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世界

2013年09月14日 00:13
來源：中國經營報

人參與條評論

刊發于總2028期《中國經營報》[先鋒話題]版 0條評論被次查看收藏

百歲老人科斯最終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也好，上帝身畔又多了一位圣徒。

羅納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被認定為產權經濟學以及制度經濟學鼻祖。他1910年12月29日出生于英國倫敦市郊——即使日后移居多年，很多朋友仍舊評價科斯具有英國紳士做派。少年科斯患有腿疾，腿上甚至需要綁上支架行走。因此，科斯早年不得不就讀殘疾學校，在那所學校還學過編籃子的課程，甚至晚了一年才能參加中學考試，還是在父母爭取之下才獲得考試機會，之后學習才開始步入正軌。

家庭是第一位老師。長遠來看，所謂常識，其實不過是家庭尤其是母親傳授的知識。日后演講中，科斯多次引用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的一句名言，“科學的基本規則——真實和客觀，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陀^的先決條件是正直、能力和謙虛?！?/p>

其中“真實和客觀”，其實與他母親傳授的價值觀一脈相承。正是這樣的幼年教育，為科斯日后確立一貫學術目標奠定了感性的人生經驗基礎：“理解經濟體系的運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場。在批評別人的時候，我總是試著了解他們的立場，以避免產生誤解。對于不勞而獲的成果，個人一向沒有興趣?！?/p>

演化的幸運

正如經濟體系，人生也往往不可設計，但是日后來看，卻并非沒有規律可尋，其中一些看似散漫無關的點往往可以連成線，成為演化的路徑。

科斯成為經濟學者，亦是如此，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他本來也有不小的概率成為編籃工人、歷史學者、化學家、工廠經理人、律師甚至二流數學家，“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數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p>

科斯最初選擇大學志愿時，本來計劃選修自己表現較好的兩門：歷史和化學。因為殘疾，科斯入學較晚，沒有拉丁文基礎，無法學習歷史，而數學不好，又使得他無法學習自然科學，這自然也包括化學。無奈之下，18歲的科斯只好選擇商科，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選修產業組。

這看似陰差陽錯，卻自有上天眷顧。他在大學的最后一年，遇到了對他影響頗大的經濟學家阿諾德·普蘭特，而這是普蘭特第一年從南非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執教。當年的科斯和很多年輕人一樣信仰社會主義，普蘭特的觀點對于他來說“堪稱為新奇”，他也開始學習理解競爭以及價格機制。普蘭特不僅幫助他認識了“看不見的手”，也幫助科斯爭取到去美國游學的機會。

科斯原本計劃在美國期間研修產業的垂直和水平整合，他也游歷訪問不少大學與探訪企業，按照張五常的說法，科斯在芝加哥大學期間聽了奈特的課程，若有所悟，這些經歷為他日后的企業理論奠定了基礎。等到科斯游學歸來，適逢丹迪有經濟與商業學校成立，科斯成為該校講師，他回憶“要不是該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曉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結果各項發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為經濟學者。”

科斯自己認為選擇商學，算得上在不了解情況下“作了改變一生命運的重要決定”，結果卻如有神助。他不僅得遇良師普蘭特，又有獎學金際遇，剛好能夠找到份經濟學者工作，實屬“幸運”。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并沒有系統學習經濟學，但是通過普蘭特以及很多同學的討論，則建立很多認知，他甚至認為，“像我這樣未受過正規訓練而踏入經濟學的世界，事后證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經正規的思考訓練，讓我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企業的意義

科斯的商科專業，無形中為他提供了微觀層面理解經濟的背景之一，而美國的游學經歷則使得科斯對于企業理論開始了自己獨立的見地。

上個世紀30年代是一個極端傳奇的年代，1929年資本主義危機席卷歐美，而蘇聯夢卻似乎展示了一個欣欣向榮的全新鏡像，意識形態和知識觀念都在歷史的變革中對峙交鋒，也為觀察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1931年，日后大受關注的維也納經濟學家哈耶克來到倫敦，在科斯的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行了4場“價格與生產”的演講，這場演講大獲成功，也為哈耶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謀得教職。至于當年還是學生的科斯，日后也多次提及這次經歷，他說“聽了這些演講，我們知道了為什么會有蕭條”。

