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須有危機應對機制

2013年09月28日 05:11
來源：京華時報作者：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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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特約評論員徐立凡

上海自貿區，不只是為了建造一個“錢袋子”，更是為了建造一個改革的蓄能池。上海自貿區，既是資本的革命，也應是行政思維植入法治的革命。前者是上海自貿區的外表，后者則是上海自貿區的基石。

9月27日，國務院印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至此，上海自貿區的架構從紛紜猜想走向清晰。

推進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審批轉為注重事中、事后監管，建立集中統一的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體系；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以及社會服務領域擴大開放，暫停或取消投資者資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范圍限制等準入限制措施；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在風險可控前提下，試驗區內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創造條件進行先行先試；允許外資自由轉移投資收益……一條條橫跨貿易、投資、服務、金融、稅收、行政體制等多領域的開放措施，勾勒出的不僅是空前的開放力度，還有推動復合型改革的決心。上海自貿區，不只是為了建造一個“錢袋子”，更是為了建造一個改革的蓄能池。以開放促進改革，以開放增量效益進補改革共識，是上海自貿區的最大邏輯。

當然，不到30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貿區，能否如《方案》開宗明義所說：“使之成為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能否產生全國性的輻射效應，還要看其實際運行情況。

相對而言，在貿易服務和投資便利化兩個方面，不存在太多難解之點。商品服務和招商引資多年來的持續增長，足以賦予上海自貿區類似的優化經驗，而暫停或取消投資者資質要求、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等新政策，事實上給予了區域內“法無禁止即可行”的充分自由。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下，資本與監管的契合度最高，可以用最明晰的方式，實現貿易服務和投資便利化的最大優化。

但是，在金融開放領域，上海自貿區將面臨真正的挑戰。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開展離岸業務等寬松條件，意味著區域內將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港，在享受政策洼地帶來的種種利益的同時，也必須經歷監管是否失控的考驗。開放，就意味著巨量資金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出其間，這其中蘊含著巨大的風險。相對而言，區域內的金融政策，只有利率市場化具備了全國推開的基礎條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分攤了可能的風險。其他金融政策，足以對區域外資金產生虹吸效應。尋求套利的熱錢愿意進來，來源不明的資金希望從中尋找離境通道，區域內金融機構有可能錯配在岸業務與離岸業務的資源，都可能醞釀出不小的風險。什么是正常資本流動？什么是異常資本流動？哪些異常資本流動可控而哪些須嚴加防范？上海自貿區必須建立相應的危機應對機制，以避免區域簡單成為資本的聚集地，而失去其金融改革的先行者意義。

這種危機應對機制的建立，本身就對行政機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方案》中，已經清晰描繪了區域內行政改革的方向：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體系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系，政府管理轉為注重事中、事后監管。這強調了行政管理的效能。更進一步看，上海自貿區始終在風險可控中大膽開放，還必須探索出基于法治基礎上的行政管理模式。單純的開放只能產生階段性、局部性、不可復制的紅利。既開放又有序的格局，只能建立在法治基礎上。法治，具備最好的風險識別能力。

上海自貿區，既是資本的革命，也應是行政思維植入法治的革命。前者是上海自貿區的外表，后者則是上海自貿區的基石。相關報道見今天03-07版