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意義可比當年深圳特區

2013年09月14日 00:14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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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曉輝、譚志娟、李正豪 | 發表時間：2013.09.16

刊發于總2028期《中國經營報》[區域經濟]版 0條評論被次查看收藏

主持人：本報記者熊曉輝譚志娟李正豪

嘉賓：

張占斌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何萬篷　上海前灘新興產業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員

陳興動　法國巴黎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

陳李　瑞銀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獲批激發全社會對于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期待，不僅在資本市場上形成了自貿區概念，而且引發了業界對自貿區后續試點的廣泛猜測。

以設立自貿區為標志的新一輪開放將產生哪些創新舉措？哪些行業將受益？在我國改革史上地位如何？近日，《中國經營報》記者邀請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上海前灘新興產業研究中心主任何萬篷、法國巴黎證券董事總經理陳興動、瑞銀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陳李進行了深入討論。

上海自貿區看點：金融創新

我國將通過何種路徑和步驟，探索資本的開放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是值得關注的。

《中國經營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上海自貿區”）獲批以后，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作為一個國家試點，你最關注上海自貿區的哪些創新舉措？

張占斌：上海自貿區獲批以后，國內外都很關注，在達沃斯論壇上，也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上海自貿區的地位相當于當年設立的深圳特區，也有人認為，上海自貿區的設立與當年加入世貿組織是同等重要的事件，總之這是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標志性事件，是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平臺和試驗場。

當然，我國的對外開放已經有過很多探索，在以設立自貿區為標志的新一輪的對外開放中，我國將通過何種路徑和步驟，探索資本的開放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是我個人比較關注的。一方面，我國將通過自貿區的開放政策，發揮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我國如何在推進資本開放的過程中，防范金融風險、保障經濟安全，這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何萬篷：設立上海自貿區標志著我國的改革創新進入“開放經濟”的引領階段，我國希望在自貿區上產生“浦東能突破、上海能推廣、全國能借鑒”的改革效應。

上海自貿區獲批的背景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范圍、深層次的震蕩和調整，中國外貿已經由此前連續多年的2~3倍于GDP增速的“萬馬奔騰”發展狀態，徒然切換到了被各經濟體“聯合圍剿”，增速降到10%以內，甚至低于GDP增速。

這種情況促使我國進行深入調研，尋求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在體制、稅制等方面的突破，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貿易便利化歸根結底就是流動自由化，包括人、財、物流動的自由化，這將帶動我國的全面改革。

陳興動：自貿區在國際上并不陌生，就是在一個區域里實施最自由的商業規則，盡可能地讓企業發展免受各方面的限制。也就是說，在自貿區之內活動的所有企業，無論什么性質，都遵循最合理、成本最低與商業模式最優化的規則。

上海自貿區是在綜合保稅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雖然綜合保稅區已經提供很多方便，可以為企業提供關稅與稅收等優惠，但是綜合保稅區的政策不及自貿區涉及的領域更廣泛，上海自貿區有望根據國際商業規則運作。

與綜合保稅區相比，上海自貿區具備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政策范圍擴大，不僅涉及關稅保護，而且包括貿易、生產、金融、信貸等各種領域；二是不僅涉及物流自由化，也涉及到信息流、資金流、人流的自由化；三是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外國投資者享有國民待遇。相對而言，采用負面清單管理的自貿區，比采用正面清單管理的綜合保稅區，政策上更開放，創造性也更強，這會使相當多的企業希望擠進自貿區。

陳李：上海自貿區的核心突破是政策法規和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比如人民幣國際化；其次更多體現了決策層的膽識，尤其是在當前資本外流與QFII擴容的背景下，將長期來看必須推進的改革在上海自貿區推出。金融服務的創新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將為貿易的發展提供支持，更為重要的是，上海自貿區對于金融創新的試點具有推廣到全國的借鑒意義。

機遇：服務貿易的春天

目前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僅為43%，遠遠低于高收入國家70%左右的水平，我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應該向50%～60%的目標發展，未來的發展空間較大。

《中國經營報》：在上海之后，天津、重慶、廣東等地區都在籌備建立自貿區，最近兩三年，我國會形成一系列的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嗎？如果要形成這種格局，其中的步驟和難點是什么？

張占斌：上海自貿區獲批以后，一些省份也想加入，也進行了一些前期研究。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上海自貿區的前面還有個中國的字頭，這表明了設立上海自貿區是我國在新一輪改革背景下的戰略性舉措，不可能一下子批很多試點。當年我國搞特區，一開始設了四個，算是比較多的，這一輪開放試點選在上海，從長遠來看，肯定不止上海一家，但是遍地開花也不現實，肯定是從上海做起，積累經驗，然后逐步推開，形成各自的特色，這是一個方向。至于說時間上的安排，這個沒法預測。