但科斯日后仍舊記得，自己當時存在一連串疑惑：價格機制是否就已經足夠了呢？如果是，那么企業這樣明顯的帶有計劃色彩的團體為何存在呢？企業的內部管理和國家的產業計劃存在什么不同？價格機制和企業管理之間是什么關系？假如所有必要的協調都已由市場提供，為何還需要管理呢？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廠，為什么蘇聯的經濟不能像一個大型工廠來運作呢？……科斯帶著這些疑問來到了美國，等到他次年回到英國開始上課的時候，科斯已經找到了答案，寫出了《企業的本質》。

提出好問題是有好答案的開始，那么答案是什么？價格機制雖然有效，但是并非沒有交易成本，也正因此，企業有了存在必要，企業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機制，企業與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資源配置方式。這一發現為什么重要呢？在過去，經濟學家總說正常的經濟體系自行運轉，似乎經濟交換活動存在于在真空狀態，沒有任何阻力與摩擦力，也就是沒有交易成本這回事。

這一說法口口相傳，經濟學家也不去追問真實狀況如何，卻對于企業這一無所不在的微觀組成形式視而不見?？扑谷缤痘实鄣男卵b》中那個誠實的小孩，他不僅觀察到皇帝沒有穿新衣，也就是真實世界存在企業這一制度設計，而且思考到皇帝為什么不穿新衣，答案是正是交易成本的存在。

1932年夏天，科斯未滿22歲，卻已經寫出了《企業的本質》，雖然當年沒有引起重視，這卻被視為他最重要的發現。那一年，科斯還結婚了，他的妻子一直伴隨著他，直到去年去世。按照科斯自己的話說，“當年我只有21歲，陽光從未停止照耀。”

對抗黑板經濟學

科斯論文不多，在《企業的本質》發表幾十年后，科斯發表一篇論文《社會成本問題》，開始引發關注，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甚至將科斯思想概括為“科斯定理”?？扑苟ɡ戆姹竞芏?，其最通俗版本就是：只要產權明確，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無論如何的契約安排，最終結果都是產值最大化。不過，很多解釋也很難令科斯滿意，以至于他曾說大多數批評是不重要和有缺陷的，甚至贊同也往往是誤解。

科斯的洞察力，不僅使得他在80歲高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更使得每個試圖理解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人，都受惠于他。伴隨著經濟學在數理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科斯式的努力更加彌足珍貴，他的存在，使得人們時刻反思常識，經濟學到底離開真實有多遠？

在科斯看來，經濟學已經走向想象的真實，“當經濟學家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現實世界中出現的問題時，就創造一個他們能夠把握的假想世界?！边@是科斯從上世紀30年代就拒絕的思考模式，但卻在今天通過各種模型和數理工具大行其道，甚至在別的社會學科攻城略地，經濟學帝國主義如日中天。對此，科斯對于這樣的形式主義始終抱以懷疑，科斯認為最重要的缺失在于真實，他曾列舉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的比喻，“讓我們想一下一個經濟學家要研究馬，他會怎么做？他會開始研究，并思考如果我是馬我會怎么做？然后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就能得出結論。”

這種研究模式如今愈發流行，科斯認為缺乏真實、不合常規是其最大問題。科斯被尊為制度經濟學鼻祖，他認為現代制度經濟學家們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正統經濟學的理論，但是他有所保留，“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作這樣的假設，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我看來，這個假設既沒有必要，也會引入歧途。我已經說過，在當代制度經濟學中，我們應該從現實的組織體制出發。同樣，讓我們從現實中的人出發，我這樣說，并不是要對諸如‘如果能夠省力地獲得某種東西，那么對這種東西的需求將會增大’或者‘如果價格提高了，那么供給就會增加’這樣的命題提出質疑。但是，追求的是什么東西的最大化？我的一些同事引用巴特曼的一句話，說瘋人實際上也在進行計算。這句話是對的，而且我認為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僅此而已。我認為我們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說，瘋人也是有理智的。”

近些年的評論，國內很多人甚至包括學者，重視或者輕視科斯，都過分將注意力放在用不用數學之上。事實上，即使自認為“以散文形式寫論文”的經濟學家，科斯的要點也非常清晰。他曾經說過，他的一些言論有時被理解為對經濟學理論數學化含有敵意，但事實并非如此，他甚至認為一旦發現影響經濟體系績效的真實因素，對因素間的復雜相互關系的研究就必定需要用數學方法來處理，就像自然科學一樣，他希望這個時代快點到來。

伴隨著新古典范式逐漸流行，在抽象的前提下解釋想象中的均衡，科斯曾經斥之為“黑板經濟學”。不過，科斯也不認為存在“科斯經濟學”之說，而認為更應該稱之為“正確的經濟學”。所謂正確，還是回到開篇所謂的“真實與客觀”。

