業非常弱,沒有給他們提供創業的平臺,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肯定沒有希望。我們制造業事實上未來70—80%人是創新和發展,當然我們制造業也可以弄到非洲、越南去也一樣,現在用這么多低成本勞動力,實際上現在已經不便宜。
我們也看到網絡經濟、新經濟發展正在給一大批年輕人創造過去沒有的工作,比如我看一個信息,結婚不拍婚紗照拍微電影,大連去年拍了1.5萬億部微電影,一對夫婦只能一個拷貝,像這個是新經濟、新發展,像我們看到APP小方塊,任何一個小方塊市值一億以上,像大眾點評、航天旅行,事實上應用已經變成消費品、變成一種服務,這種新經濟帶來新興年輕人消費,可能我們這一代人不能理解文化、價值理念,玩中創業、發展經濟、改變自己的生活,甚至不需要辦公室,在家里幾個人鬧了。
資本市場對他們非常青睞,我相信中國經濟在這一輪危機和挑戰中,應該找到符合每個人都想成功、都有夢想,認為失敗肯定不是自己,中國一定有優秀年輕企業家推動中國第二輪發展,不是靠地皮、不是靠資源,而是靠頭腦,這是未來得動力。
主持人劉曉光:從你們從事的行業感覺到沒有經濟在向低速發展?
劉積仁:我這個行業還是幸運的,從開始到現在創業二十多年,平均增長速度20多倍,資本市場平均給我們PE三四十倍,我認為我這個行業剛開始,比如電視機互聯網電視機、手機不用說,生命周期越來越短、開發量越來越多,最近時髦穿戴照相機,各種智能設備包括現在大數據,大數據后邊會有一批數據分析師,所有新的工作。
主持人劉曉光:你們不能弄點機器人?
劉積仁:我們不是做機器人,但是有人弄機器人。
主持人劉曉光:現在投資人特別希望中國有各種各樣機器人,我們做成機器人游樂園,可以請你吃飯、可以抱著你走,可以請你跳舞,中國找不到?
劉積仁:中國機器人比如深水機器人、危險工作的機器人發展不錯,當然機器人走到家里當保姆最好,如果當個月嫂更好。
主持人劉曉光:東生說說。
李東生:我想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調是不爭的事實,這個過程確實我們要適應和做出相應的調整,未來中國經濟能否保持次高速也好、中速也好,我認為還是有可能,因為我們對比美國、日本、歐洲,實際上我們人均GDP只有人家十分之一,差不多這個范圍,意味著中國經濟成本理論上可能保持相對比較高的速度,我認為5—8%速度在相當一段時間保持完全有可能。
另外過程中我也同意振華講可能是波動,之前經濟有一段時間低過8%就認為比較大的下降,大部分時間都在10%上下,未來的話可能5—8%之間有一定的波動,這一點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界限,5—8%在全球經濟體來講依然比較高的速度。在這個階段整個中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環境也發生變化,從政府管理經濟來講,我認為政府一定不要再打“興奮劑”方式,所謂刺激經濟,就像運動員用興奮劑一樣,當時可能跑的快,但是對長遠發展會造成傷害。所以上次參加國務院領導座談會,我也非常贊同政府不要再出臺所謂“刺激經濟”,不要用這個詞,任何刺激性的東西都不好。一定考慮更長遠。
對企業這輪經濟發展從超高速到相對高速階段,企業面臨競爭、淘汰的過程,企業如何在這輪過程中生存和持續發展,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從早期粗放經營管理方式更加注重精細化、更加注重投資產業效率、更加要考慮對企業長期持續發展基礎性的工作,這一輪經濟結構調整我認為有很大的改良,在中國工業企業中,能夠加快有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形成中國跨國企業這樣的過程。
目前中國在大部分工業領域,可以說都是產能有點過剩,在海外市場不可能持續高速增長情況下,這一輪競爭一定會產生一個兼并、重組、淘汰的過程,這一輪下來我相信每一個行業都會成長更有規模、更有競爭力的企業,對于企業如何練好內功最重要。
主持人劉曉光:維迎,你是中國企業產業研究家,你一直追蹤中國精英企業發展狀況,對于中速發展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中速增長是否已經定勢?會有多長時間周期?
