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改革政治體制才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2013年09月16日 11:58
來源：鳳凰財經作者：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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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森鳳凰財經/攝

鳳凰財經訊 9月14日，值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和多位知名經濟學家一起做客第一期“鳳凰財知道讀書會”，闡述中國從傳統增長模式轉向現代增長模式的具體改革路徑。

期間，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表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體制不改，中國就不可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韋森

今天非常高興參加吳老師的《轉變中國增長方式》讀書會。在來之前，我重新細讀了吳老師這本書的PDF文檔，最近兩天，我也細讀了吳老師的另一本專著《當代中國改革教程》。說實在的，讀過吳老師的這兩本書，不僅感到收益良多，也真得感到很震撼。實際上，最近中國經濟學界關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和及其相關問題的許多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吳老師在幾年前都討論過了。譬如，最近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堅持說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還要靠政府投資來推動。如果這些經濟學家認真讀過吳老師的這本書，可能就不會說這類話了。

由于今天讀書會發言時間安排比較緊，我不想全面評價吳老師的這本書，這里僅對對吳老師這本書談三點個人學習體會，也在后面順著吳老師這本書所討論的話題和主要思路，對當下中國經濟格局和未來走勢談三點自己的初步判斷：

我的第一點學習體會是，吳老師的這本《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不僅僅是一本中國增長模式的現實研究，而且是是一本學術理論著作，是一本大視野、長時段、多維度的理論分析與現實描述相結合的著作。吳老師一方面諳熟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另一方面也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乃至當代經濟學中各經濟學流派的經濟增長理論非常熟悉。另外，吳老師對前蘇聯的經濟演化過程和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發展歷史也非常熟悉，且親身經歷和參與了過去30多年的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參與了一些改革方案的設計，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提出過許多意見和建議，有些意見和建議也為數屆政府所接受和采納。在此理論的和實際的、廣泛的和全面的知識背景下，吳老師能用一個歷史的和前瞻性發展的觀點來討論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方式形成及其演變過程，既有一定的理論深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既是一本討論中國經濟現實的著作，實際上也是一本理論著作；既是一本當代中國經濟史，也是一部經濟思想史；既討論了當下中國的格局和問題，也更加指向未來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道路。

第二，正如吳老師剛才發言中所談，早在20世紀60年代蘇聯經濟學家就曾討論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些文件中也有“轉變增長方式”的提法，但是，可能今天無人置疑，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吳敬璉老師較早發現并在近些年一直呼吁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這些年來，吳老師幾乎利用一切場合不遺余力地堅持宣講要轉變中國增長方式這一理念，他的主張也被上一屆政府和本屆政府決策層所接受。盡管到目前為止，在我們國家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困難重重、步履維艱，但是在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宏觀經濟增速下行，經濟社會問題不斷積累的情況下，目前說要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估計沒有任何人和任何經濟學家持反對意見了。這應該是吳敬璉老師這些年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理論貢獻。歷史應該記住吳老師的這些理論貢獻。

第三，我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吳老師在這本書中提出了“發展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并用了近代和當代經濟史上許多國家的增長數據和史實來說明這一觀點。關注我去年在“FT北京高峰論壇”上所做的“中國宏觀經濟增速在下移”的發言以及我去年給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所做的兩萬多字的書評的媒體界朋友可能注意到，我說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并不主要是靠更大規模的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而是要靠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F在看來，我和吳老師的觀點和判斷幾乎完全一致。只是前天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匡志宏總編把這本書的PDF發給我之后，我這兩天細讀了一邊全文，發現我去年兩篇文章所講的觀點，原來吳老師在2005年就講過。所以，作為一名后學，我更加佩服吳老師的洞識和先見之明！我的一個感覺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政府決策層，社會上的許多人士，乃至我們的許多經濟學家，還沒轉變過來對現代經濟增長實質的理解，老是認為經濟增長是生產出來的，而不是交易出來的，意識不到按照英國經濟學家Allan Young的看法，即社會生產越迂回，參與市場交易的部門越多，一國的GDP就越大。譬如，一些最新數據表明，在2011年美國的15.9萬多億美元的GDP中，制造業所創造的GDP只占11.72％，而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就占20.7％，服務業整體占76％以上。而在我國2011年大約7.5萬億美元的GDP中，服務業所創造的部分還大致只有43.1％，而整個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份額還不到7％。這些數字說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還要靠發展服務業，或者說從服務業發展來看，中國經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而這一點，吳老師早在6～7年前就有很多深刻的論述了。

下面請允許我利用這個機會我再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談三點自己的基本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我們的政治體制尤其是政府體制不改，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可能就轉變不了，或者說轉變就會非常困難。正如吳老師在這本書中所說，盡管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早在七八年前就提出來了，吳老師也幾乎在一切場合不斷呼吁這一點，亦為兩任政府決策層所接受、為社會各界所認同，且胡錦濤和上一屆政府領導人多次強調要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但為什么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還是沒有轉變過來？我們目前還是靠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最近國家統計局和一些研究機構發布的數字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問題。譬如，按照興業銀行最近的一項研究，2004年中國的在建項目與GDP的比率為86％，2007年為100％，2012年已經攀升歷史的高位134％，比2004上升了48個百分點。新建項目計劃投資規模來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2004年至2008年間從未超過GDP的40%，但2009年之后卻連年上升，到2012年已高達史無前例的60%新高，比2004年的31%高出了將近一倍。去年15.6萬億的新增貸款和社會融資，以及今年上半年超過10萬億的新增貸款和社會融資，又大部分到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房地產行業中去了。這一切說明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還是沒有轉變過來，目前還是主要是靠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