作為科斯在中文世界甚至是英文世界最重要的知音，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說科斯，“讀很多書，翻閱文件無數，但正規的經濟學論著他背得出來的只有3本?！边@3本便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弗蘭克·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 的《政治經濟的普通常識》。

很多人都以為張五常是科斯學生，張五常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誤解”，并列舉了好幾條理由，“他的文章論事與分析的風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經濟學上的興趣與我如出一轍；我的《佃農理論》常被視為‘科斯定律’的實例；我幾乎每一篇學術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則多次對人說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

張五常眼中的科斯是什么樣的人呢？在這一篇文章中，張五常表示科斯是他認識的學者中最頑固的人，“我可以說服他邏輯上有錯，或這里那里要說得清楚一點，但他的思想路向是不能移動的。他沒有興趣的話題，對他說是白費心思。他堅持經濟研究要知道真實世界發生著什么事，反對黑板經濟學，而選上了一個題材，不走到盡頭他不會罷休。”

正是這樣的執著，使得科斯的研究始終對于真實世界抱有敏銳的直覺，同時他本人始終拒絕接受黑板經濟學的簡化邏輯，也使得他的研究幾乎改寫了經濟學的慣有思維。

中國與科斯

科斯去世之后，中國經濟學界與公眾反應之熱切，幾乎鮮有別的經濟學家可以匹及，從前些年科斯百年探討會的受關注度也可見一斑。

回頭來看，科斯對于中國有感情，據說從小他就對馬可波羅游記中中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驚異，一直念念不忘，他對于中國的關注更多應該是源自對于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道主義關懷。這個國家發生的一切，不僅是真實世界的重要變化，也是經濟理論需要予以關注甚至回應的現實。

據說任何關于中國取得的進步消息都令他滿意，他晚年還和中國助手出版了一本《變革中國》，甚至原定在他去世前一個月來訪中國，很多人也將科斯視為影響中國最大的經濟學家。盡管如此，科斯的研究領域并不是中國，甚至很難斷言他的經濟理論過去就直接在中國得到運用，但是他的理論的普適性不僅可以用于解釋中國當前的成就，或許也更可以為中國的未來指明方向，這才是科斯所希望的真實吧。

在一次接受助手王寧的采訪中，科斯曾經如此說，“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有正確的態度，那么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

那么，什么才是正確的態度呢？這耐人尋味，不過，同一篇采訪中，科斯倒提出了中國人一個不好的特點，那就是順從權威，他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做的，是在對中國市場經濟運行進行認真系統的調查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觀點。我的論文，比如《企業的本質》或者《社會成本問題》，并沒有給中國經濟學家要解決的問題提供答案。我的以及別人的論著所能做的，至多是提供解決問題的可能方向。”

科斯被某些人稱為亞當·斯密之后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但科斯對于亞當·斯密的思考卻令人佩服。他重讀《國富論》，并且反問過去兩百年，大家都做了什么：盡管分析越來越復雜，卻對真實經濟體系缺乏洞見，很多方法還不如亞當·斯密，原因是什么？科斯認為部分答案是“我們沒有讀過《國富論》吧”。

又有多少人讀過讀懂科斯了呢？對比科斯去世之后國內的熙熙攘攘，或許，理解科斯，更應該從拒絕對于科斯的簡化與神化開始，從重讀科斯開始。

背景

科斯的三篇著作

《企業的本質》

科斯認為企業是市場(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之所以是通過一個權威來配置要素資源，是因為使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這成本包括買賣雙方的搜尋費用，度量商品數量和質量的費用，談判的費用，契約的簽訂與監督的費用，糾紛安排要解決的費用等。但使用企業也要付出監督管理的成本。企業與市場的相互替代，停留在這兩種費用在邊際上的相等處。

《聯邦傳播委員會》

被斯蒂格勒歸總出著名的科斯定理?？扑苟ɡ碚J為，法定權利的最初分配從效率角度上看是無關緊要的，只要這些權利能自由交換。換句話說就是，由法律所規定的法定權利分配不當，會在市場上通過自由交換得到校正。

《社會成本問題》

本文的意義是提醒關注正交易費用的世界。該文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為零時合約行為的特征，批評了庇古關于“外部性”問題的補償原則（政府干預），并論證了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市場交易即使在出現社會成本（即外部性）的場合也同樣有效。是前一篇文章引發爭論的一個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