張維迎:大家剛才已經談到,大致一個趨勢性問題、另外一個看周期性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經常交在一起。我們中國過去三十年是奇跡,經常說我們三十年走過西方兩百年走過道路,但是我們仔細想想怎么三十年走過人家兩百年的走過道路,道理很簡單,正因為人家兩百年走過,所以我們需要三十年。因為我們技術、管理方式全是人家的,某種這一輪經濟增長是寄生性不是原生性增長,這個歷史上很多,我們知道蘇聯搞計劃經濟之后,三十、四十年代增長不得了,美國人、歐洲、英國人發明的技術全拿來,很快就上去。
所以我們生長這個體制下享受好的東西,是另外一個體制為我們創造的,這樣我們才三十年走過人家兩百年的路子,不要拿這個東西感到自豪,這不是我們自豪的理由。現在問題是說,我們到這一步之后,由于西方增長速度從來沒有那么高,因為之前沒有別人走過兩百年,如果英國之前有別的國家走過同樣的道路的話,英國可能幾十年就走完了。其實我們這個體制享受另外體制給我們創造科學、技術、管理方式,然后我們才有今天。你看好多人不自由,但是不自由人享受自由的人創造的東西,很多技術已經學的很快,很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沒有辦法再增長了,打個比方一個學生調皮搗蛋老考零分,突然哪天醒悟了努力一把60分,再努力一把80分,再努力一把90分,但是再往上努力兩倍、三倍都難,甚至還會掉。剛才各位講的人口紅利都對,都是綜合一塊的原因。
從這樣角度說明肯定是大的經濟增長轉折,沒有什么好處的。接下來問題假如我們接受7%甚至6%能維持嗎?靠什么維持?我們即使有這個潛力,假定體制是正常的體制,如果你體制不正常6%、7%根本上不去,未來很大在于體制,過去你只要給他一點自由,我們有一句話講“給點陽光就燦爛”,農民給他的自由土地就來了,以后自由從哪里釋放?只有在自由體制下、只有私有財產保護體制下、只有憲法法治體制下,人們才考慮長遠,因為所有的技術都是考慮長遠才能創造。大量影響我們生活的技術都是長遠的,也就是我們今天老百姓享受的技術,都是在幾十年前,別看我們現在每個技術發展很快,但是它的根源在幾十年前只要少數人,能不能維持中速包括6、7%增長?很大程度依賴于我們體制的改革。
下一步最關鍵是這樣,還有周期性的問題也很重要,可能未來兩三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既有趨勢性的問題,更可能嚴峻是周期性的問題,由于過去幾年,特別是09年刺激政策給我們所有積累的問題,都快暴露出來、都快爆發出來,包括上午我們講的“錢荒”的問題,這幾年就是靠中央投資、地方投資,所有產品最后誰買單?都要消費者買單,你靠投資拉動,可以馬上再蓋幾千萬噸鋼鐵企業,你創造需求了,問題最后鋼鐵賣不出去,我們一定認識到最后買的都是消費者。現在政府做的東西很多消費者沒法買,你看起來挺好,但是不是好事。
現在隨便一個地方建機場講排場,都建的非常排場,包括首都機場那大機場,到那里再坐車沒有半小時上不了飛機,我們需要那樣嗎?像這個東西小地方建機場誰買單?沒有人買單,危機都會出來。還有剛才李總講的刺激問題,我一直講了好幾年,理論上太混亂,宏觀經濟是刺激經濟理念,刺激經濟是刺激需求,完全本末倒置,現在倒過來,因為達到百分之幾所以要生產多少。政府不要鼓勵,政府需要中性,老百姓有錢不消費不一定壞事,儲蓄多了很多投資就上去了,現在都是從當年的核算來看經濟,所以才提出來奇奇怪怪辦法,刺激這個刺激那個,完全本末倒置。
