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達沃斯論壇：構建21世紀的監管體系實錄

2013年09月12日 17:37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

人參與條評論

主題：構建21世紀的監管體系

主持人：Lee Sang Yup，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長，生物科技全球議程理事會理事

主持人：各位下午好！歡迎大家參加有關21世紀監管體系的論壇，我叫Sang Yup Lee，我是韓國理工學院的主任，我們探討的是如何能夠通過智慧監管更好促進新興技術，也許我不必再強調有關新興技術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們可以提供新的價值和新的機會，但他們也與潛在的風險有關，比如生物科學可以提供很好的機會來開發新的藥品，生物可以代替化石能源，干細胞技術可以治愈一些無法治愈的疾病，但很顯然，這些也會帶來一些道德問題和其它潛在的隱患風險，因此今天我們有四位著名的專家，更重要的是與在座各位一起共同確定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最終可以通過增長來解決這些問題，在討論之前我向各位介紹一下四位著名的專家：

（？），自然科學基金會主席，也是環境衛生科學與密歇根大學風險研究中心；

冼博德，渣打銀行首席執行官，也是世界經濟論壇基金的董事；

Peter Terium，德國萊茵河公司萊茵集團的首席執行官；

Mark Weinberger，安永公司的全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

我們將會與各位專家一起開展一些討論，目的就是為了回答以下問題，希望在會議結束時能解決這些問題，監管模式如何適應和加速技術創新，這是我們要回答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現在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展今天的討論了，我想，把你們的意見和各位專家的意見結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重要信息。

對于監管，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愿意受到監管？有嗎？（有兩三個人）。

監管在很多情況下是比較麻煩的，成本很高，特別是對于企業而言，因此我們需要反思有關監管的好處以及合規的成本，我們首先問Mark先生，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Mark Weinberger：

感謝你，剛才你介紹了有關創新的問題，大家也同意，監管的重要作用也在不斷擴大，我們發現，目前在我們國家和全球，監管在不斷加強，分析它的成本效益，我們需要反思這種監管，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它必須非常強有力，它有能力創造勝者和失敗者，促進創新還是扼殺創新，因此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一種平衡的機制，同時要進行成本效應分析，這比較容易做，但問題是如何做，這是最麻煩的，因為成本有時候很容易確定，同時還有機會成本，我不想受到監管，這就很難衡量了，監管的藝術是保護權益，但消費者的信心如何衡量？比如是否感到安全，因此我認為關鍵是我們要進行合規的成本效益分析。

主持人：

謝謝，Peter Terium，您是能源專家，你是否可以談一談能源行業或總的情況？

Peter Terium：

沒問題，當然可以了，剛才我也說了這些好處，從實際來說，如果沒有監管，更重要的是監管機構要有知識，了解這個企業，這個行業很多都依賴于監管由政治家設定，他們會涉及到四年的議會選舉，經常變化，往往政治上的代表會提出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需要了解這些企業，會不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好處，另外，監管者不應該是官僚機構，他們應該有持續性，在我們這個行業，投資要有回報，可能是在15年或20、25年的回報，它的建設可能需要花很長時間，可能需要六年時間，比一屆政府還長，因此它的可持續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還有一點，監管要有目標，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我們要經常不斷審查你的監管原則，根據不斷變化的環境來審查，在能源行業，獲得諾貝爾獎是一個目標，還有貿易的交易機制，當然，在此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稅，排放稅等，要想實現它，一個方法是沒法做到的，因此我們要有一個目標，監管的目標。

主持人：

監管是軟監管還是硬監管？是開門還是關門？安德魯（音），你如何看待這種軟監管？從長期角度來說。

安德魯：

我們首先說一下如何區分軟硬監管，因為十多年來都是這樣的，我主要是從技術創新的角度來談，同時也是我作為劃分消費品來做的，硬監管就是有一條線，它是法律的，你不能夠跨越這條線，軟監管就是一個企業或社會的某些因素引導你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們要分析，硬監管是基礎，不能超出一定的界限，不然可能會出現問題，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很成功的公司，比如化工廠，你要保證你的產品是按照和有盈利的，在任何過程中你都應該有這樣的安全設施，有自己內部的自身監管，同時還有一些監管是來自于消費者的，它規定你來做什么，這就是一個比較。

我們說到新技術，有些就比較奇怪了，我們必須要不斷地適應，在過去幾百年中，有硬監管和軟監管的融合，隨著技術的發展，硬監管可能要處于前列，但軟監管可能比較滯后，因此我們必須制定硬監管的措施作為基礎，但現在在某個行業中可能我們有一兩三個創新的周期，而監管機構還在考慮到底是怎么回事，監管機構在這兒，企業在那兒，他們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實際上已經沒有監管的基礎了，因此有時候硬監管是不行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先進材料，在美國，這些材料是作為化學品監管的，很顯然，某些材料是不同于化學品的，因此現在我們沒有一個硬的監管基礎，如果想要有效監管，只能通過軟監管，為什么要回到監管的價值呢？如果企業要持續下去，發展、擴大你的市場，保證你的產品不會得到負面的反應，不僅僅要安全，同時大家對你產品的看法也應該是安全的，因此這就是一種所謂以消費者為基礎的軟監管的做法。