可能吳老師還記得，大約在于2006年（還是2007年？），曾在我們復旦經濟學院舉行了一次關于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關于“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對話會”。在會上吳老師首先發言，講了一篇很學術的文章，其中大部分觀點應該后來都收入了這本書中。聽完吳老師的發言后后，我曾評論道：“吳老師，我非常同意您的見解和提法，恐怕全社會也都會同意您提出的要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觀點。但是在我們現在這種體制下，不可能轉變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等于對一只老虎說：‘老虎同志，你不要吃肉了，你吃草吧！’這是不可能的！老虎本來就是吃肉的動物，它不吃草?！爆F在幾年過去了，現在我們這個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還是沒有轉變過來，因為政府這個具有巨大和超強的資源配置權力的“老虎”不會吃草。實際上，吳老師在這本書后面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時，也說我們的體制不改，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不可能轉變，我理解講的也是這個意思。

為什么說政府體制不改，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不可能轉變？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政府還是一個發展主義的政府，還不是一個服務型政府，還不是一個公共財政型的政府。政府的首要“目標函數”，乃至政府官員的升遷，都還與各級和各地政府所主導的GDP增長聯系在一起。從現實看，各級和各地政府官員要把本地區的GDP搞上去，或者說不讓GDP增速減下來，可能政府投資，公共項目和基礎設施投資最見效了。在這樣的體制中，你不讓政府官員靠基建投資來保GDP的高速增長，誰會聽你的？再說沒有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基建項目上馬，一些政府官員又怎樣從中為個人、子女、親屬乃至關系謀利尋租？

我這兩年一直堅持的第二個判斷是，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速下移已經是個自然趨勢了。觀察一下二次戰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軌跡，我們會清楚地發現，對于一些趕超型的國家和經濟體來說，經過一段高速經濟增長后，經濟增速不是緩慢地、漸進性地下滑，而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下移。就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而言，幾乎沒有任何經濟體是例外。從產能過剩和潛在增長率來綜合考察，中國經濟增速下移或者說下一個臺階目前看來必不可免。如果政府決策層認識到這一點，順應這一趨勢，不再在宏觀經濟總體和國家發展戰略上再指望靠發動一輪更大規模的基建投資來維持目前強弩之末的高速度，目前看中國經濟還沒有多大風險，但是如果意思不到這一點，仍然想指靠更大規模的“鐵、公、基”投資和高投資率來維持我國多年的超高速增長，人為“保8”或“保7”，只會加速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惡化，最后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第三個判斷是，要警惕并注意目前中國社會的這一特別顯著的體制特征：政府既是一個巨大的投資主體，也是一個巨大的產權模糊不清的資產所有主體。原來我并沒有注意這個問題，暑假在外地跑了一下，做了一些調研，與一些實際部門的同仁做了些交流，才略有注意到這一問題，且覺得這個問題大得不得了！現在，請問哪個政府部門——如那個部、廳和局下邊沒有自己所下屬的樓堂館所乃至投資或資產管理公司？又有多少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正在利用自己所分管口子的政府資產為個人、親屬和“關系”進行經營乃至尋租？有多少政府部門擁有自己的豪華賓館甚至豪華的度假區？多少政府部門有自己的投資和融資公司？甚至我最近觀察到，連民政部門這樣比較權力“邊緣”部門也可以從自己分管的殯儀館和墓地中從中謀利？這些年來，隨著我們各級和各種政府的部門利益分割、擴張和固化，尤其是隨著一些當時在職分管的部門領導退休和調離，我們一些政府機構到底有多少資產，多少樓堂館所，連省長、部長、市長、乃至新上任局長也說不清楚。更為嚴重的是，我國現行的體制，實際上默認這種政府所有資產的為部門所有，并默許各部門運用這種自己所屬和實際掌控的政府資產進行經營和個人尋租，從而導致各部門的一些行政長官和公務員實際上成了運用“政府資產”進行個人尋租的謀利階層。這是中國體制的一個顯性的和主要的特征。去年，馬駿、曹遠征和李揚他們分別帶領一個課題研究小組做了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評估。最近，他們的研究報告陸續出來了，得出來的數字差異甚巨，相互差別超過十萬億。這也實際上說明，到底我們各級政府及其各政府部門到底擁有多少資產，是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最近聽說安徽省馬鞍山市政府和其他地區的一些政府做了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叫部門政府資產摸底登記，進行政府資產盤查。他們的做法，先讓各個局自報所屬國有資產，瞞報者以后若查出來均收歸“市里所有”。這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也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我覺得應該推廣馬鞍山市和其他一些地區政府的經驗，進行政府資產盤點和登記，摸清和盤查我們各個部、各個廳和各個局的“國有資產”到底有多少，摸清政府資產的家底。這樣會減少一些政府官員利用這些國有或者說全民所有的資產進行個人尋租和為本部門官員和工作人員謀私利的機會和可能，自然會減少貪污腐敗，也從而為地方的發展和減少政府負債創造一些條件。這說來也應該是為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做一些基礎性的準備工作。

概言之，只要政府還仍然是一個市場運行的統御者和參與者，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員實際上還是一個個經濟增長的“尋租者”和“謀利者”，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不可能真正有所轉變。因而，可以預見到，如果政府的權力得不到實質性的約束和制衡，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不可能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問題，目前是、且在一個可以預期到的未來時間里仍然是個政治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唯一能最后解決“轉變增長方式”問題的可能就是經濟的“大蕭條”了。通過大蕭條來促使政治體制改革，乃至最后完成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是我們每個中國人都不愿看到和全社會應該盡力避免的。（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