總結一下:第一個從趨勢角度來講,如果沒有真正體制改革,不能從國有企業釋放大量資源,不能給企業家信心,你們這一代企業家,下一代有沒有這種精神?美國、日本都遇到這個問題,第一代企業家退休以后,第二代沒人了,不能不斷創造新的企業家就是大問題。只要新的資源釋放出來,再過十幾年沒有問題。現在談改革沒有那么復雜,現在政府敢于資源往外放,就給人信心,企業家有信心好多事情好辦,包括金融,利率市場化都重要,最重要銀行能不能市場化?好多企業家不明白中國究竟往哪里走?包括說話都膽戰心驚,做事猶豫,這是非常自然的;第二個宏觀上政策絕對不能以刺激方式做,最好的政府、最好的政治家就是坦誠的政治家。我們看到收費站貼的微笑服務,真誠服務是最真的,規定微笑服務,每個人都讓女孩子笑兩下,不舒服,皮笑肉不笑那叫微笑服務,我們經濟也一樣,政府坦誠,給大家講清楚,我們要面臨大的調整期,大家有心理準備。80年代就是這樣,高層說先調整才能改革,該退的要退,我們假裝沒病,明明要病,就會鬧的病越來越嚴重。
主持人劉曉光:有的認為你對的,他認為不對。自由的問題、企業財產權利的保護問題、企業家信心問題、體制改革問題、企業家精神問題,原來你有一個觀點,只有打破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或者利益集團,市場化改革才能進一步深入,從哪入手呢?
張維迎: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觀點,我們老說既得利益這個東西,力量估計過高,既得利益被我們遠遠估計過高了,不要以為只有現在既得利益問題,80年代沒有,當時發一個命令根本執行不下去,各部門抵制非常厲害。李克強我相信下去搞這些事,中央各部門阻力非常大,當然有很多既得利益,中國體制還有一些特點大家分析上不太注意,你是既得利益,但是老總位置不是隨時可以換,好多老總拼命想到政府當官,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只要下定決心,如果拿出一點決心來、拿出一點勇氣來,我不認為現在完全達到沒有辦法打破既得利益。
只要改革是對所有人搞好,不要以為改革就有人吃大虧,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建立一個體制,誰活的堂堂正正、活的很踏實,對所有人都一樣,某種意義上我們現在建的法治社會,老百姓真的沒有那么重要,真正可怕已經害怕剝奪人的東西,所以我亞布力談到,歐洲、英國最害怕被人剝奪,你父親當大官可以,你父親退休以后,下面一個父親來了怎么辦?跟老百姓掠奪,老百姓沒有東西,只能從你手里掠奪,改革一定是既得利益受到損害的話,當然本人就害怕,我們真正分析一下,我個人認為就像農村改革一開始“包產到戶”,生產公社或者大隊革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反對厲害,最后發現他們得到最大的好處。
現在農村富起來兩類人:一類投機倒把,另外一類黨支部書記,千萬不要拿那個東西嚇唬他們,越嚇唬不敢動了,我認為還有很多問題,只要拿出精神、拿出力氣來,沒有到完全沒法改。現在有人提出一個觀點,改革已經死了,中國只剩下轉型了。改革指從上到下有領導、有計劃做的事,轉型是誰都不知道,這就更可怕,這個有好多認識還是要去了解。
主持人劉曉光:還有幾種地方,比如他很窮罵你、他很富也罵你,另外不同階層利益都能夠順順當當得到自己的利益,實際是公平利益的問題,還是改革的問題。我看還有具體問題問問諸位。梁先生,從黑石角度對中國經濟從高速向中速發展過程中,黑石對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投資政策會不會有變化?