主持人：

非常好，似乎在硬監管、軟監管之間不斷的脫節，冼博德，你怎么看呢？

冼博德：

金融業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后，現在我們不僅僅要關上這扇門，同時我們這個環境中也有很多硬監管的機構，有些是必要的，有些監管中也有缺失，我們需要做一些監管，但我們也失去了一些東西，我們失去了一些原則或某些監管機構的目標，但同時金融機構的監管也受到了一些破壞，還有關于如何判斷規定。

問題是，各種情況下你都要解決所有的具體問題，但實際上我們的整個對話，有關創新和監管的問題，我們還是要金融服務的角度來看，似乎這是不同星球之間的對話，很多監管機構會說監管和金融服務并不是為創新建立有利的環境，我們停止金融創新，因為金融創新可能會產生很多問題，事實上我們這個體制已經結束了，創新和金融服務的創新，可能是帶來問題的，我們已經經歷了，你也可以說，在過去幾年中你會看到有更多創新，創新要多于監管，我不太敢肯定這一點，這是否是它的目的，但首先我肯定想看到更多的平衡，所以軟硬因素之間監管和金融創新要取得平衡，盡管我不知道下一個鐘擺會擺向何處，但我希望大家更深入的思考一下，監管環境如何能夠促進這種適當的創新。

主持人：

好，謝謝，我想金融機構中確實也需要創新，鼓勵創新似乎會帶來一些問題，您可以這么說。最近有各種各樣的建立監管框架的模型，最近一個是以政治為基礎的監管框架，正在進行廣泛討論，安德魯，你也許可以回答這方面的問題，你是否可以談有關政治性的監管體系的建設？

安德魯：

我作為科學家來說，如果你可以進行一部分的監管，但只是基于一些推測的話，那就會非常糟糕，現在我們的很多監管者就是基于一些預測，而不是基于一些證據，所以我們現在有特別多的實驗，你如何能夠對新科技進行一些監管，因為新科技不斷的進行進展，我們在新科技方面有很多對話，如何能夠對于某一種新科技所制造出來的產品進行安全以及各方面的監管，這樣使得我們的消費者非常有信心，一方面我們的產品是非常安全的，另外，整個市場上也能夠提供一個安全和可靠市場的環境，所以談到我們目前的這些規則和監管，我們必須要知道在一些新的環境下，尤其是對于新科技如何進行監管。

對于這樣的對話而言，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監管不是基于證據的，我們這些科學家的同事也許會質疑我，你在說什么？我們當然是以科學為依據的，我們整個的理念是我們要有一個創新，對于創新而言就會有風險，可是對于監管而言就沒有那么多風險了，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夠有什么樣的監管方法和工具，比如對于歐洲和美國而言，現在對于新的科技的看法就是，如何把它納入到監管的框架之下，尤其是對歐盟而言，如果你制造的產品是100納米以下的，它就會實行更嚴格的監管標準，盡管在科學上一百納米翼下頜一百納米以上的產品并沒有被證明會有什么對于人體的不同，所以像這種納米材料的新科技，并不是基于一個科技為基礎的監管建構，但他們作出了這個比較武斷性的監管措施，這是我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主持人：

我想對于一些新興科技都是如此，你剛才舉的是納米技術的例子，對于生物技術也是如此，比如像是一些新的生物技術的醫療的解決方式，不管是在美國、歐盟還是亞洲都是如此，想到我們現在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而且整個全球化在不斷進展，我們要看到的這種監管措施是本地化、本國化的監管，還是全球化的監管聯合和監管協調呢？我想問問你這個問題，到底是本國政策，還是全球視角？

Peter Terium：

我想必須要有全球視角，但要進行監管的本地化，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要意識到，在有的情況下，你必須要以一個更大的視角進行監管，有的時候是跨歐洲范圍的，甚至有時候是跨全球范圍的監管，所以最重要的，對于監管者而言，他必須要和你監管的話題和你監管的行業密切相關，一個大的趨向就是全球化的整個趨勢，尤其是互聯網的信息化的技術，它使得各種產業變得越來越有全球化的視角，所以和過去相比，監管的任務也是對各地監管者、各國監管者要求一些合作，比如我們的銀行業就是這樣，他們必須要有一些協同化的監管工具，這樣才可以進行全球的協作。