何萬篷：相對于國際上成熟的自貿區，我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在外匯管制、貨物監管、企業的注冊成立與功能整合（比如內外貿易一體化、物流與結算集成）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限制，充其量就是一些半自由化區域，離岸貿易等業務發展也不充分。

前一段時間獲批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提出，可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探索建立自由貿易園區，逐步研究建設舟山自由港區。雖然社會各界認為，“條件成熟”很難明確把握，但從中可看到經濟特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港、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特殊經濟功能區就地升級的趨勢方向。

可預測的是，特殊經濟功能區的就地升級，將取代各類新區的審批，成為“十二五”后半程的重頭戲。這個升級方向的要義，就是貿易便利化。

陳興動：之所以出現各地競爭自貿區的局面，是因為設立自貿區存在幾大好處：活躍地區企業經營活動，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可以產生示范效應。目前，由于一些體制問題制約經濟發展，如果通過設立自貿區可以解決一些爭議問題，這樣就可以減少改革阻力，并可以不斷釋放改革紅利推動經濟發展。

《中國經營報》：近期，自貿區概念成為影響股市的重磅消息，一些個股受到了資金的瘋狂追捧，自貿區將對哪些行業形成重大利好？帶來哪些投資機遇？

張占斌：我認為上海自貿區會在服務貿易方面有一些新的舉措，這也會為我國下一輪服務業的完善和開放探索一條道路。

何萬篷：今后的發展重點不是轉口貿易，而是離岸貿易；自貿區的競爭優勢不在于低稅率，而在于簡明稅收體系；自貿區將優化營商環境，改變政府治理結構，區外比區內更精彩。

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的跨國公司將越來越多地升級成為“集成商”，這是全球商業革命和生產組織方式革新的方向。在上海，截至2012年底，已經有1000多家跨國公司落戶，分析其中的結構，包括265家投資性公司，403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351個研發中心，95%以上的地區總部具有兩種以上的總部功能。上海自貿區的制度變革和環境再造就是要響應企業形態的變革。

陳興動：投資機遇將出現在服務業。過去30多年中國發展最快的是制造業，設立自貿區提及擴大服務業開放，目前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僅為43%，遠遠低于高收入國家70%左右的水平，我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應該向50%～60%的目標發展，未來的發展空間較大。

陳李：在投資機會上，自貿區的發展將帶動區內以及周邊地區的土地開發，按照深圳前海的發展經驗，自貿區將帶來土地價值的大幅提升，這對擁有土地儲備的企業、園區開發企業、建筑業等都是重大利好。

意義比肩深圳特區

應該站在當年設立深圳特區、加入世貿組織的同等高度看待上海自貿區的歷史意義，決策者和推動者也應該站在這個高度去擔負更大的探路任務。

《中國經營報》：在我國歷史上，設立特區、加入世貿組織等事件，都在一定時期釋放了巨大的改革紅利，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你如何看待設立上海自貿區的歷史意義？

張占斌：我認為，應該站在當年設立深圳特區、加入世貿組織的同等高度看待上海自貿區的歷史意義，決策者和推動者也應該站在這個高度去擔負更大的探路任務，從而更好地為新一輪開放積累經驗。

改革開放是我國既定的戰略方向，設立上海自貿區是我國繼續走開放路線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向國際社會表明我國融入全球化的堅定決心。從國家層面來講，通過設立上海自貿區，我國可以更高水平地對接全球的貿易組織和貿易總規則，從中可以產生實實在在的發展機遇和經濟效益。設立上海自貿區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需要精心耕作，把步子走得更穩，這將對下一步我國更大規模的開放，以及與國際上的新一輪對接，起到更好的支撐作用。

何萬篷：上海自貿區的意義就在于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擴自由，追求自由全面化。

在自貿區建設中，我國將面臨此前熟悉的貨物貿易和不熟悉的服務貿易，特別是信息貿易，不僅我們不熟悉，國際上也沒有太好的老師，大家幾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我們能克服挑戰，抓住機遇，上海還可能會成為世界級的“貿易特區”，引領長三角乃至全國實現真正的產業升級換代。

陳興動：建設自貿區的必要性是因為中國自身的改革需求，通過開放促改革，上海自貿區試點成功以后，將會對國內其他地區產生較大推動作用，為中國帶來更大的改革紅利。因此，建設上海自貿區的意義類似于當初建立深圳特區，將對下一輪中國經濟改革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