梁錦松:這個不光在中國,現在面臨全球,可能中國更突出,就是很多新的科技對于經濟的沖擊,再加上中國在整個體制減少的時候,可能出現的機會更少。中國以前靠投資、靠出口,現在怎么解決?勞動力成本上去,靠出口已經靠不住,投資已經投這么多,再投下去回報也沒有提高,新的科技會出現不同行業,下一個論壇講在互聯網跟移動怎么撐起金融?,這個沖擊各行各業,我們判斷哪一些行業是未來得行業、哪些是夕陽的行業,有些夕陽行業轉變會轉的很快,有些被沖擊本來有機會,有些行業本來應該受很多沖擊,但是有些企業還沒有意識到科技怎么樣轉變?對于我們PE來講知道怎么轉變,而現有企業主不知道怎么轉變,價格往下,我們最好買。PE跟一般投資者不一樣,一般投資者什么紅火就跟,我們一般紅火就不去了,我們要區分哪些行業是上升、哪些是往下的,還有一個另外緯度考慮,這個企業管的好不好。一般從兩個緯度看:一個從前景、一個從管理能力,我們投不一定最好的,如果小股東要投管的最好的,如果投控股權的,投有機會管的好,但是現在管不好。總的來講,一個看行業前景、另外就是管理的能力。
另外不光從黑石,每一個企業家都可能關注另外一個問題,在全球化新科技、再加上全球貨幣蒸發這樣厲害,現在面臨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最少兩個趨勢:一個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第二舊有行業、舊有的就業機會都在減少,新科技會把很多低技術工種取代,有一些分析員說,未來15年低技術工種全球大概有21億崗位被取代。最簡單我自己在講,十年之后全球駕駛員崗位可能被取代,Google新的技術出現汽車不用人駕駛的。
新的科技可以有很多新的機會,但是對于舊有人可能沒有準備好,或者這個國家教育、制度都沒有準備好,還是從舊的行業打工,我們猜做企業也好、做政府也好,都要思考這個問題,不要把以前會重復,可能觀念創新想,應該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年輕人,有人說創業機會越來越大,一開始畢業創業空間社會怎么配套、在政府對經濟管理怎么樣管都需要思考,這個剛好碰上大家都說了,政府在經濟上功能,包括你在社會管理上,很多問題思考的,在這個方面比如自由,不光人身自由問題,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比如整個體制是不是鼓勵競爭?如果沒有比較好的體制鼓勵做的不好,創新要思考。
主持人劉曉光:東生問你一個問題,聽說近來索尼公司想申請破產,為什么索尼公司那么先進的技術,在現有行業中仍然生存這么艱難?是不是光技術創新解決不了企業創新問題?他的技術創新已經不錯了,他如果提出破產保護。
李東生:索尼申請破產這個事我不知道,這幾年日本大的企業虧損很大這都是公開的事實,日本企業目前電子戰面臨困難,有它比較復雜的原因,它的問題不在于創新不夠,而是在這種產業轉型中,日本企業的競爭優勢在逐步喪失,其實日本經濟我們看在三四十年前,日本的經濟快速成長,在那個階段日本企業競爭力也在快速增長,無論是汽車還是消費電子,那時候我感覺它很重要競爭優勢,在于日本比較典型的所謂精細化支撐企業管理,另外企業員工對企業的忠臣,比較容易形成優勢。
過去十幾年互聯網快速發展,使這種模式優勢很難有影響,如果從工業能力優勢來看,已經逐步被韓國企業超越,像三星,這幾年對日本企業構成最大的傷害是韓國企業,它在技術能力、工業能力方面已經達到日本水平,甚至有些領域超越,比如三星不但是全球最大的電視機廠商、最大的智能手機廠商、同時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廠商、液晶面板廠商,而你進入芯片和液晶面板需要巨大的投入,當時液晶投入是少量的,其他企業決定不在這一塊投入,在這些投入缺失的時候,優勢就不再了。所以整個經濟和產業的轉型和日本企業不能夠適應,可能目前面臨困難的主要原因,他也需要改革,我相信像索尼這樣的公司,未來還是有很大的機會。