主持人：

我想讓你接著談一下我們這個問題。

冼博德：

我同意，尤其是在金融行業而言，對于全球化的協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情緒，對于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金融業的監管合作已經進一步密切了，尤其是在歐洲整個情況下，比如巴薩爾協議3已經出臺了，歐洲穩定基金也已經建立了，所有這些機制方面的監管，但非常不幸的是，在這之后我們在全球以及地區方面的金融監管協作卻有所下降，我想它也許有很多原因，巴薩爾3在各個地區所實施的力度是不一樣的，其中一件事我想說的是，首先，如果想要達到全球一致的監管目標，一是成本非常高，另外也不太容易，第二可能會有套利的行為出現；第三，對于監管的目標而言，現在全球的復雜性就已經造成了本身全球監管協調的謬論，所以人們在銀行業方面的說法就是杠桿率，覺得這是非常簡單的來看銀行資產充足率的非常好的方式，但各個銀行的風險偏好不同，各個組織架構不同，這并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指標，所以我們金融危機之后已經意識到了，在全球必須有某種形式的合作，但這并不容易。

主持人：

這牽涉到了我們所說的更重要的，政府把它放到全球化的視角之下，您有在政府和私營企業工作的背景，您曾經作出一些監管的政策，但同時作為一個私營企業者，你來應對合規的監管政策，所以對于監管的整體而言你有什么樣的評論？

Mark Weinberger：

兩位Peter剛才所說的事情，我覺得的確有一個關于監管格局整體的變化，我認為對于監管而言每個方面都是如此，越來越多我們想要在全國范圍之內建立起特別有效的監管體系是非常困難的，現在的會計標準是一個全球的標準，對于這些在全球運作的本地化的公司而言，如果你能夠在全球運作，它在稅收方面可能會有一些套利的行為出現，所以全球的監管者必須要對這一趨勢有個很好的應對，這樣才能夠進行更好的管理，作為一個監管者，也許是比被監管者更有意思的角色，剛才您提到了，我曾經在政府工作，現在是一個私營部門，我認為作為監管者他們必須要有靈活性，第一，我們的監管規則總是追在現實之后，對于美國也是如此，監管者也非常同意，對于立法者而言，我們想要通過一項立法，它總是滯后的，等出臺以后新形勢又出現了，所以監管者必須要有靈活的態度以應對隨時變化的新情況。

如果我們看一下全球的監管，在軟的方面，我們越來越多的機會是在執行方面要有很好的掌控和執行，即使沒有全球性規則，所以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在談到監管方面最后一點想說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是，監管者要意識到你不能夠監管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想把所有的情景都包括，它將會變得如此困難和如此復雜，即使是監管者也無法實施，這就會造成反效應。我理解的是，作為一個監管者，你無法趕上社會復雜性的變化。

主持人：

你會不會說在現在時你的同事抱怨，你當時設置的那些規則怎么那么糟糕？

Mark Weinberger：

當然了，別人會抱怨我，但我在這個過程中也得到了教益。

主持人：

剛才四位專家都表達了自己非常有意思的觀點，現在我們就開放問答環節，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舉手，您可以在提問之前稍微介紹一下自己，請大家給提問者話筒。

現場提問：

我的問題是關于醫藥產品的部分，關于醫藥產品的監管和其它東西是不同的，首先我們要對醫療產品有非常詳細的說明，通常也會有非常嚴格的立法監管，尤其是關于這個行業當中如果利益相關者非常多的話，想要作出一個非常正式的立法是非常復雜的過程，因為人們在不斷的爭論，甚至有的人說在這方面的監管應該完全取消，因為如果這樣監管的話它會非常的阻礙創新，你們會不會也這么覺得？

安德魯：

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是在醫療產品行業，尤其在美國，我認為監管者和其它的監管者相關，比如FDA（美國藥監局），他們采取的的確是更靈活的態度，以醫療器械而言，他們會做一些指南，它根本不是一個立法，也不是一個成文法，很大情況下由監管者自己來闡釋這些指南的概念，他就做好守門員，來做出一些建議就好了，他們做的是非常明智的一種方式，我認為這就是非常好的關于學者對于這種監管態度，還有，如何做出更有適應力的監管模式，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我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我們有硬規則，第二個層次是軟規則，這個軟規則就像通知、指南這樣的東西，可以隨時改變，趕上科技的進展，我認為藥監局在這方面是非常幸運的，他們的整個架構能夠使得他們在整個藥品和醫療器械監管方面有比較容易的監管模式，歐洲的藥監局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所以我認為美國藥監局前進的方向是非常像的。

我還不覺得美國藥監局這種軟監管可以被叫做“軟監管”，它可能更屬于一種混合型的。

冼博德：

關于硬監管、軟監管的討論，我覺得在金融行業當中，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監管的監管想法，首先他們要知道基本點在哪里，基本面在哪里，然后，這些原則性的規則是不是已經被遵守了，我認為這樣就做好了一個對于創新非常有利的環境，因為只要能遵循基本原則，我們就能夠對很多創新進行鼓勵。

我認為在金融行業也有這樣的目的，有時候會有一些麻煩，我對于醫療行業并不了解，但我能夠看到這之間的類比，他也可以這么想，我們對監管方面不知道，你先做著創新，做完創新之后我們再看一下是不是能夠在監管環境下允許你繼續往前推進，但這有一個不好，靈活是靈活了，但有很多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