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黑天鵝”事件再敲風控警鐘

2013年08月31日 02:19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屈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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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證券(601788.SH)在“烏龍指”14天后就收到了來自證監會的“最嚴罰單”。據悉，證監會正在研究修訂券商風控指引制度。

與此同時，來自一些券商高層的消息也顯示，公司內部在明令禁止接受媒體對于光大事件采訪的同時，要求對“高頻交易”等問題進行研究，并對內部風險進行自查。

針對當前券商風險管理過程中的潛在問題，達信商業風險咨詢部高級咨詢顧問唐虞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早在2006年，證監會就已經發布了《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而這些風險控制指標對當前交易的風險管控完全適用，關鍵是券商把原有的風險管理系統與進行高頻交易的交易系統進行對接，即如何在交易管理系統中嵌入風險管理的指標。”

“業界之所以將光大事件稱為‘黑天鵝’事件，是因為它極其罕見，撇開其造成的損失不談，事件本身對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有非常積極的作用，通過探討問題之源，可以進一步強化國內券商及其他金融機構在量化投資趨勢下的風險控制及合規管理。”唐虞說。

量化投資成趨勢監管層有意強化管理

8月30日，證監會通報了對光大證券的調查結果，定性為“內幕交易”。而此前，對于“烏龍指事件”，光大證券發布的公告表示，錯誤來自于ETF套利的高頻交易程序的訂單生成和執行系統的錯誤。

那么，對于這種系統性錯誤，到底該如何理解呢？

唐虞告訴記者：“一個證券公司的高頻交易系統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一般需要有兩年歷史數據作回顧測試，以判斷投資策略的準確與否，可信賴的交易系統通常需要四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數據來對其潛在缺陷進行全面檢查。但從光大事件來看，光大的系統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我國金融市場ETF交易推出不久，對交易系統提供商和券商來說要對系統進行全面、有效的測試尚存在一定的挑戰。”

唐虞告訴記者，長期以來，在金融機構，除了銀行基于國際的監管趨勢以及國內的嚴格監管，其全面風險管理做得相對全面成熟之外，很多金融機構，如券商、期貨、保險等機構對全面風險管理的認識仍然不足。光大事件警醒金融機構，需要自查自身的風險管理體系是否存留漏洞，是否有一些系統沒有納入到公司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合規部總經理黃玉（化名）也告訴記者：“事件本身對于推動監管機構進一步完善對高頻交易等量化投資行為的監管有重要意義。”

對于什么是高頻交易，市場有很多模糊的理解，簡單來說，就是借助計算機的系統能力和算法，來發現市場的偏差和波動，通過高頻次的交易來獲利的行為。其核心是程序化交易，在實踐中是由電腦來代替人發出買賣訊號，再根據系統使用者發出的委托方式，由電腦自動執行下單程序。

“程序化交易的買賣決策完全決定于自己的交易理念系統化、制度化的邏輯判斷規則，如果這套規則里缺少了風險的意識及判斷，就容易引發類似的風險事件，”黃玉告訴記者，“盡管國內從事高頻交易的技術環境并不是很成熟，除了ETF套利之外，其他的高頻投資還沒有得到證監會的允許，個股權證沒有放開，品種不夠，甚至T＋1制度嚴重影響著高頻操作的市場環境，但不可否認的是，量化投資正成為趨勢，并成為最近幾年的熱點。很多券商都在招募人才，對量化投資進行研究。”

而量化投資之所以成為趨勢，則在于用計算機的能力取代人的能力有諸多好處，人的主觀性太強，容易受利益、情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計算機操作過程短，省事、客觀、靈敏，很容易發現市場的偏差并套利。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更是省去了考核投資經理的諸多麻煩。但如何讓計算機系統變得可靠，如何對其進行風險的控制就成為一項重要工作。

黃玉表示：“監管層其實可以通過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來規范引導市場的行為，比如通過制定新規則來規定，各個機構或券商需要滿足什么樣的資質和條件才可以從事量化投資，技術系統需要完備到什么程度，需要哪些必備的研究人員，在合規、風險控制和風險管理方面需要一個怎樣的評價系統。”

截至目前，來自證監會的消息顯示，證監會正在進行證券公司內部控制指引、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等研究修訂工作。同時要求證券公司建立和執行合規管理和動態風控等內控制度，改進加強信息技術管理。

不可忽視的風險轉移

除了券商本身的自查，監管層面對新規則的探討，光大事件還在引發人們考慮另外一個問題，即如果企業無可避免地出現了類似事件，是否存在一定風險轉移的策略。

對于這一問題，達信中國財務及專業責任保險部負責人黃翀告訴記者：“存在一些風險轉移的方法，如金融機構可以選擇投保金融職業責任保險或者金融機構一攬子保險的方式進行風險轉移，但目前國內金融機構在這方面的意識明顯不足，本土金融機構也鮮有提供類似險種。”

“‘烏龍指事件’受損失的當事人有可能會是如下幾類：一是光大操作失誤完成后股份大幅波動的跟風者，后來股價下來，這是一波受損者，目前這些人希望通過訴訟的方式進行補償，且不談訴訟方面是否獲得支持，索賠能否成功，從保險的角度來看，法律上是否有賠償責任是保險解決方案的前提，但顯然的是，在該案中，如果想證明跟風者的損失與光大的失誤操作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黃翀分析說。

“第二類受損害的人群是光大的股東，因為事件發生后光大市值蒸發掉很大部分，他們的損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董事高管責任險來獲得賠償，因為董高險的啟動條件之一是由于企業管理團隊監督或管理公司的疏忽導致股東利益遭受損害而引發的賠償請求。”（即使是董高險，中國在美上市企業百分百購買，香港上市公司有50％購買，國內購買者不足5％）

“第三類受損失的是券商的客戶，目前光大公開信息顯示本次操作不屬于經紀業務，這意味著客戶可能不會受到什么損害。但受此事件啟發，如果想獲得客戶的信任，或者規避有可能產生的風險責任，券商可以選擇投保金融機構專業責任保險。”

“第四類受損的是企業的自營業務，這方面可能通過金融機構一攬子保險來解決，比如一些員工的欺詐行為，由此引發金融機構的直接損失，在符合相關保單的約定下可以由這一保險進行風險涵蓋。”

不過，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金融機構一旦出現風險，損失往往巨大，而保險機構的承保能力有限，即使從國際上來看，一般也只有1000萬到3000萬美元，最多也難超過5000萬美元，這也是國內金融機構往往不屑購買保險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國內金融機構往往體量較大，一般風險自身就能消化，而大額度的風險保險公司又無法承保，是這一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