我沒有看到索尼破產消息,好像都是媒體在炒作,這個消息是不是屬實不太清楚?我相信像索尼、松下這樣公司依然有很強大的競爭力,這一輪轉型,至少有一部分企業能夠走出來,相反這一輪對中國企業、韓國企業也經歷淘汰的過程,韓國企業在過去十多年已經淘汰一批,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淘汰一部分韓國大企業,這一輪競爭的話,中國企業也很難幸免,在各個領域我們倍感壓力,當然這也是一個機會,但是更大是壓力,我們更多會在日本企業成功和面臨困難當中去多一點借鑒和學習。
主持人劉曉光:毛總你是企業家兼學者,08年以來金融拖勢,這種現象根本原因和怎么改變這個狀態,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振華:我覺得現在中國經濟很大的一個問題,不是簡單的經濟周期,曾經有一段時間經濟增長、有一段時間調整,這是現實,但是08年我們出了一些問題,實際07年當年分析從各種數據表明,07年就是中國經濟增長頂峰,后來調整11.9%,其實中國調整恰好和全球金融危機同步,同步出現問題,西方國家采取量化寬松的政策,政府干預經濟,這個時候中國經濟出現重大的轉折,08年到現在五年中國是大的逆轉,08年全球危機之后全國采用什么政策,我們就是合理的,采取最核心的方法,仿照西方體系量化寬松,就是擴大信貸規模,投資要從銀行體系帶錢,通過什么渠道去呢?08年最重要的選擇,我統計“借道國企”,巨大的錢印出來給了國有企業,08年不僅僅把原來國有企業翻出來給很多錢,甚至造很多各國企,江西這些沒有國有企業,現在地級市、省一級搞了十幾個,大大擴大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信貸規模,所以現在鈔票數有人統計,我們印的鈔票是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一半,今年M2存量120,經濟增長100倍,基本經濟靠錢拉動的,經濟都缺錢,好像我們在缺水的季節看見三峽大壩攔在大壩上,中下游地區缺水,上游是我們虛擬經濟,下游是實體經濟。
從企業性質來看,中國有三類企業:一個技術領先型、一個出口創匯型、一個勞動密集型,這三類中國最需要的,基本是民營企業,已經把產品拿勞動國外去一定是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是什么型?叫資本密集型、資源壟斷型,這個錢拿來給國有企業干什么?第一件事推高資源價格,國有企業拿到比別人低,一下加了20—30%,另外加咨詢費、管理費還拿不到,另外社會融資還要高。在很多表面上市場競爭,只要國有和民營站在一起,民營企業心理明白,我錢沒有他多,他有的是錢我沒有錢,另外他的錢利息比我低,只要國有企業出場就高,就大大推高煤礦、鐵礦這些資源價格,增加貨幣對應資產增值的地方,企業經濟運行也有很多困難,所以企業被迫轉到資產里邊去,所以08年問題一個強化經濟結構的扭曲,另外強化所有結構的配合,更重要把市場領域里邊創新、競爭優勢突出出來。
國有企業只是體系里邊一個環節,超發貨幣和擴大投資、擴大政府工程就是國有企業膨脹,國有企業搞制造業很少,但是從大量來看不是搞制造業,尤其不搞出口創匯型制造業,這樣造成大的局面,現在問題是今年上半年我們繼續采取08年政策一點沒有放松,口里說放松了,實際從央行政策來看、貨幣政策沒有放松,最后總量是放松的,基數已經比GDP高了,大概2.5塊貨幣供應量才能帶來1塊GP,完全貨幣堆起來,這樣情況下,問題08年政策用的時候不管用,上半年經濟增長給很大的危機感,有政策失靈的狀況,經濟增長遠遠低于預期,公開宣布我們采取寬松政策,所以7月份數據有點好轉就是這個措施,我們估計今年全年下來下半年經濟好一些,因為繼續寬松基礎上再強化,把貨幣投放加大,這個情況看起來沒有別的選擇,如果不把機制改掉,還這么搞下去,你想搞次高增長速度也不簡單。
過去政府用這些辦法刺激經濟,現在反而對經濟造成更大的困難和后果。
主持人劉曉光:剛才對中國經濟中速發展狀況和原因做了一些分析,我看諸位有什么問題?今天在座都是很優秀的經濟學家和優秀的企業家,有什么問題咱們來提問溝通。
提問:我是來自天脈聚源首席運營官,我想問李總,在整體經濟速度變化的時候,制造型企業也看到一些動作,比如你跟騰訊公司做了冰淇凌設備,也有往互聯網方向發展,是不是經濟速度變化的時候?企業如何產業結構調整或者產品組合當中,有一些具體的策略或者路線?
李東生:在過往中國經濟快速成長階段,作為工業企業來講,會更多依靠效率、速度競爭力的優勢,依靠規模優勢競爭,等到經濟發展進到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對于企業經營質量要求更高,效率速度、成本控制固然不能丟,這是我們吃飯的本錢,除此之外關注企業的創新,提升自身的業務增加值,而且在整個運作效率方面可能要更多考慮,通過提高人均的勞動產出、通過產品附加價值增加適應競爭,整個企業管理方向更原來不一樣。
比如我們企業過去幾年恢復比較快的增長,但是這一輪增長有幾個特點:
1、人均勞效提高,過去幾年增長,員工數量增長相對低很多,大概每年員工總數增長應該是單位數,但是我們業務銷售增長雙位數,上半年銷售增長大概31%,但是我們相應的話,員工的數量增長并不那么快。
2、整個業務的增加值對你銷售增加值有提高,過往企業可能更多加工裝配,現在必須要把產業鏈往上延伸,大家可能注意我們投資200多億液晶面板廠,我們很快宣布投資建立芯片設計公司,其實過去三四十年我們在軟件開發方面投入資源很大,同時面對智能電視、智能手機應用支持方面,我們也投入很大,所以整個商業模式、整個產業鏈形態也會發生一些變化,這樣的話整體的企業能力可能逐步接近在我們前邊的國際性大公司。
剛剛我講到對日本企業的評價,這是我內心比較中肯的說法,其實大家不要因為日本企業這幾年產生虧損,就小視它,實際上他們能力依然非常強大。一直到今天韓國企業,因為我和他們有很多接觸,韓國企業一點不敢小視日本同行,這一輪對中國企業來講,是一個機會,其實更多是挑戰,所以我們一定要靜下心里,扎扎實實把自己做好,這樣未來才有發展。
提問:非常歡迎張老師和李董事長、以及在座各位到安徽作客,我問的問題問張教授,隨著我們國家城鎮化拐點和劉易斯拐點到來,我們進入經濟轉型期和社會變革期,新的利益調整、經濟轉型同步進行、也要有主有次,你認為經濟轉型當前和可預見時間內,新的經濟引擎在哪里?第二個當前社會變革、利益格局調整著力點、難點在哪里?
張維迎:經濟轉型問題應該問企業家,企業家預測就是對產業、行業預測,哪個預測對了就下去,預測錯了可能死掉,我反對產業政策,我不相信坐在辦公室能夠預測未來哪個行業好?他們自己也知道、也沒有信心,只是錢多必須花這個錢,我們在落實的時候相對比較預測,傻子都可以預測,到哪個段該干嘛。現在越來越難看,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制度上能夠做的,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就是企業家精神能不能有效發揮出來?為什么美國經濟有活力?一代一代、過去一百年里邊每個行業都是他在領導,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我們羨慕他的硅谷、羨慕他的風投,他有這樣的體制,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讓政府規劃,哪個產業是增長重點?像現在互聯網Google、蘋果都是他們出來的,100年以前如果政府決定計算機,IBM也可能出來,根本不可能的事。市場本身就是自由,所有偉大的東西一開始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預測到,不是多數人,無論思想上還是技術,從古到今沒有例外。
大家普遍接受、多數人接受的時候已經過去幾百年前,現在可能幾十年甚至幾年,現在速度在加速但仍然是幾年,這就是企業家資源之所以重要的地方,當然企業家也會犯錯誤,錯誤會被消滅掉,但是總有一些做的正確,包括李總講的像液晶這些東西,就是一個判斷,三星賭了這個,100億美元投進去賭對了,日本人就判斷錯了,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日本衰落源于判斷錯誤有關,日本企業家精神衰落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戰后那代企業家,到90年代、80年代基本退了,這群人不愿意冒險、這群人進來規避風險、進來趨于穩的,三星也面臨這樣的問題,現在老的退了,兒子上來行不行?他有精神的話可以,城市化一定是市場化,離開市場化談城市化本來就很荒謬,我們知道計劃經濟離開市場化,只有市場化力量才能找到究竟哪需要人、哪些產業值得做,形成很自然的結構,包括城市有多大等。
我不是政府完全無力,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實用型,而不是主動型,我們國家威脅就是,任何東西當變成政府口號一定走向災難,現在生活怎么計劃城市、規劃城市,就把農民趕走、讓農民住在樓上這個非常荒唐,我在這里談一個觀點,在我們國家現在城市化過程當中,每個城市都一樣了,你看不出區別在哪了,因為它是政府主導的,還有不尊重產權,任何不尊重產權國家一定破壞歷史的國家,我對過去沒有感情、未來沒有感情,只對今天有感情,如果這個國家真正尊重私有產權,每個城市都會留下歷史,因為你要拆遷它成本會很高,因為有些東西不愿意拆遷,人之所以是人,我們人有感情,人的好多東西不是喜新厭舊,喜歡很多舊的東西,最近說的梁思成在五十多年前,下跪給周恩來,現在把東直門、西直門拆了,五十年后你們會后悔的,五十年之后政府沒有后悔,把梁思成家拆了,如果有產權梁思成家不可能被拆的,一個城市就是一個歷史。我們這一個國家否定私有產權權利以后,沒有任何有權利保護歷史,現在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包括農村,很多農村是要消滅的,不是這個消滅方面,再過幾十年,按照這種方式發展下去,真的不知道哪天來的,現在靠政府重視文物這些東西,有什么用,只有每個人有權利保護財產,歷史才能保存下來。城市化應該是市場化,不是政府化、不是計劃,城市化應該順其自然的過程,城市化尤其不能變成一個毀滅歷史的過程,真的要強調這一點,我們現在的城市是從當官的角度建的,不是從老百姓角度建,有幾個城市是宜人居住,北京適合人居住嗎?任何城市一建都是八車道、六車道,就是給當官人看,好像這個東西就好,不要認為GDP增加這個東西,人類需要追求幸福,怎么樣讓人生活快樂、幸福是最重要的,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富人沒有自由、沒有權利,如果我們產權得到保護,沒有任何人像我們國家達到這個程度,愛拆哪拆哪里,愛怎么做就怎么做,這是很可悲的。只要人自由了,愛農村化就農村化、愛城市化就城市化,都挺好的自然選擇。
人類無知的,我們認為可以設計好多東西,其實這些是錯誤的,我們人類好多犯的錯誤是無知,因為無知才應該給大部分人自由,每個人探索,然后我們選擇可行的東西。
主持人劉曉光:時間到,我們這個主題“中速增長和企業應對”,各位發言中都做了分析,我想這個問題研究不是一兩天事,也不是一兩年事,恐怕有一段利用階段,由于時間關今天討論這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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